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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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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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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当时，“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他“受到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9）］但他不受劝诱，毅然归国。他同情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曾到天京访问并向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议。从1863年起到80年代，他帮助洋务派办理洋务。1871年他提出的教育计划经清政府批准，分期分批选拔少年到美国留学。1872—1875年他任清政府“幼童出洋肆业局”副委员，旋任清政府驻美、西、秘三国第一任副公使。1898年他参加变法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被迫出逃上海。1900年他在上海被拥为自立会（“中国国会”）会长。自立军“讨贼勤王”起义失败后，他出逃香港，后赴美。这一系列失败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赞成维新变法、“勤王”转为同情革命，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从维新派转为革命者。他的战友和同事谢缵泰说：“容闳博士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深深热爱祖国。”［（10）］他的美国朋友特韦契尔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对容闳的评论是：“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11）］
19世纪60—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英、俄、日、美、法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新疆、西藏、台湾和西南地区进行窥伺、渗透、侵略、扩张，策动民族分裂，侵吞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纷起抗争，抵抗外国侵略，反对民族分裂。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左宗棠出兵平定了新疆的叛乱，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进一步密切了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西藏地区的藏族等各族僧俗人员，对英军侵略西藏，表示“誓死抵御，决无二心。”［（12）］“男丁死后，即剩女流，情愿复仇抵御，别无所思。”［（13）］终于挫败了英、俄企图分裂、侵吞西藏的阴谋。
中法战争时期，1885年2月，当法军侵占镇南关后，得意忘形地在关前插立的木柱上用汉字写道：“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镇南关的壮、汉族人民十分气愤，也在关前树立木柱，大书：“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14）］表示了各族人民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爱国将领冯子材团结带领爱国将士，在祖国南疆的汉、壮等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奋战，取得了威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这是中国近代大规模反侵略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同胞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于1884年9—10月间掀起了一场抗法、反帝、反殖民的罢工斗争。香港华人报纸——《新华日报》、《中外新报》、《卫生日报》、《文摘周报》等刊登了两广总督衙门关于抗法的几项谕示。香港华工拒绝修理法军侵袭福建马尾港时被福建水师击坏的法军舰船，华人船民拒绝运送侵华法军在港采购的食品，华人车夫拒载法国人，华工拒绝为法国人干活，清洁工人、木匠、碾米工人、煤业工人、轿夫、屠夫等很多行业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抗议法军侵华，支援祖国的抗法斗争。英国殖民地总督乔治·鲍恩哀叹道：“无论是提供什么样的奖赏，中国的手工业者、船民、苦力都不愿为法国人卖力。”［（15）］这次罢工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表现了香港同胞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在香港的华人居民中，有很多不同的方言群体和不同的职业组织，地方观念和行业帮会有时成为民族团结和互助合作的障碍。当法军侵华和港英当局助法抑民时，祖国的安全和广大华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大敌当前，不同方言群体和不同职业的华人就自动联合起来，举行罢工、罢市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法战争。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港口是侵华法军的军舰、船只必经之地，当地华侨得知法军侵犯台湾基隆，击毁福建水师舰船和马尾造船厂，清政府对法宣战、两广总督衙门发布的四项抗法谕示，以及香港同胞开展抗法罢工斗争等消息后，群情激愤，纷起支援祖国的抗法斗争，他们散发抗法传单，捐款支援祖国，并利用修理法国舰船之机破坏法国舰船，放置毒药于法军食物中，使法军十分惊恐。美国的华侨慷慨解囊，在两三个月内就捐款50万洋元，汇寄回国支援抗法。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广大侨胞热爱祖国的高度民族凝聚力。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由于慈禧和李鸿章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日本气焰十分嚣张。广大爱国将士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浴血奋战。黄海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率全舰二百多名官兵驶舰猛撞敌舰，拟与敌舰同归于尽，壮烈牺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全国哗然。遍及全国的废约、迁都、再战、反对割地等激扬愤慨的呼声，是当时的爱国思潮的具体表现。辽东人民反对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辽阳民团誓与侵略日军决一死战。台湾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纷起反对割台，以徐骧等人为首的义军，刘永福率领坚守台南的军队，以及台湾高山族人民，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与侵台日军展开血战，大小战斗达一百多次，毙伤日军三万两千多人。
《马关条约》签订后，出现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亡国灭种的威胁与日俱增，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均日益激化。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全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
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由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政治改革运动、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和“变法维新”的运动旗帜，是当时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核心和动力。“公车上书”——由全国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其团聚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百日维新”——变法维新的政治实践，冲决封建的政治、思想罗网，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场维新运动以“圣君”、“明主”为中心，以“贤人”、“智士”为动力，缺乏广大群众的力量源泉，因而不过是昙花一现。
当中国刚刚步入20世纪之年时，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运动以广大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组团自卫为先导，“自卫身家”，“互保闾里”，进而发展为广大义和团群众汇集京、津，“扶清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当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十分尖锐，表现了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民族义愤和“保国”的爱国精神，因而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除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参加外，还有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部分官员参加，声势浩大，举世震惊。但是，“扶清灭洋”的口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它将“大清”、“朝廷”与“中国”等观念混为一谈，将“扶清”与“爱国”等同齐观，使凝聚力的核心不纯不正，受骗上当。它将“外来侵略势力”与“洋人”视为一体，盲目排外，因而使运动陷入误区。
在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义和团和京、津广大爱国军民英勇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顽强斗争精神。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打乱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表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威力，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已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内忧外患的局势促使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觉醒，他们一方面更广泛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探索中国救亡图存、推动中国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武器。中国魂或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正是在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条件下，从中国传统的小农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变的产物。
1899年12月23日出版的《清议报》发表了梁启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魂安在》，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魂”这一概念。梁启超在文章中惊呼：“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文章指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已是“无魂之国”，所以要“制造中国魂”；中国魂是“兵魂”。“爱国心与自爱心”则是“兵之魂”；而“制造国魂之药料”，是“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制造国魂之机器”，是“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这段关于中国魂的论述，既保存着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爱国心与自爱心”，又赋予其时代精神——近代关于“人民之国家”的新观念，实乃梁启超重新制造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但是，梁启超所说的“人民之国家”，乃是维新派关于“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他想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来实现政治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实乃不切实际的幻想。
20世纪初年，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利用清政府开设学堂和允许留学的机会，纷纷到大城市读书或到日本等国留学，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出现了一个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他们在1903年前后兴起了一个创办刊物热潮，并多以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为中心，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关于中国魂问题，是当时这些报刊的中心论题之一。
1903年8月出版的《江苏》第5期发表了《国民新灵魂》一文，首先指出：“吾中国之民族，伟大之民族也；……今者世暗奴欺，时衰鬼弄，真魂失性，灵性改常。”文章认为，在外族入侵下，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丑恶的灵魂：“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文章抨击上述六种丑恶灵魂，主张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兼采他国之粹，铸成五种新魂：“一曰山海魂。……夫气吞云梦，口吸西江，指现须弥，胸蟠五岳，山海魂之谓也。吾欲以此铸我国民之魂，……二曰军人魂。……一切社会之组织，皆当以军人之法律布置之；一切国防之机关，皆当以军人之眼光建设之；一切普通历史风俗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贯注之，是故铁血者神圣之所歆，剑铳者国民第二之衣食住。……其三曰游侠魂。……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其四曰社会魂。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爱，终不可行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其五曰魔鬼魂。……夫吾国民而不真欲驱逐异族实行革命则已，苟欲之，则一切政府重要之地，兵卫森严之域，关津出入之途，军火制造之厂，皆必有我同志之足迹也。……吾国民具此五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
上文所抨击的六种丑恶灵魂和倡导的五大新魂，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孙中山创导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对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认识。这六种必须摒弃的丑恶灵魂，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下的社会恶果，是中华民族受侵略、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和精神创伤，其思想核心乃是奴性，对侵略者、压迫者不敢反抗斗争，受尽欺侮，沦入奴隶、仆妾、囚虏、饿殍、犬马般的思想境地。他们倡导的五大新魂，具有时代精神，其思想核心乃是革命精神，要以气吞山海之势，军人铁血神圣之威，游侠豪杰之气，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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