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对外贸易、跨国商务日益频繁。本文从中西文化语境差异方面分析其对商务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 文化语境商务活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土壤。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对外贸易、跨国商务日益频繁。在涉外商务活动中了解并熟悉中西文化差异对商务活动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语境的含义
　　
　　语境是修辞学、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一个凭借、标准。英文的语境为 “context”。《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是这样定义的：“the words surrounding a particular word that help to give it its meaning.” 通俗一点讲，语境，就是言语环境。人们说话，总有一定的听众对象，总有一定的时间、地点、场合，总有一定的题旨情趣，还有谈话的上下文，这些与说话人自己的一定的身份、思想、修养、性格、职业、心境结合起来，就构成语境。语境包括大至社会环境，小至上下文的一系列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往往不直接见之于字里行间，潜藏在语句之外。语境也就这样地在语言运用中起着作用，成为语言运用的一种潜在的力量。
　　
　　二、高语境与低语境
　　
　　美国学者霍尔曾提出了高语境(high context)传播与低语境(low context)传播两个概念。高语境传播指的是：在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例如，对于家庭成员来说，长期生活使他们形成了许多默契，因此，他们的交流中，直接编码的信息是较少的，即通过语言或动作来表达的成分较少，更多的内容，存在于由双方共同生活体验形成的心灵感应。相反，两个陌生人的交流，却要花费更多的口舌。
　　霍尔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高语境传播，而美国文化属于一种较低水平的语境传播。 对于高语境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的表达的含蓄性，很多外国人都描述过自己的感受。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迂回与进入》一书中，引用了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中的一段话：“仅仅听一位天子说话，是不可能明白他要说什么的。某个外国人，中文口语精熟、以至于能听懂每个句子、在需要时可以用中文写下来，但他很可能无法准确地表明说话者的思想。显然，这是因为说话者并不想说他真正所想的东西，而只满足于表达某种与他想法类似的东西，为的是让别人以此推断他的思想，或他的部分想法。为成功地与中国人交往，外国人除了要有较深的语言知识外，还应具有很强的推断能力”。
　　高低语境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别，它还与人们的行为特征相关。威廉·B·古迪孔斯特的研究发现，高语境的人最初与他人接触时要比低语境的人更谨慎，更倾向于以陌生人的文化背景做出假设，问及更多关于陌生人背景的问题。他还提出，在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方面，环境对低语境文化的影响较小，对高语境文化的影响较大。丁允珠认为，低语境中的人更倾向于采取对立和直接冲突的态度，而在高语境中的人更愿意采取非对立的和非直接冲突的态度。 其他研究还表明，在“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即把自己知道的信息告诉他人的过程方面，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特点，更倾向于自我披露，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则为了保住面子，而较少自我披露。在语言的攻击性、好辩性方面，西方人也比东方人要更强。
　　
　　三、中西文化语境差异对商务活动的影响
　　
　　中西文化语境差异渗透在商务谈判的各个方面。在谈判风格上,以中美为例：由于中国人的曲线思维模式是整体取向,凡事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反映到谈判桌上,就成了先务虚,再务实的解决问题的程序,即先就总体原则达成共识,然后以此去指导具体解决问题方案的制定；而美国人由于受线性思维和分析思维方式的影响，最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具体胜过整体,谈判一开始就急于讨论具体条款。在谈判语言的选择与运用上,美国人采用外向型交流方式,尽量以简单、明了和坦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是就是,非就非,很少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另外,美国人对争辩情有独钟,语言具有对抗性,口气断然。他们认为争辩不仅仅是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也有利于解决问题,观点的分歧并不会影响人际关系。而东方文化中,为了保全双方的面子，群体的面子或别人的面子,经常使用暧昧的、间接的语言。即使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也很少直接予以拒绝或反驳,而是迂回曲折陈述自己见解,或支支吾吾以示为难。“和为贵”的价值观使中国人把创造和谐的气氛作为谈判的重要手段,在谈判过程中,尽量避免摩擦,友谊第一,所追求的是永久的友谊和长久性的合作。

　　下面看两个具体的例子。
　　例一：电影《林则徐》中有一场戏，写林则徐召见外商，申明中国政府严禁他们贩卖鸦片的命令，其中说到如有违令者，“船货交公，人即正法”。外商有不明白“正法”一词的含义的，便问：“什么叫‘正法’?”中国官员答道：“正法就是杀头!”这些外国鸦片烟贩子们一个个为之一惊。从使用词语的角度说，这里“正法”和“杀头”的使用，是很有些讲究的。因为是出于政令，所以使用“正法”，因为是用于口语，所以使用“杀头”，前者庄严典雅，和郑重申明政令的语境相适应，后者俚俗浅显，和一般对话的语境相适应。如果前后互易其词，从词语的含义来说，并无差错，但因和语境脱节，表达效果就差远了。
　　例二：陈晓萍在她的《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提到有效沟通的障碍将成为新联想即将面对的一大挑战。包括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中层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以及普通员工之间的沟通。联想的员工大部分在中国工作，原来IBM PC业务中有10000名员工将加入新联想，但是这10000名员工中有40%在中国工作，实际在美国的只有不足25%的员工。用英语做官方语言之后，所有母语不是英语的员工将立刻感受到沟通的困难，会增加许多沟通的成本和障碍，造成对工作的延误及同事之间的误解。这是从语言本身的角度来谈，如果每个人讲话、写报告都经历翻译这个过程，如果翻译不到位的话，会引起很多误解，这是沟通障碍之一。
　　沟通的另外一个障碍来自于中美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是一个高语境文化，很多时候表达含蓄，用字隐诲，要他人根据讲话的当时环境，以及其他非言语的线索(如声调、表情、动作)去揣测文字背后或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沟通讲究点到为止，言简意赅，同时强调心领神会。而美国文化恰恰相反，是一个低语境文化，在沟通的时候强调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把所有的要沟通的信息都用明白无误的可编码的文字语言传达出去，常常没有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义，不需“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来自不同语境文化的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常常会发生错误理解对方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常常对高语境的表达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如果要顺应英文的表达方式，联想的中国员工不仅要恶补英语，更要逐渐改变自己的文化语境向着更直接、更精确的低语境文化靠陇。
　　中西之间的差异是多反面的，只有认识到这种差异，“坦诚、尊重、妥协”，才能互惠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