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越来越拥挤了，几千名研究者和数不清的博士、硕士在３２年有限的时空里不停地探寻、发掘，资源几近枯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里再也找不到一块没有被摸过的石头了。要想从这个学术困境里突围，只有把研究对象同出版、教育、地域、哲学等文化因子嫁接，锻造新的学术“合金”；或者启用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方法去审视固有的文学景观，重组学术资源，此外别无他法。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当初我的博士陈爱中和我商量要把“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时，我稍加思考后便答应了他。
　　因为我清楚，２０世纪以来，随着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语言本体自觉，西方的诗人们纷纷规避传统的语言观念，不再仅仅把语言当作技巧手法层面、带有载体功能的工具符号，而是把之视为自己的故乡，视为诗歌存在的居所与形式。认为它本身就体现存在，就是存在，它的运动可以直接构成生命的运动，不是诗歌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诗歌，诗人的使命就是让语言顺利优卓地“出场”，于是“语言的欢乐”成为２０世纪诗歌的一个基本主题。甚至海外一些先贤不无绝对地强调，诗歌就是“把语言翻新”（谢洛夫斯基语），“诗歌史就是诗的措词发生、发展、消亡的循环史”（伊丽莎白·朱语），诗歌的数次革命也都相应从语言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语言视角去研究受外国诗歌引发而出现的中国新诗，自然就成了一个理想的阐释途径。
　　只是选择这个题目本身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艰难。传统语言观巨大广泛的笼罩，和作者多年出入其中的浸淫，要完成向语言本体观的转换，必须克服旧有知识结构的抵制和排斥；寻求符合语言研究视点、大量充足的新诗语言事实，并和作者的语言观念合理对接，更是一份琐碎而缠人的“活儿”；尤其是在新诗语言学领域掘进，犹如头顶漫天荒芜的孤寂跋涉，可借鉴的成果积累少而又少。但是面对这块要求高、难度大的学术“硬骨头”，爱中却“初生牛犊不怕虎”，知难而进，硬是以三百六十多个坐功，写出这本《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规格的“博士文库丛书”，２００７年７月出版），交上了一份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它基本上达到了“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重新解读现代新诗文本的目的”，实现了既定的学术目标。
　　找到了自己介入研究对象的理论支点，爱中就获得了重新阐释新诗的可能。他恪守着明不正则言不顺的古训，先在中外诗歌语言理论的支持之下，对语言的基本概念内涵进行界定，指认“欲说还休”式的策略乃诗歌语言的本质，语言表述的时间意识、语词意义的重新澄明和祛魅以及现代语法规范的建立，为白话诗的三大具体表征。进而逐步梳理现代新诗语言研究的现状，阐明以往的二元对立思维和他者阐释使新诗研究视野日趋偏狭，各个阐释体系本身逻辑起点的“绝对正确性”背后恰恰隐伏着致命的危机。之后再立足于语言本体，从发生学的角度，将语言作为一种动态的表述过程，逼视与追问新诗语言表述形态的由来、归宿、特质和局限。并且在语言视角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新诗流派、文体、诗人群、诗学理论等归类方式重新“历史化”，重新划定论述范围，施行再度“洗牌”和组合。如他把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述分为初期新诗、新月诗派和初期象征派诗歌、现代主义新诗以及现实主义新诗四部分，这种对新诗时段、派别关系的取舍和划分，迥异于传统的认知方式，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将几成定论的象征诗派的现代主义特质，在语言身份辨析的语境下质疑为“没有摆脱汉语诗歌语言的外在音韵、节奏乃至空间形态的追求，就现代新诗而言，这种认知尺度显然是非现代的，而是传统的”，在语言上并没有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更可谓石破天惊之语。这种循序渐进的操作方式，这种从语言角度的重新划分和判断，既符合学术规范，为论题进一步的逻辑展开廓清了道路；也相对客观合理，敦促着作者的研究逐渐摆脱了外在的非诗化的言说，而回归了诗歌和诗歌研究本体，规避了泛泛之论的侵入。最终为新诗解读学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资借鉴的述史模式和批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