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五四文学的发生，重要的并不在于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文学诉求是什么，而是这种文学诉求是否拥有更为广泛的接受主体。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在新式教育的熏染下，经过“同化”和“顺应”，最终完成了自我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在五四文学发生的过程中，一方面，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在新式教育这一中介的作用下，初步完成了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对接，另一方面，接受主体也在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积极回应中，促成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创作实践的深入，确保了五四文学获得源源不断的创造动因。

    五四文学的主要接受主体并不是在传统教育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士子或市民，而是在新式教育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和由学生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的通俗文学如“旧式白话小说”，依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他们的‘太平皇帝'的宝座上”，1而新文学本身则“反而和群众隔离起来。”2有鉴于此，他们认为，“‘新文学'尽管发展，旧式白话的小说，……还能够完全笼罩住一般社会和下等人的读者。这几乎是表现‘新文学'发展的前途已经接近绝境了。”3因为五四文学作为“新文学”，从其诞生伊始就和“旧式白话小说”有着很大的分野；“旧式白话小说”的接受主体则主要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士子或粗识文墨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缺少了新式教育熏染这一环节。如鲁迅的母亲喜欢中国传统小说，“几乎中国的小说她都看过了。鲁迅经常要给母亲找小说，过不了几天，母亲又说：‘老大!我这几天看完了，还有别的小说吗？'”4这说明，即便是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接受主体是那些“新读者”；或者说，在他们创作文本之前，就已经明确地把接受主体设定为那些在新式教育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由此看来，新文学“反而和群众隔离起来”并不是新文学本身的过失，而是源于作为接受主体的“群众”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缘故，这就使诞生于自由、科学和民主等现代意识基点上的五四新文学和群众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反差太大，以至于二者缺少了对话的平台。这实际上彰显了新文学启蒙文化语境的艰难性、复杂性和多元性。

    新式教育培育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学生群体。这批学生用其接纳的西学知识建构起了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使他们对五四文学产生了亲和力。张之洞不无忧虑地说过：“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5这表明，晚清既然已经打开了通向西学的主渠道，就无法按照自己设想好的方式来框定学生的思想。尤其是“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6事实上，接受新式教育而觉醒了的学生为救亡图存的“同一处境所激发”，并具有了接纳西学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相同的倾向性”。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既在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那里有所“表述”，更在接受主体那里也有所“表述”，使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结构”具有同构性。

    一

    陈独秀、胡适作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实在是生逢其时，这是他们比前辈学人的幸运之处。在他们之前不止一入，曾用饱满的激情和炽热的鲜血，在“铁屋子”一般的社会中呐喊着。然而，这结果却是“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对此，鲁迅切实地感受到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7这说明鲁迅早就意识到了接受主体的重要性和接受主体的匮乏。对此，他不无感触地说过：“凡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8其实，鲁迅这样的感喟并非没有道理，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已经为五四文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中，热烈地期待着在中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以此打破中国文化上的“萧条”，这种思想完全可以和五四文学革命思想有机烛衔接起来。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文学并不是特别迫切与热心。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革命和改良等政治问题凸现为主要问题，而文学则被这政治所遮蔽。正如鲁迅所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的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9由此可以想见，在同是具有留学背景的身边都如此难以找寻到“同志”，要到社会上找寻“同志”自然就更难了。既然鲁迅的思想在留学生中没有得到回应，那么在国内的一般学生中就更难指望有什么回应了。所以，鲁迅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在“无可措手”中被延宕了下来。

    这就是说，时代还没有为先觉者铸造出与其思想合拍的接受主体。没有接受主体的回应，就没有社会意义上的文学运动。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发生，重要的并不在于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文学诉求是什么，而是这种文学诉求是否拥有更为广泛的接受主体。这一切昭示我们，要对五四文学的发生作出很好的言说，不仅需要我们到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那里去寻找，而且还要到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那里去寻找。

    在五四文学运动期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则很快就获得了接受主体的认同。如寄身异域的陈丹崖给陈独秀的书中就肯定道：“日者得读左右主撰《青年》，雒诵再三，至理名言，诚青年之药石，其裨益中国前途者，云岂有量!”10这种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向往”之情，对陈独秀来说，自然提供了外在的动力。而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形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当年的先驱者不但形影相吊，而且还深为人们痛恨。如孙中山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1当然，对孙中山的革命持同情和理解的只能是那些接纳了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而普通的民众依然和这革命有着深深的隔膜。这成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反思历史的绝好“标本”。如鲁迅的小说《药》提供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对清末革命的“记忆”、以及由这“记忆”而来的对当下“文学运动”的价值指向。清末的革命党人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救民众出水火。然而，这并没有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未觉醒的夏三爷们还会为保全自我而出卖了参加革命的侄儿。更令人深感痛惜的是，夏三爷的这种愚昧行为，不仅未受到应有的鞭笞，反而在他者的视阈中成了精明的举动；而夏瑜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则不仅不为康大叔所体认，也使花白胡子这样身处社会低层的民众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还使“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发了疯了”。12其实，他们从小接触的是传统教育，这教育所宣示的是造反者要株连九族、满门抄斩，所以，夏瑜的革命行为在他们眼里无疑就是造反行为，只能用“发了疯了”来解释。正是这样的传统教育强化了他们对封建威权的依顺和对反抗封建威权的排斥。然而，夏瑜的文化背景和那些“二十多岁的人”是相似的，但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不同，才使他们在同一问题上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说明了二者产生转换的中介是新式教育。然而，鲁迅的这一隐喻意义，却一直未能被我们很好地阐释过。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文学尽管旨在对下等社会那些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进行启蒙，但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启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五四文学的启蒙话语无法抵达到被启蒙者那里。这就是说，在辛亥革命中，如果阿Q还有参加革命的朦胧意愿的话，那么，到了五四文学运动时期，他们就连参加这一革命的朦胧意愿也没有了。在五四文学中，阿Q这样的被启蒙者完全处于“缺席”的位置。退一步讲，阿Q即便“在场”，也只能成为五四文学运动的“反对派”，他捍卫的是自己所信奉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等纲常名教的神圣性，这种坚决的态度恐怕一点也不逊色于赵太爷。这原因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13此为其一：其二是阿Q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其惯性的作用下，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而具有统摄其行为与思想的异己力量了。阿Q在革命前，“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14那么，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这革命也是与他为难，因为这将使他所喜好的“手执钢鞭将你打”之类的戏剧也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然而，鲁迅这样深刻的启蒙话语，却没有抵达阿Q头脑中的有效途径，这由此构成的悖论更深刻：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竟然连有效的对话都无法展开，这又何谈什么“思想革命”呢？他们只能是“各唱各的戏，各念各的经”。这样的话，五四文学的发生就必然是知识分子和学生参与的文学运动，它和辛亥革命一样，离那些被启蒙者甚远，只能局限于新式教育下的学生和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熏染过的知识分子，它无法成为被启蒙者共同参与的新文化运动。

    鲁迅曾对天才和民众的关系这样形象地比喻道：“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15天才的产生离不开民众，只有民众成长起来了，天才才会找到自己诞生所需要的土壤。鲁迅在20世纪之初就致力于文学启蒙，但最后的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他的《域外小说集》仅卖出了十几本，反响寥落；而事过境迁，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所写的《狂人日记》却一炮打响，成为无心插柳的经典之作。对此，鲁迅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16这就是说，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之所以会在那一时代“呼风唤雨”，其根基在于“民众”，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众”只不过是由学生或从学生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组成，在这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是受过新式教育后的知识分子，有些是正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

    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主要是由接纳新式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但如果由此认为所有接纳新式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是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那就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新式教育下的学生并不都是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他们也存在着尖锐的对峙。对此，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杨振声曾有过描述：“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大家除了反唇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17由此说来，这些学生以各自所认同的理性和情感，在“一方的憎恶”和“另一方的鄙视”中，隐含着价值尺度的大碰撞，特别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居然这分属于不同文化阵营的两派，差点把“文争”演变成“武斗”。由此可见，对峙的双方对自我所捍卫的文化价值体系都怀有神圣的使命感。

    其实，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早就意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