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确保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启蒙功能的实现。五四文学之所以在文学史中获得了独特价位，—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五四文学文本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很多接受主体建构自我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营养源和肇始点。实际上，正是在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文学文本的影响下，一大批深受五四文学影响的“新青年”获得了新生。由此说来，五四文学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运动之后走向文坛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深受其影响和滋润的。

    五四文学固然离不开学生这一接受主体的支持，但还应该看到，五四文学还反过来促成了学生思想的进化：“五四以来，大西洋的新潮流，一天一天的由太平洋流到中国来，在东洋文化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32这一切说明，五四文学从根本上重构了学生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他们从前鄙陋的思想被新思想所取代，他们最终所认同的主义尽管有所差异，但从总体上说，在反对旧礼教和专制政体、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科学等大目标上还是一致的。事实上，学生是五四文学革命口号的坚定拥趸者和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回应者，这确保了五四文学的社会启蒙功能的实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新青年》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杂志。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33正是在五四文学运动的鼓舞下，学生们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意识：“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34“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35这尽管是从政治的视点审视五四文学后得出的结论，但也未尝不可以看作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获得了确立的表征。自然，这里所显示出来的国民性，已经和过去的那种奴隶性格有了泾渭分明的区别。

    因为五四文学的策源地就在北京大学，这就使那些正在就读于北大的学生们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他们亲炙这些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人格、接纳他们所传承的西学等现代知识，因此他们迅即成为五四文学的呼应者和响应者，这就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得以展开。像俞平伯、杨振声、朱自清等人，都是在这种情景下成就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们追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获得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奖掖。如俞平伯就说过：“我还写过两篇白话小说：《花匠》和反对妇女守节的《狗和褒章》。《花匠》曾被鲁迅先生编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里”。36北京大学的学生固然有亲炙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现代人格熏染的便利，但北京大学之外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则随着《新青年》的传播，深深地影响到了他们的人生选择。如朱湘在南京工业学校求学时，暴《新青年》把其思想和情感赢到了新五四文学这一方面来：“记得我之皈依新文学，是十三年前之事。那时候，正是文学革命初起的时代；在各学校内，很剧烈的分成了两派，赞成的以及反对的。……是刘半农的那封《答王敬轩书》，把我完全赢到新文学这方面来了。”37

    新式教育固然是五四文学传播的平台，但这一平台本身所具有的辐射力，则使五四文学得以进一步传播。如巴金就是借助于其兄长接受新式教育的便利而获得了接触《新青年》的机会。巴金的兄长“尧枚买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而且还多方设法补买了自1915年创刊以来的《新青年》的前五卷。这还不够，只要是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去买来。”38这使巴金“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39

    五四文学在新式教育的平台上获得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体现就是它唤醒了那些虽然受过新式教育的熏染、但并没有完成自我人生重塑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如老舍作为一个小学教师，之所以成长为现代作家，“这就不能不感谢‘五四'运动了!”40这正说明，五四文学作为一场由创建主体所发动的文学运动，正是借助于新式教育这一平台，在迅即壮大了其接受主体的同时，也发展了其创作队伍，从而使五四文学真正地演变为磅礴于整个时代的文学大潮。

    其二，促进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创作文本的积极性，使其文学潜能获得了最充分的释放，成为他们创作出更为杰出的文学文本的外在助力。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固然深受创建主体的影响，但他们反过来又规范和制约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创作方向，驱使其文学诉求和文本创作向着其接受主体所认同的基点位移。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文学而言，读者群变了，作者的对象和态度也随之而变了。……于今作者的写作对象是一般看报章杂志的民众，作者与读者是平等人，彼此对面说话。”41这正清楚地说明了读者群对作家的文学创作的制约作用，这种情形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来说，亦是如此。

    如果我们把五四文学的发生置于其具体语境中，就会发现，五四文学作为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既有一个自我孕育的过程，也有一个其赖以存活的文化土壤的培育过程。离开了前者，我们就无法说明五四文学为什么会以这样的面貌而呈现着；离开了后者，我们就无法说明五四文学为什么会获得延续和发展。当然，我们强调了接受主体在五四文学发生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低估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既是五四文学新思想的体载者，也是五四文学文本的创造者，还是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如陈独秀慧眼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也迅即得到了同仁们的回应，诚如刘半农所说：“文学改良之议，既由胡君适之提倡于前，复有陈君独秀钱君玄同赞成于后。”42并且，他们在回应中，还有诘问，如陈独秀该文后指出“刘君此文，最足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二事，一日改造新韵，一日以今语作曲”，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效应。

    五四文学运动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他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本范型，而且也基本上确立了中国20世纪主要文学大家的构成。他们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已经“粉墨登场”，并和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一道确立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整体格局。这标明了中国古典文学经过了五四文学的“洗牌”后，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牌局”，这是一个已经失却了威权的时代，也是一个任人跑马圈地的时代。他们这代人，正是在历史所提供的这种机遇下，迅即地成长为五四文学所拓展的文学领地的领军人物，并几乎成为五四文学之后中国20世纪文坛的威权式人物。巴金则则依然用他那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宣示着五四文学和深受五四文学熏染而成长起来的那代作家的“在场”。“世纪之交”出生的一代以其群体的方式，在确立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基本风貌的同时，也以巨人般的影子，一直笼罩或涵盖着中国20世纪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话语具有了某种霸权话语的特征，成为人们惟马首是瞻的文学风标，这在确保了五四文学精神延续的同时，也对文学的多元化发展空间形成了一定的挤压。

    注释：

    ①②③《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633、863、632页。

    ④周建人：《回忆鲁迅的学习和教育活动》，载顾明远《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⑤《张文襄公全集》（第2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47页。

    ⑥31［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5页。

    ⑦8⑨1213141521《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417、417、446、214—215、513、166—167、322页。

    10 18《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43—44页。

    11孙中山：《建国方略¨凸理建设》，《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1624《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239页。

    1720222326杨振声：《杨振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246、245—246、7、247—248页。

    19辉暹：《致陈独秀》，《青年杂志》1卷6号。

    25陈衡哲：《小雨点?自序》，《小雨点》，新月书店1928年版。

    27程天放：《我所亲炙的胡适之先生》，见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8鲁彦：《活在人类的心里》，《中流》第1卷第5期，1936年11月5日。29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30《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1分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32《群众运动的母——五四运动》，《杭州学生联合会报》第31期五四号增刊，1920年5月20日。

    33［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34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

    35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1919年8月4日。36俞平伯：《回忆新潮》，《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37《朱湘自传》，载贺炳铨：《新文学家传记》，上海旭光社1934年版。38陈丹晨：《巴金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39《巴金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页。40《老舍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6—87页。

    41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文学杂志》（上海）2卷8期，1848年。

    42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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