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在新式教育的熏染下，经过“同化”和“顺应”，最终完成了自我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那么，五四文学接受主体又是怎样建构了这一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呢？

    其一，五四文学所宣示的新思想作为一种触媒，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情感，促成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新建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一直是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恰恰是在婚姻不能自主这一点上，很多学生具有深刻的体验。因为在晚清社会中，早婚风俗非常盛行，北京大学的很多学生就已结婚育子。杨振声就曾经这样描述过：“来自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20这就是说，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对社会和人生切实体验以及新思想和新文化启蒙的有机结合，复活了他们的个性意识，发现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导下，作为婚姻主角的自我则处于缺席的位置，这就使个性解放所宣示的婚姻自主和“新青年”们的婚姻不自主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如北京大学法科哲学部学生、文学研究会最早的成员之一的郭梦良，在家庭的包办下结婚。后来他和庐隐相恋数年后，“毅然决然”地和发妻离婚，庐隐也解除了家庭包办的婚约，两个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这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原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21自然，“张口发出这叫声”的话语便成为五四文学的中心话语。杨振声的文学创作实践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

    杨振声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其个性意识在时代的呼唤下觉醒了，他在以五四文学的新观念烛照过去的生活中发现了“从来如此”的非合理性的一面，由此“起了苦闷”，“顺手”创作了记载这苦闷和叫声的小说，从而使之在五四文学史中获得了独特的价值。这从杨振声所作的《贞女》小说中可略见一斑。贞女即女性捧着牌位和订婚后的死亡男性结婚。对这种扼杀人性的婚俗，人们却“一点也不感稀奇”。22杨振声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贞女现象中发现了其非人道的一面，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叙事：“一个晚秋的傍午，天上飞着几片轻淡的薄云，白色的目光射在一条风扫净的长街上。……风送过一阵很凄楚的喇叭声音”。23在这种凄楚的氛围中，贞女从幕后走向幕前。贞女“婚后”在“暮春”时节因思春而“脸上一阵发烧”；最后，贞女以上吊自杀的方式完成了对传统的皈依，这就把纲常名教吃人的本质凸现了出来。对此，鲁迅称杨振声是一位“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24然而，在我们的文学史中，杨振声小说所宣示出来的意义和价值却被我们既有的观念遮蔽了：杨振声从学生成长为小说家，又从小说家转化为教育家，显示了杨振声的兴趣并不在文学上，也没有要继续做文学家的意愿。后来，杨振声在美国留学时便以教育心理学为自己的研读方向。但是，像杨振声这样一个并没有把文学奉为圭臬的学生，能够迅即地在五四文学运动的感召下，一举成为现代小说家；而那些孜孜砣砣地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晚清作家，却没有顺势成为现代作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卓有成就的晚清作家要想成为一名现代作家，为什么会比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还要艰难？其实，在这一复杂问题的背后，隐含着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经由新式教育重构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就使他们由此基点出发，找寻到了现代文学创作的突破口。这说明了五四文学在本质上是因新式教育而发生的；同时，正因为他们从新式教育出发因应了五四文学的发生，所以，很多人在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认同之后，又最终彻底地远离了文学，他们在文学史上成为五四文学的“客串者”。这样的事例，也体现在“作家而兼学者”的陈衡哲那里。陈衡哲说过：“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它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25这样的表白，正可以看作五四文学发生带有独特的规律性的象征。即正是对没有遵循“文学家的规矩绳墨”，才可能创造出一代新文学。

    其二，新式教育下的接受主体，对西学的接受固然构成了他们接受五四文学的重要基点，但他们更多地是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基点直接奠基于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所确立的文学基点上。这既是他们区别于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方面，也是他们未来的文学创作始终未能逾越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所设定的疆域的重要原因。

    从认知发展的规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认知都必须回到人类认知的原点上去重新经历认知的起始过程。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他们省缺了从认同西学到认同文学的转换过程，而是径直地把自我的文学创作基点奠定于五四文学所确定的现代意识基点上。如从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作家，像冰心、俞平伯、台静农、巴金等作家，都没有像鲁迅、胡适、郭沫若那样的文学之外的诸如医学、农学、地质学等现代科学造诣。这就是说，作为五四文学接受主体的学生，在接受老师熏染的过程中，直接地确立起现代文化观念，实现了和他们所追随的老师的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同质同构。但这造成的弊端是，因为缺少了对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的认知过程，所以，他们对五四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往往就出现了民主挤压科学的倾向，而其所认同的民主又负载了过多的政治话语。这也是他们的文学创作更倾向于凸现政治性的主要根据。

    尽管如此，这些在新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在接纳了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教师的现代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同时，也直接引发了他们和带有守旧色彩的教师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隶属于不同思想派别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如杨振声和俞平伯因为参加了《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显然，这些先生是那些和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持不同“政见”的老师。然而，作为已经接受了西学中个性解放和自由观念的学生，则在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那里获得了支持和鼓励，这就使学生强化了“我们不怕作叛徒”的决心。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自己所认同的价值尺度，百般奚落自己的老师：“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正是对这种理论的抵触，他们竟然在课堂上如此地“咬耳朵”：“他的皇帝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把他的辫子同他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26这恰好说明学生对皇帝、辫子为代码的那套文化符号，已经弃之如敝履了。与辜鸿铭被拒斥形成比照的是，胡适进入北京大学后却迅即获得了青年学生的迎纳。如在1919年初夏，胡适充当杜威演讲的翻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胡适在人们心目中的镜像是这样的：“上海的年青知识分子们一提到他的大名都激动不已，尽管我们谁也没有见过他，甚至连他的像片也未看见过。”27由此可以看出，五四文学运动期间，作为“新青年”的学生所倾慕的已经不再是古文家，而是那些操持着白话文的“新派”文学家了。

    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在新式教育中，跨过了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直接地接触了带有西学学科特点的文学史观的熏染。如在北京大学，鲁迅就开设了中国小说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把小说史作为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这对于学生确立新的文学发展史观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此，鲁彦这样回忆道：“大家在听他的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29鲁彦的话语，显示了他在接纳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在耳濡目染中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皈依。这促成了他们的“人”的意识的觉醒，对鲁彦走上现代文学创作的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

    陈平原在对京师大学堂的文学史教学分析中指出：“此前讲授的‘词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位、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29这就使大学文学史教学对文学观念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实，那些真正受过文学教育的人固然是五四文学运动的接受主体，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触到文学教育、只受过西方现代知识的文人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他们以自己既有的西学根底，完成了对五四文学所昭示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的认同。如丁西林，本来从事物理学研究，他在留学英国期间以攻读物理为主，业余也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认为学科学的人未尝不可以接触文艺，而搞文艺的人更不能狭隘，兴趣应该尽可能地广泛。30这实际上说明了，五四文学和西学中的科学和民主思想具有紧密的关联，而文学史教育的作用则只能是由此基点而衍生出来的作用。

    三

    在五四文学发生的过程中，一方面，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在新式教育的作用下，初步完成了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对接，这使五四文学从个人主张转化为群体主张，激发并释放了群体的文化动能；另一方面，接受主体也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和回应，而是在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积极回应中，促成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创作实践的深入，确保了五四文学获得源源不断的创造动因。

    事实上，五四文学正是经过接受主体的接受和传播，使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话语被进一步放大，在接受主体的“同频共振”中找寻到了社会价值的实现途径。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同频共振”，使之具有“群体”的特点，这使他们得以创造五四文学的历史重要原因。戈德曼说过：“在某一特定的时代或在某个特定的瞬间，就有数不清的群体正在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行动。而在这不可胜数的群体之中，某些群体却表现得特别重要，因为它们的行动和行为意欲从整体上组建社会。”31五四文学的发生正是“数不清的群体正在进行成千上万次行动”的结果

     实际上，这里还隐含着五四文学是被延宕了的现代文学这一命题。20世纪初期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晚清最后的历史时期，本已具备了产生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条件，但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却没有被孕育出来，这就使那些具有五四文学思想的引领者，虽然已经握有点燃现代文学的火把，但却没有引燃社会的干柴，不得不使那些燃烧得通红的火把最终窒息于历史的荒原中，最后只余留下点点的火星。如鲁迅早在日本求学时，就已经意识到了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并把这样的一种热情付之于文学实践，但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性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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