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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说三分”起源新考

时间:2009-8-8 16:42:38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山西沁县博物馆保留有一方北宋元丰三年(1080)的新建关庙碑刻,记录着威胜军一旅参与抵抗交趾时受到关羽率阴兵护佑的情景,并追溯到狄青平定侬智高时的情形。本文考探狄青、郭逵、立碑主帅王文郁及与苏轼谈论“说三分”事之王彭,俱为先后戍守西夏前线之宋军主将,而王彭转述“说三分”事,且正好跨越西夏前线将士征发侬智高及交趾两事之间。宋军中的关羽崇拜实为沿袭唐代毗沙门信仰之遗绪,直到金代犹存。今存桂林龙隐岩之至和二年(1055)摩崖碑刻有“擎天得胜关将军”字样,也证实着这一点。

【关键词】 北宋 关羽崇拜 说三分

小  引

话题从一块旧碑开始,旧题“沁县城关关庙碑”(额题“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立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为现存最早的关庙碑记实物。碑阳部分二千余字,碑阴部分三千五百余字,限于篇幅不迻录。雍正十三年纂辑之《山西通志》已有介绍:

沁州汉寿亭侯庙:宋仁宗时侬智高陷邕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矫捷应募。行次荔浦,祷于祠下。广源以南地,多深林,蛮伐木塞路。忽大风卷卧木,军得并进。及战,有神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顾望恇怯,军遂大克。归建庙。李汉杰撰记。 ①

唯系节要,未窥全豹,其中还将北宋仁宗朝征侬智高与神宗朝伐交趾两事混为一谈,是一误焉。该碑全文载中华书局《山西戏曲碑刻辑考》 (下称《辑考》) ,据介绍:

该碑为北宋现存三通舞楼碑刻之一,非常珍贵。碑高120厘米,广76厘米,正书。笏头方趺,额篆“威胜军关帝侯新庙记”九字。碑存沁县石刻博物馆内。

作者李汉杰,乡贡进士(举人)。书丹者王汝翼,进士,入乾隆《沁州志·选举》卷。其余生平无考。文中所记关键人物任真,《沁州志·职官》仅言元丰年威胜军指挥使。 ②

其余还有一些介绍,但亦有浮泛错讹,未能得其情实。“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宗教性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且略早于三国小说化进程,故应当视为独立并行且又相互关联影响的两条线索。这块碑刻就是一个证据,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民间祭祀关羽纪实,且对重新认识宋代祀关风气的形成、原因、基本信众及“说三分”的状况,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需要进一步笺释,方能发覆真相,以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拟先由碑记所述北宋对三国历史及关羽的评价谈起,渐次而及立庙缘由与立碑人群体的考证,最后探及苏轼所述“说三分”故事的社会背景。

一 尊刘的“三国观”

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 ③ 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北宋文士一度轻视三国史,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 ④ 。范仲淹(969—1052)词则说:“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 ⑤ 王安石(1021—1086)也曾吟咏说:“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⑥ 更不必说欧阳修《正统论》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重要的史学著作,都毫不隐晦地“帝魏”,主张以曹操为三国“正统”。少年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说:

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 ⑦

但到宋神宗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赵顼就屡以刘备自拟。《宋史·王安石传》言:“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卿所存岂愧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 ⑧ 可知宋廷中的三国“尊刘”倾向,实已于此时形成。这篇碑记的立意,正是从苏辙所谓的“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开始议论的。李汉杰以“苍鹰逢秋”比喻刘备,以“猛虎踞山”比喻孙权,以“孤鲸跨海”比喻曹操。尤其推重刘蜀“得士冠于一时。孔明运筹,关、张御侮,魏与吴不敢出师西顾剑门,忌三人耳”。继而又以关羽、张飞比较,“世言魏之张辽,吴之周瑜,可与并驱争先”,但“张辽胆薄,岂孙权之比;周瑜智小,非曹公之敌”,并大胆设言:“愚谓案其风绩,较得失而论之,则飞可在前,辽当居后,而瑜处其中。”并隆重推出关羽之雄,犹甲于三国诸将:“曹公明略盖于天下,闻其威名,勇气几夺,况下者乎?每建旗临阵,作愤轩昂,横刀而前,□奋于臆,顾眄小宇宙,叱咤生风霆,□上冲□□□□□。万众睹其勃如之色,人人不寒而股栗,虽生而魄碎。”仅言及此,犹且“识将军之面,而未识将军之心”,遂揭出为文主旨,大力颂扬关羽的“忠且义”,“后之知将军者,不独取其临战却敌之威,而取其佐君之忠,行己□义”,其所举事例,亦为“报曹公杀颜良,解白马围,功成弃赏,脱身还蜀。去就两端,不负主知”,及“善攻有术,不在矢石,在于权[谋],[临]机制胜,密不可窥。坐降于禁,而威震华方”,故“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

总括全文,作者虽未如后世理学贬斥曹、孙为“汉贼”,但于三国群雄中独推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意旨显豁。考虑到其撰写时间实与苏轼转述王彭所言“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⑨相去不远,但何地“薄劣小儿”,何以出现这种“尊刘”情结,耐人寻味。

此外,立碑日期署为“孟夏望日”,正当五月十五。鉴于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有关五月中旬祀关的记载,敬望读者留意。

二 征南将士中的关羽崇拜

该碑引人注目的第二点,是首先揭示出征南将士的崇关习俗。这要从狄青征侬智高说起。碑言:

皇祐中,侬贼陷邕州,祷是庙,妄求福助,掷杯不应,怒而焚之。狄丞相破智高,乞再完。仁宗赐额,以旌灵贶。

按侬智高起事于皇祐四年(1052),屡败宋军。而狄青是于次年(1053)以枢密副使身份,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一万五千步骑启行,南下征讨的。这场战争也和北宋其他战事一样,依然是在“半人半神”的状态下进行的。《宋史·狄青传》说他“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颇有几分天神鬼魅的模样。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载,侬智高攻广州,亦“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上岸,广州兵皆奔溃”⑩ 。则狄青之“临敌被发,带铜面具”,或亦有“以傩制傩”的心理威慑功用。主要战役“大战昆仑关”的经过详载于史,不赘。此一战役最有名的遗存,就是题刻于桂林的《三将平蛮碑》,至今仍在。可知桂林才是宋军出战的大本营。

侬智高与狄青两军都曾拜祷关庙,可知有着大致相同的信仰。有趣的是,鉴于宋兵劳师远征,狄青鼓舞士气的手段也颇诡异: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武襄遂为驻节,而祷之焉。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左右或谏止:“一倘不如意,恐沮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挥手倏一掷,则百钱尽面矣。于是举兵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覆,手自封焉。曰:“苟凯归,当偿谢神,始赎取钱。”其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及师还,如言赎取钱。与群幕府士大夫共视之,乃两字钱也。诏封庙曰“灵顺”。吾道过时梦甚异,又得其事于其父老云。 11

“祷神”亦且用计作弊,可知宋兵于巫觋染习之深,亦犹宋真宗赵恒假借“天书降神”,实立“神道设教”之机心 12 。故狄青取胜之后,要求复新被侬智高毁坏的关羽庙宇,也就不奇怪了。这里提到皇祐年间关羽庙宇已蒙仁宗赐额,应为宋廷崇封关庙之始。一般以《宋史》及《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认为宋代崇封关羽始于哲宗、徽宗两朝,此记可补史料记载之阙失,惟不知狄青所祷之神为谁何。按“灵顺”为南宋加于婺源五显神之祠封,笔者已在《“周将军”考补正》13中考探,此不赘。且广西地处边远,又无关羽及蜀汉遗迹,何以竟然先有关庙?是一疑问,下文再探14。

宋廷第二次在广西用兵,是抗御交趾入侵15 。这就是碑文所述“向也交趾入寇廉、白,熙宁九年(1076)今上矜恻下民,诏元戎举兵问罪”。这次是派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赵副之,“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主要战役是大战富良江。但由于主副两帅不和,还因“与贼隔一水不得进,乃班师。(郭逵)坐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屏处十年”16。碑记所说“元戎”,应即郭逵。

郭逵亦出身行伍,与狄青同样受到范仲淹的赏识。邵伯温尝言:

郭宣徽逵少时,人物已魁伟。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则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酒家异之。 17

《宋史·郭逵传》复言:“康定中,兄遵死于敌,录逵为三班奉职,隶陕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问学。”以善兵知名,尤擅阵法,“慷慨喜兵学,神宗尝访八阵遗法,对曰:‘兵无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尔。’因为帝论其详。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逵择诸校习金鼓屯营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队,顷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皆尽其技”18。《宋史》列传将狄青、郭逵踵接而立,其论赞言:

论曰:宋至仁宗时,承平百年,武夫鸷卒遭时致位者虽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隐然为时名将,惟青与逵两人尔。青在边境凡二十五战,无大胜,亦无大败,最后昆仑一举,颇著奇隽。考其识量,亦过人远矣。逵料葛怀敏之败,如烛照龟卜,一时最为知兵。虽南征无功,用违其长,又何尤焉。 19

连蔡东藩《宋史演义》第三十四回也注意到“《宋史》中,狄青与郭逵列传,先后相继,隐然以郭比狄”。所以郭逵部属踵继狄青,膜拜关羽神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惩于唐末五代藩镇之祸,宋军兵制相当繁复。即使经过熙宁变法,裁汰老弱,但仍然是以募兵方式,驱使北方兵夫冒着盛暑远征岭南。这次在沁县神虎第七军募集的将士,即碑文所言“捷应募者,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他们参拜了狄青修复的关庙,并发“军誓:假威灵平蛮得俊,长歌示喜,高蹑太行,而北归旧里,当为将军构饰祠宇。复请木刀绘马,执为前驱,入践贼界”。这里的“木刀绘马”大约是奉为神灵仪仗的意思。他们相信的确得到了神佑,在一次遭遇战中,本来势均力敌,“俄有阴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人顾望,惴恐而败。精诚所召,助顺之灵。暴风夜至,阴兵昼见,神以符效”。结果是大团圆,富良江一战“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任真、贾信、董宁并指挥使,以功之高下,递补有差”。于是“归而建庙以享祀,答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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