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卒，麟环庆路的多年经营亦一旦归于瓦解。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辽故将小呼鲁攻破麟州，知建宁寨杨震死之。”“夏人陷怀德军，知军事刘铨、通判杜翊世死之。”“金人破陕州，武经郎、权知州事种广死之，统领军马刘逵战死。”其中的勤王将士南渡后又成为抗金主力，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六有“宋南渡诸将皆北人”条，列举南宋诸帅如张俊为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刘 钅奇 德顺军人，吴蚧、吴璘、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又刘光世保光军人，曾为鄜延副总管;杨沂（存）中即麟州死难守将杨震之子，郭浩曾为环庆路第五将部将。他们又把关羽崇拜扩展开来。唯其如此，在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兵挟踏破汴梁之势，正在蹂躏京畿，包围长安之际，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真秘阁谢贶提点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狱公事，专切总领招捉贼盗。先是有撰《劝勇文》者，揭于关羽庙中，论敌兵有五事易杀:“连年战辛苦，易杀;马倒便不起，易杀;深入重地力孤，易杀;多带金银，易杀;作虚声吓人，易杀。各宜齐心协力，共保今岁无虞。”贶得而上之，诏兵部镂版散示诸路。 35
应当就是出自这些由西夏前线赶来“勤王”，且又崇尚关公之戍边将士之手。此年高宗确曾颁诏加封关羽为六字之“壮缪义勇武安王”，《诰词》云:“肆摧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 36 也肯定了他在抗金中护国安民的功用。这些将士还把西夏前线的祠庙一直带到临安，《咸淳临安志》言:
旌忠庙:在丰乐坊，俗谓“三圣庙”。按神一姓高，名永能，绥州人;一姓景，名恩谊，晋州人;一姓程，名博古，河南府人（程氏子孙今有居饶州者）。元丰元年同为统军，力战于银川，挺身抗寇以没，始配食于凤翔府和尚原。宣和间方腊寇睦，讨捕者祷于神，凯还。奏闻，始封侯。中兴初，屡以助顺讨贼功，赐庙曰“旌忠”，加封六字王。嘉泰初以平潮着灵，加王八字:一曰忠惠顺应福佑善利庙，旧在清冷桥北。绍兴十九年杨殿帅存中申请，以“旌忠”赐为观额。后因德寿宫门拓，徙建今处，即觉苑寺废址也。自嘉泰辛酉至淳壬子，观凡三毁，惟庙岿然独存。37
也属于“肉身成神”，激励后人的榜样，类同当时的关羽崇拜，不过后世不传罢了。与此同时，西夏前线战事与“关羽显圣”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元人同恕《榘庵集》卷三的巩昌府《关侯庙记》，其中提到:
相传金大定间38 ，西兵潜寇，城几不守，乃五月二十有三日，见若武安状者，率兵由此山出，贼骇异退走。随即其地而祀之。今他郡皆祀以十三日，独此邦用是日，答神贶也。
“武安”是宋徽宗加于关羽之封号，金代仍之。说明金兵也沿袭了宋与西夏作战每以“降神助阵”，夸言胜利的做法。大定是金章宗的年号，此前由于完颜亮征发数十万大军南下伐宋，北方兵力空虚，故武势正张之金兵，亦须借宋兵之神护佑一方。盖缘西夏宋军前线崩溃后，宋军也有降金或西夏者，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
五 北宋军队的关羽崇拜与“说三分”起源
沁县崇建关羽庙宇的碑刻，已把北宋西夏前线的三位高级将领狄青、郭逵及王文郁联系在一起，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一种军中的崇拜风习呢?值得思考。笔者再加一层考探，这就是治文学史及小说史经常引用的苏轼《东坡志林》中耳熟能详的一段话，以塞其实:
王彭尝曰:“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辜式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辞。字大年。 39
自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此而来，尚未见到学者认真考证此语究竟叙述的是何时、何地的现象，讲述者王彭又是何等样人物。往往一言蔽之，当作汴京市并所见景象。这不但模糊了话本及说话艺术的发展历程，也含糊了关羽崇拜在北宋的形成和扩展过程，故不能不为之一辨。
首先需要查实的，是苏轼究于何时何地，结识了这位叫做“王彭”的人物，这个答案其实就在苏轼文集中。《东坡全集》卷九十一《王大年哀词》:
嘉祐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居相邻，日相从也。时太守陈公弼驭下甚严，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视，独公侃侃自若，未尝降色词，公弼亦敬焉。予始异之，问于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宁军节度使全斌之曾孙，而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讳恺之子也。少时从父讨贼甘、宁，博战城下，所部斩七十余级，手射杀二人，而奏功不赏……其后君为将，日有闻，乞自试于边，而韩潞公、文魏公皆以为可用。先帝方欲尽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谠，以文学议论有闻于世，亦从予游。
也就是说，王彭为宋朝开国时奉命征蜀之大将王全斌的嫡系后人，苏轼密友王诜实为其侄，著《唐语林》的王谠则为其子 40 。其父王恺所管武胜军为秦凤路重镇，治所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正是对西夏作战或者进行茶马贸易的冲要之地。这里早已是民族聚合纷争之地，故唐时即有“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诗歌。说来王恺（凯）也是个人物。曾巩《隆平集》卷十六《王全斌传》附传:
曾孙凯，字胜之。其祖审钧，全斌子也。审钧以击贼而死，其子遂徒居京兆。家富于财，凯日散施结客，与少年驰猎南山下，或逾月不归。民有讼其践田苗者，收至府。寇准守京兆，见而奇之，乃言于朝廷，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审钧复死，于忠义当录其后，遂除凯三班奉职，累擢门祗候，镇定、邢、赵都巡检使。元昊反，徙监麟州兵，以功迁至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指挥使。卒年六十六，赠节度使，谥庄恪。子缄、彭。
《宋史·王全斌传》亦附恺（凯）传，备记他长年征战西夏前线的经历。则王彭“少时从父讨贼”事，当在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称帝以后;“为将自试于边”，蒙韩琦、文彦博赏识，则应在康定至嘉祐（1040—1058）韩琦、文彦博相继主掌兵权之际。此后即任凤翔“监府诸军”军职。可知他一生经历尽在边关风尘，年资应较狄青稍后，而与郭逵相若。
此外苏轼友朋记载独多，如范纯礼、张耒、李等都于三国故事包括关羽事迹的流传都有描述，但不仅时间上较苏轼为后，亦且可能受到他回京后转述王彭讲述情况的影响41。前述李汉杰元丰碑文虽也说及“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的说法，但亦未言“说三分”风气，也显非出自京师习俗。此当沿袭唐代当阳玉泉寺佛教崇拜而来，笔者已有另文论述，不赘42。
按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四十八》“影戏”条尝言: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异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四库本《事物纪原》馆臣提要，曾据赵希弁《读书附志》及陈振孙《书录解题》言，高承为元丰时开封人，于是论者每以高说为汴京之市井形态。其实高承虽与苏轼同时，但生平未详。南宋陈振孙已言明“《中兴书目》作十卷……凡二百十七事。今此书多十卷，且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云云”。四库辑录时还注意到:
今检此书凡一千七百六十五事，较振孙所见更倍之，而仍作十卷，又无项彬原序，与陈、赵两家之言俱不合。盖后来又已有所增并，非复宋本之旧矣!其书向为抄本，明正统间南昌贡生简敬始以付梓印行。
现存《事物纪原》本屡引《宋朝会要》言事，即是后人广益的明证。按宋朝曾设置“会要所”专司其职，而且前后重修续修《会要》达十余次，成书二千二百余卷，但并未刊行。元灭宋后稿本北运。始诏阿鲁图、欧阳玄、张起严等总裁编撰《宋史》，其资料亦取于宋纪《会要》。明代修撰《永乐大典》也曾将《宋会要》中史事“别来列于各韵”。故可推断这部分条目应当出于宋后。何况《事物纪原》此则言“宋仁宗时”而非“我朝”或“仁宗时”如何如何，显非北宋人的口吻，而“谈三国志，或异其说”等说法，也有可能系南宋甚至元人的追溯，自不如苏轼纪事来得准确。
苏东坡是于嘉祐六年（1061）因考制策，列为三等，由汴梁分发，出任陕西凤翔府判官的，时年二十五岁。如果“途巷薄劣小儿”喜听三国事，果然出自汴京市井，何劳王彭转述，而苏轼居然也大惊小怪，作为异闻，载诸笔端?其次是北宋边关虽以堡寨为主，尤其是各路指挥机关所在地常年驻守，军官家属渐成聚落，居民数量也日渐增多。我们该记得《水浒传》开首写九纹龙史进“夜走华阴道”想去延安府投奔王教头时，路过华阴县，“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并在这里遇见了小种经略府的提辖鲁达，以及卖艺为生的开山师傅打虎将李忠，结拜兄弟，从而引出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据李焘《长编》记载，元丰五年（1082）秦凤路提举保甲司已说:“本路义勇并改为保甲，其间多有一家男夫五人以上成丁者。” 43有研究者据此推断说:“如此，则一家男丁加上老稚男人和至少三位妇女，其户口则（每家）多有十人左右者。”44可知在前线地带也有居民家庭，确有可能出现“途巷薄劣小儿”及以说话为生的艺人。又《宋史·儒林二·何涉传》载:“（涉）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钱锺书则进一步指出:
《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 45
实际上是以《左传》为后世讲史演义、小说戏曲的滥觞。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的《行状》中也说:“先生七岁时，凛然处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 46司马光虽非“薄劣”，但当时总还是“小儿”，喜听故事，且从中学习明辨是非。三国故事最初也是以擅长兵法战例而为士卒小儿喜爱，以此观之，其以“说三分”成为宋人讲史演义之始作俑者，也不是偶然的了。至于此后苏轼正统观念由“帝魏”转为“尊刘”的过程，以及其友朋对当时关羽崇拜记叙独多的情况，另文已叙，不赘 47 。
按嘉祐年号共计八年（1056—1063），苏轼转叙王彭述“说三分”事在“嘉祐末”，这个时段正好亘贯在皇祐四年（1052）狄青“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征侬氏，与熙宁九年（1076）郭逵“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伐交趾两事之间。此后三国故事进一步在前线地区传扬，政和七年（1117）永兴军《解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亦言及“王（按指关羽）之行事，其忠节勇功，炳若丹青，乡人之所详闻”。其中就包括“王以义从昭烈帝，与飞为御侮，恩顾虽厚，未尝鲜礼，誓以其死，以事先主，可谓忠矣!至于率众攻曹，水溃七军，斩魏诸将，群盗畏服，威震华夏，曹公避锐，可谓勇矣!观其曹公感义而坚不能久留，虽图报曹公而委心于先主，终始不变，卓然过人”48。实际上已经概括后世三国故事中关羽事迹的轮廓。考虑到树碑者亦多为当地弓级捕盗等准军事人员，无疑是军队信仰的延伸。
归纳以上意见，我认为宋代关羽崇拜及“说三分”，最早应当出于宋军西夏前线，戍守之将士及其子女是其最早的听众群。宋徽宗时代汴梁“说三分”的风气，如同二郎神信仰一样，也是由边关传播过去的。
注释
①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六，第41叶。题为《汉寿亭侯庙记》。
②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所冯俊杰主编《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页。
③提交2001年涿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辑入该会论文集《关羽、关公与关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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