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大田，骚些助锄垦。曹刘鲍谢辈，风雨得藨蓘。闲居既识陶，咏怀宜知阮。不有鲍与谢，白也胡婉娩。苟无阮与陶，苏州曷息偃。上下曹刘来，少陵自益损。岂易少陵学，浪走徒多万。况复尔来人，不灶而市饭。大儿夸苏豪，小儿争黄謇。讵知韩柳先，学大忘赫 。余事五七言，朝鸾参暮。又如万仞姿，松岩绝兰畹。念彼形似徒，涩舌吞枯菌。何人分诗文，两队有鲂鳟。子早知此病，我语出复返。何以谢子勤，王道不可缓。凛凛易春秋，南面俨龙衮。礼书朝万邦，宝辂粲朱幰。颜曾侍珪璋，荀孟陈干盾。老漫怜骥枥，壮当勇虎圈。明朝役高兴，蜀道横碧巘。我实爱子才，语长情缱绻。
说之由自己学习历数引出“尊古”的命题，具体到诗歌领域，他认为，《诗经》风雅首开田地，最为根本，《离骚》随之锄垦，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谢朓等人又进行耕耘培育，另外陶渊明的闲趣，阮籍的咏怀，这些皆可师法。当然，这种“博采众长”是有条件的，即将“尊古”对象推至“风雅”，与“风雅”相比，《离骚》亦可弃若敝屣。《谢高四十子昂诗卷》诗里他就说过:“莫爱离骚亡国音，学乎大雅则知未。”只要弄清了源流，就可以看出李白之诗兼取鲍、谢，韦应物之诗兼取阮籍、陶潜，而杜甫之诗则兼取众长而损益之。但是，杜诗并不易学，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何况今人懒于创造，惟思剽窃，且只近取苏轼的豪爽、黄庭坚的艰险，就连稍远一些的韩愈、柳宗元都不知道，更别说学杜、学风雅了。说之对这种现象做了讽刺。另外，他还反对将诗文分作两途，认为诗文都要以王道为指归，六经为根本，颜、曾、荀、孟诸贤为羽翼。说之在诗学观上博取众长的意见是可取的，但他泯灭了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的审美特性，以为皆为发挥王道，辅翼六经而作，这种“尊古”、“尊王”的观念却又颇为偏颇。不过，说之反对诗文分体的言论，倒是为宋人“以文为诗”提供了某些理论依据。
在唐代诗人中，说之对杜甫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推尊，这不仅反映在前引的《送王性之序》一文里，还反映在知成州时他支持同谷士绅修建了“杜工部祠堂”，并亲自撰写了《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文中盛赞韩愈推举杜甫的功德，但对韩愈将李白与杜甫并列表示不满，认为韩愈、钱起、李商隐、杜牧、张祜、司空图诸人诗皆出杜甫，“杜之独尊于大夫学士，其论不易”。又云:“工部之诗，一发诸忠义之诚，虽取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可也。或玩其英华，而不荐其实，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谓有得者，不亦负乎?”似乎又对江西诗派末流仅学杜诗语言的“英华”、“力索故事之微”有所针砭，他自己的诗歌创作，虽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与杜诗有异，但其精神内核和情感气质则直接继承了杜诗，从而在实践上与《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中“上下曹刘来，少陵自益损。岂易少陵学，浪走徒多□”所蕴含的诗学观念保持了一致。
说之诗歌中的部分诗题也颇有意味，它们往往取全诗首句或首句前两字为题，其范围几乎涵盖了说之诗歌的所有体裁，如五古的《晚日》、《秋来》、《夜雨》、《寒江》、《古人》、《风雨纵横至》、《君子有所恨》、《闲极》，七古的《昨日之日》，五律的《昏昏》、《悠悠》、《春初》、《春色》、《辟谷》，七律的《年年至日常为客》、《无那》、《约结》、《浮甘亭上》、《在边》、《归到》、《我生》、《春晚》，五绝的《风雪》、《雨中》，七绝的《西渡》、《咋舌》、《欲谈》、《水仙》、《恨同》、《三川》、《疏堕》、《牡丹》，杂体的《淘河》、《漫画》、《信天缘》等。这种手法在杜甫诗中常常见到，如杜诗中的《腊日》、《佳人》、《夕烽》、《田舍》、《江涨》、《野老》、《江亭》、《落日》、《寒食》、《不见》、《丁香》、《花鸭》、《渔阳》、《巴山》、《岁暮》、《百舌》、《忆昔》等，当然，这种命题方式也可以上溯到《诗经》，这和他尊经、崇杜的诗学观十分契合。
另外，说之在诗学上值得人们重视的还有他对陶渊明的看法，他的师友中，苏轼、黄庭坚都以陶诗为最高诗歌典范，宋代诗人也普遍追求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平淡美学风范。可说之在《和陶引辨》一文中却说:
……又问:“曹、刘、鲍、谢、李、杜诸诗人皆莫及陶渊明，如何?”曰:“未之前闻也。若其所闻者，梁钟嵘作《诗品》，其中品:‘陶彭泽出于应璩、左思，文体省静，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之温柔而易直，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舍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如嵘之论，则彭泽为隐逸诗人之宗，而曹、刘、鲍、谢、李、杜者，岩廊诗人之宗也。窃尝譬之:曹、刘、鲍、谢、李、杜之诗，五经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泽之诗，老氏也。虽可以抗五经，而未免为一家之言也。嗟夫!应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于刘而祖于曹，未易容后来者之胜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于李、杜间耶?”
在说之眼中，陶诗虽妙（说之诗中也常引陶诗为典实），因其未根底儒家中正之说，所以算不得诗学正宗。说之并不从诗学本身出发评价诗人和诗歌，他所依据的儒家道德标准与诗歌艺术标准之间存在相当的差距，但宋人大多儒家道德意识很强，崇尚“有德者必有言”要比“崇陶”的力量强大。只是在那些重视诗歌创作的宋人中间，“崇陶”才蔚然成风，如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对于说之这种不把诗歌当作艺术创作，甚至诗文不分的儒士，“崇陶”而不崇“五经”便确有旁门左道之嫌。
结合《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与《和陶引辨》可以看出:比较的对象不一，其标准也不相同。与“风雅”相比，“离骚”可弃;但与陶诗相比，曹、刘、鲍、谢、李、杜之诗都可算是“五经”了;与白居易、韦应物相比，陶诗可崇;与苏、黄相比，以上诸家便又尽可为师法对象了。而说之本人的诗作，确实能够在崇本（风雅）的基础上博学众长。这些，前面已有所论，兹不辞费。
总之，晁说之的诗歌，既典型体现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联想曲折理性等特点，同时又避免了江西末流满足玩弄文字技巧的流弊，而是将诗歌创作与社会现实以及忧世伤时的情怀联系起来，带有自身的特色。他的独特的陶诗观，也反映出宋代诗坛崇陶的同时，还有另类的声音存在，为我们认识宋代诗学的多元性提供了一种视角。
（本文系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成果之一。）
注 释
①晁说之诗共918首（据《全宋诗》统计，含与他人重出诗，不含残句）。其中七绝292首，七律244首，五古121首，七古63首，五律128首，五绝57首，其他13首（包括2首六言、1首六五言及杂体10首）。另外，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第四册卷二十八有晁说之《答陈叔易求长松》一首，为《全宋诗》失收。
②《景迂生集》系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名《嵩山文集》，收文基本一致，但丛刊本比四库本多“晁氏世谱节录”、“晁子健跋”、“景迂遗表”等附录。本文所引诗文凡据《景迂生集》者，除必要之处，只注篇名。
③参浅见洋二《文学的历史观》，川合康三主编《中国的文学史观》第61—99页，创文社2002年版。
④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页、第26页。
⑤参缪钺《诗词散论》，钱锺书《谈艺录》，均为开明书局1948年版。
⑥《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⑦《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
⑧说之经常在诗歌中引用楚辞的典故，如《春晚感怀》、《趣景升太尉画孙登像》、《乞酒》、《谢圆机除祟赋》、《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诸篇，另外，从他的《有客从伯父大人问说之者，伯父报之曰:“吾侄家中焚香读楚辞耳。”因得诗一首拜呈》一诗也可看出他对楚辞的喜爱。
⑨陶文鹏主编《宋诗精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⑩见笔者《求实与尊古——晁说之学术思想及其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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