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象性为代价，反而难以呈现出直观具体的诗象，诗意也因此大大减损。要言之，借自然发人事，其物象的直观是人类所共能感受到的，故易产生共鸣，传播广泛;借人事发人事，其事象的接受就有了知识结构和心智能力的限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它固然显得高雅，然而毕竟和寡。这也是宋诗不如唐诗容易流行的原因之一。
四 七律及其他
说之诗歌“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是就其总体特点而言，具体到各种体裁，又自有其不同面貌。
他的五律，相对于其他各体来说，算得上最爱使用自然意象的诗体，如“枕静泉声细，帘疏风影长” （《秋阴》） ，“潮生芳草远，鸟灭夕阳空”，“梅短娇含雨，莼丝懒倚风” （《见诸公唱和暮春诗轴次韵作九首》之二、之三） ，“寒雁背潮去，钟声随雨来” （《枕上作》） ，“岚远疑无象，潮平似不流” （《江暮》） ，“细雨能输酒，轻风不隔琴” （《春初》） ，“鱼跃远池响，萤飞深竹明” （《夜坐》） ，“莲房随月倚，萍阵信风来” （《日暮池上》） ，“日高鸡在树，风静雁抛芦” （《何意》） 等，皆写景如画，虽然比起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不算什么，但在说之各体诗歌中却显得格外秀丽，可惜他的五律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少有浑然佳篇。
他的五古，多作于靖康之前，有相当部分作于青年时代，且多唱和次韵，免不了斗奇竞险的痕迹，如他谦虚己诗不如别人时所用的比喻“分在婢子科，何以能追攀” （《还资道斯立诗卷》） ，他将山的纵横形状形容为“横如剑出泥，纵若月退蚀” （《洗山》） ，他在《和胡少汲游山》中的满纸用典等，都让人啧啧称奇。他的五古学杜甫，多用来述志、记事和赠别，与多用来表现田园山水题材的传统五古不同，它在审美趣味上不求恬淡，但求深峭。如《枕上闻蛩忽久不鸣》:
促织复促织，尔实借我职。语我以诗书，觉我以道德。胡然久不鸣，似知不如默。默而如见容，实惟已失则。不见容而疑，岂不云大惑。智或神于蓍，梦有不待卜。秋风日已高，太白光如植。予岂默默时，杀身徇吾国。
诗人由蛩声忽然不鸣引发联想，促织之鸣好像是在谈论诗书道德，但现在却久不闻声，似乎知道斯世难合时宜，不如沉默。但沉默全生就意味着放弃自身原则，因为不见容于世就怀疑动摇自己的立场才是真正的大糊涂。未来的事情有些是不可预知的，还是乘着秋高日暖，能鸣则鸣，为了国家宁愿牺牲生命也决不沉默。诗人复杂痛苦和矛盾激烈的内心独白借着虫鸣这件生活小事被曲折传达出来，全诗体现出一种对内在思想活动的准确深刻地把握。他的《趋府马上悠然思陈无己三兄成诗寄之》、《无己初除正字以诗寄之》、《始到无极作》、《大热戏作》、《初到鄜州感事》、《书触目》、《恨契诗》、《舟子语》等也都是较有特点的尝试。但说之的五古也有跳跃过大，芜累生涩的弊病，在内容的丰厚度上有所不足，不能成为其代表性的诗体。
他的七绝，有二百九十余首，占其诗歌总量的近三分之一，题材广泛，几乎无施不可，艺术上具有一定特点。如他特别善于借题发挥，利用双关、歧义等手法进行意象嫁接:“我忆故人头更白，故人梦我眼犹青” （《高邮忽见叔易嵩山下所寄绝句次韵和之旧所作不次韵也》） ，“白”、“青”二字皆双关，“白”隐喻着为相思而白头，“青”隐喻着友人对我情谊未改、更加赏爱。“楼上角声山上月，共人割据一端愁” （《枕上》） ，由城楼角声联想起角的形状似刀，是听觉联想，天上弯月如刀则是视觉联想，愁似具有形状，这是心智联想，三种意象嫁接一处，愁绪便仿佛被角声、月色切割下来，想象颇为神奇。
他的七绝还善于议论，有的议论一语中的，颇为尖锐。如《絮被》诗:“絮被蒙头晓日高，厌闻处处杀官曹。古人言尽致御术，今日兴言盗是招。”就道出了两宋之际被招安的盗贼屡招屡反，致使社会动荡的现实，对宋廷招安政策的失败给予了讽刺。《因鸡鸣不响厉而作》云:“肠断之鸡不解鸣，要须烦汝报升平。故知二虏非刘石，只是中原无祖生。”此诗作于晚年避乱高邮，诗人听到鸡鸣虽不响亮，但仍希望它能唤醒志士恢复中原，可惜虽然宋的敌国金与西夏还不如当年的刘曜、石勒政权强大，但宋廷却难以找出像祖逖那样的人了。全篇情感悲怆，议论深痛，读之令人慨然。
但说之的七绝总的说来还显粗滥，佳作不多。至于七古和五绝，由于数量较少，风格更为模糊，亦不能代表说之诗歌的艺术成就。能够较好体现说之诗歌艺术水准的是他的七律。
我们以靖康前后为界再对说之各体诗数量的变化做一分析即可发现，说之靖康后的七绝、七古、五律、五绝都基本上占其各自体裁总数的三分之一，与靖康后各体诗歌总数所占全部诗歌的比例相应合，显现出作者使用这些体裁的相对稳定性。但五古、七律的比例却极不正常，靖康后的五古只有十几首，约占五古总量的十分之一，而七律却近百首，占了七律总量的约五分之二。这一退一进间，也许能够显出作者“晚节渐于诗律细” （杜甫《遣闷呈路十九曹长》） 的心态。
说之作于靖康前的七律多次韵、寄赠、感怀、伤别、怀归、游戏、闲情之作，有的中规中矩，平平无奇，如《九日戏作》、《次韵答涧上丈人见寄》、《感旧寄上芸叟侍郎》、《寄韩君表》等;有的则频频用典，颇难索解，如《笑》、《次韵郭帅和杨使者张茶马溪庄诗》、《奉杨公近蒙答四六状极为精丽》、《和圆机题草虫》、《再和》等，皆不尽如人意。像“醉到月前如失去，愁从骚里却招来” （《在边》） ，“夕阳能使山远近，秋色巧随人惨舒” （《偶题丁酉》） ，“故人相遇白头日，往事独悲黄叶风” （《次韵和德麟过希道作》） ，“秋晚寒藤侵石瘦，夜深熟果落池惊” （《题长安赵氏园》） 这样的佳句实不多见。但自宣和末金兵侵宋，短短的两三年里说之创作了大量律诗，且多内容充实、情感饱满的佳篇，登上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
这个时期的七律，说之多写时事，较少采用叙事手法而多以典故、议论、抒情出之，主要师法杜甫和李商隐，但杜、李二人重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尤其是结句，讲究余味深长。说之的时事诗虽然多用典，然其议论抒情都偏爱直抒胸臆，结句多直白。如“痛心一日复一日，何日皇威遍九垓” （《痛心》） ，“庙堂未肯图兴复，四海九州思会同” （《一舍》） ，“论都不及百世事，谁为君王致太平” （《抚古》） 等，末联皆清晰明白，掷地有声。具体看一首《上元前再题南庄壁二首》之二:
古今之祸此云奇，倏忽犬戎城下师。犯阙过于侯景速，劫君更比禄山危。万方瑞物问何在，五世誓书知谩为。祸难群凶谁首尾，京如狼虎黼狐狸。
宣和七年十月，金兵攻宋，次年（即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金兵渡河，开封告危，此诗即作于该年上元节前，首联言金兵即将包围京师，乃今古奇祸。次联言金兵进犯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侯景之乱，对皇帝的威胁要比安禄山还要危险。三联质问徽宗朝群臣进献的祥瑞之物今又何在，而历朝与金缔结的和约现在才知是一纸空文，带有反讽之意。末联直斥蔡京如狼虎，王黼如狐狸，惑乱朝政，导致兵连祸结。指名道姓，一点都不含糊。再如《花石题南庄壁》:
花石倡优乐未央，四维忽绝失皇纲。敌人便欲吞邻国，鹤驾知谁从上皇。云外安妃情已断，尘中仙伯恨空长。岂无拨乱济时策，久弃蒿莱不得将。
靖康元年正月，已退位为太上皇的徽宗只带了少数内侍狼狈南逃，至泗上方才略事休息，等来了扈从。此诗系写徽宗南逃事。首联指责徽宗大兴花石纲，致使天翻地覆，被迫退位。次联言金兵长驱直入占据中原，而徽宗仓皇逃跑，无人陪伴。三联讽刺意味颇浓，徽宗迷信道教仙术，被道士林灵素尊为“长生帝君”，他最宠幸的安妃被林灵素称为“九华玉真安妃”，但安妃早死于宣和三年，所谓的道家仙人也只能空留遗恨，可见求仙之虚妄。末联写自己虽有济世安邦的雄才，可惜久被弃置。全诗从构思、结构乃至手法可能都受了李商隐的《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的启发，但李商隐结语含蓄，而说之此诗结句放言美己毫不掩饰，使人对这个爱憎分明的老人愈添几分喜爱之情。
说之的七律还具有概括时事生动典型的特点。两宋之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许多农民迫于生计，特别是由北方南渡后无家可归的流民，不得不沦为盗贼，而去抢掠尚未沦为盗贼的农民，使本是同一阶级的人转而成为生死对头。说之在诗中感慨道:“尔保丘园为尔土，吾怜盗贼本吾民” （《次韵张姑丈感旧》之一） ，“群盗犹多南渡客，征鸿难问北归人” （《二月二日》） ，不仅准确概括出这种社会现象，还寄寓了自己深深的同情。宋金之战，宋军多是一触即溃，甚至闻风而逃，徽宗末年金兵还未渡河，防守黄河南岸的宋军就已逃得踪影全无，结果金兵虽然只弄到几条小船，却顺利渡到南岸，当时的金兵将领说:“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辈岂能渡哉。” ⑦ 说之在建炎初作的《追感》诗云:“和亲莫恃河为界，百骑东来破一州。”就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敌兵只有百余骑即可攻城掠县的荒诞现实，并对南宋统治者提出警告，不要因为暂时割地求和，就以为从此太平无事，没有军队战斗力作为保障，所谓的和平只是抱薪止火罢了。这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能力令人赞叹。再如《岁暮》末联:“即今盗贼须擒馘，牧守不逃亦壮哉。”既出人意料又是写实直道，议论既深得杜甫七律神髓，又体现了说之自己诗歌的特点。
当然，说之靖康之后的七律之所以能成为他全部诗歌中成就最高的部分，还在于他对国家、对百姓深挚的热爱和忠诚。在这点上，他不仅与杜甫同调，并且远绍屈原。屈、杜、晁三人在忧世伤时、忠愤为国的情感价值内涵上相似，皆可称为沉郁深厚，但杜甫的情感表现曲折顿挫，屈原的情感表现则显豁发露。班固在《离骚序》中，责备屈原“露才扬己”，“非明智之器”，这固然是班固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性，但毕竟道出了屈原情感表现的某些特征。说之像屈原一样有着真率执着的个性，对于楚辞也颇为倾心 ⑧ ，因此，他那种多直言其志的诗歌情感表达方式，似乎更接近于屈原。苏籀云:“常怜屈宋鸣中古，不遇丘轲放一头。” （《次韵答晁以道见赠二首》其一） 正是对说之个性的准确概括。另外，说之在《晁氏客语》里讽刺韩愈诗多铺叙少含蓄为“状体”，但他随即又肯定韩诗“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该于理多矣”。可见只要不悖于理，即使是“状体”诗也值得首肯。不妨再看两首七律:
世事独知谁谓然，衣冠直待见戈。是非在彼从三刖，忠孝于身必两全。问膳彩衣还仆地，感时谏疏欲干天。膻胡猖獗须臾尔，仁泽昭陵亿万年。 （《有喜》）
无奈愁何强自宽，细将心事乐江干。新诗时向梦中得，明月多从枕上看。吾道若存生有益，君恩可报死何难。五陵祥瑞烟何在，何日端门朝百官。 （《自宽》）
虽然限于诗体无法铺叙，但其观点的不含蓄又与韩诗相似。上举诗例抒情感怀皆毫无顾忌，然而因它们都明确体现出说之对国事民生的深切关爱，感情深厚强烈、饱满充沛，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陶文鹏先生将说之这类诗称为“开南宋爱国诗歌巨流之先声” ⑨ ，评价非常准确。要之，说之的七律包括其他体裁中的优秀爱国诗作，虽然仍多以人事发人事，有着“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但它们表达的是抵御外侮，忧国爱家的全人类的共同情感经验，因此能给人以深刻的感动。
五 独特的诗学观
说之在学术观上追求极端“尊古”前提下的“博通” ⑩ ，他的诗学观也表现出同样的情趣。《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是一篇较为全面阐述说之诗学观念的重要作品:
我尝为历学，上元要极远。上元有远迩，疏密出早晚。顾惟尔大父，皇极探其本。唐尧上百代，日月来滚滚。因之知百索，孰可妄憎噂。子前视我诗，与子论诗壸。子诗既焕烂，我言得安稳。为子极源流，无难如瓴建。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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