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肠流盛安史。京不及刑家自全，黼弗显诛恩尚委。杨炎终报元载仇，微之实同宗闵耻。政刑既弃胡虏盛，中国不尊招讪毁。尊名重器假狗彘，公卿何人是知理。嗟予老病岂乐生，实抱忠谋难须死。亦尝奏对明光殿，寒饥徒步荆棘里。面风背日若有待，前有戎车后妻子。戎车不断顿都城，元戎一言左右以。遥有人家投宿无，骨肉夜饭无钝齿。不嗟五日不面，但怜一夜灯花喜。庶几明发脱盗手，复见皇威振遐迩。庙堂再见谢太傅，弈棋未罢风尘弭。前夜客投佛寺晚，全家冻泣木鱼底。我今朝夕幸已多，闻见纷纷聊实纪。
此诗大致作于说之避地高邮，高宗立，召其赴行在之时。诗歌前四韵回忆了自金兵北侵，太原失守，二帝仓皇，万民流离的往日乱状。中六韵总结了童贯、蔡京、王黼等奸佞虽已伏诛，但已朝纲败乱。后十韵描述了“寒饥徒步荆棘里”、“全家冻泣木鱼底”的亲身逃亡经历，寄托自己怀抱忠谋，渴弭风尘，重立皇纲的美好心愿。叙事真切，议论雅正，可为史鉴。
根据日本学者浅见洋二的研究，年谱至宋代开始大量出现，它与宋代学者注重诗文集的编年形式有关，而宋代学者之所以注重诗文的编年，又与宋代历史学的发达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把诗作为历史资料而加以活用”的诗史观有极大关联 ③ 。说之的诗文虽系其长孙晁子健搜集整理而成，但大致遵循了时间顺序，说之自己也经常标出诗文写作的明确日期，他的许多诗歌，都以日期或节候为诗题，如《元符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十六日立春》、《九日戏作》、《三日》、《三月十一日大阅偶作三绝句》、《庚子初伏前一夕大雨》、《偶题丁酉》、《七月五日立秋》、《八月十五戏作》、《七月一日作》、《海陵寒食》、《海陵社日》、《正月二十八日避难至海陵从先流寓兄弟之招邂逅冯元礼故人》、《三月二日大风》等。有的虽不以日期或节候为题，但却标有“感事”或者即事名篇，也体现出较强的诗史意识，如作于海陵的《次韵和中远以予真州江上遭巨寇脱身感事作》:
一树高梧丹叶翻，男婚女嫁失前村。但闻狼虎厌人肉，不见酒浆招鬼魂。久分彼天难叩问，未甘此道漫追原。江心火杂鱼龙血，我脱身来君莫论。
靖康之变，作为中原世家大族的晁氏故乡惨遭金兵洗掠，民众流离失所，尸骨遍野，以致连虎狼都已吃腻，活着的人甚至来不及为亲人设酒致祭。诗人欲为国效命，却于真州江上遭巨寇抢劫，九死一生，好不容易逃脱性命，但“江心火杂鱼龙血”的惊魂一幕却不愿再回首谈论。短短八句诗，将乱世的惨状和人们不忍追忆的心情揭示得淋漓尽致。再如《舟子语》:
晁子被放逐，四方何所止。随众到淮口，脱身乱兵里。长淮岁暮风，舟楫不得舣。因之狂雨来，青山白浪底。风雨与波浪，三者酷斗靡。北客怖未尝，波神得自喜。舟子言勿怖，此是冲风尔。前风冲后风，纵神杂横鬼。吼怒夜潮落，倏忽熟风起。冲风如小人，熟风若君子。明日复冲风，又非前之比。舟子言可贺，此风即当死。盛大不死者，从何睹神理。京、贯、黼、攸辈，万货他手委。官知其然欤，几年干天纪。神降与人言，化酒幻桃李。上真怒中华，实锡羯胡祉。破我诸州镇，胡阵风从指。汉兵遂喜北，不走即降矣。风伯不佑我，岂独在兹水。舟子语可书，聊以视知己。
靖康元年九月，说之因与当国者议论不合被借故贬谪，适逢金兵渡河，说之与百姓杂然逃亡，至睢阳，舟欲行而河绝流，“既而闻胡虏破拱州，将攻睢阳，遂舍舟与凡百士族民伍杂然奔亡，朝雨暮云，饥不知寒，仅有竹舆，不如徒步。既过之处，胡寇与溃兵踵迹相接，若来追逐，而彼方嗜杀略焚荡，使我得以小舟渡淮，至高邮” （《答钟离远先辈书》） 。这首诗就是当时渡淮的纪实。不仅写出了岁暮风狂浪急的危险，还借舟子将不同的风比作小人与君子，联系到蔡京、童贯、王黼、蔡攸等奸党干犯天纪，遭致神怒寇侵。“破我诸州镇，胡阵风从指。汉兵遂喜北，不走即降矣”四句又写出当时宋金交战，金兵势如破竹，宋军不堪一击的实况。最后感喟天不佑宋，当国者须思舟子所言小人、君子之分，上顺天意。全诗夹叙夹议，深具史识、史才。
值得注意的是，当晁说之以沉重的诗史意识描摹社会乱离情景，以锐利的反思精神忧世伤时时，另一位诗坛大家吕本中也开始了他的时事诗创作，但他比晁说之年少二十五岁，无论从人生经验和对时局的认识上还都不如说之丰富深刻，他此时的时事诗，多是就事论事，缺乏反省。如《守城士》:
北风且莫雪，一雪三日寒。不念守城士，岁晚衣裳单。衣单未为苦，隔壕闻战鼓。杀贼须长枪，防城要强弩。炮来大如席，城头且撑柱。岂不知爱身，倾心报明主。报主此其时，一死吾亦宜。未敢望爵赏，且今无事归。寄语守城士，此言君所知。
再如《闻军士求战甚力作诗勉之》:
今春贼来时，军士怖而走。今冬贼来时，决拾揎两肘。愤然思出斗，不但要死守。仰怀吾君仁，愈觉戎虏丑。欲以占天心，於焉卜长久。暂劳何足道，富贵要力取。行看斩贼头，金印大如斗。
两诗皆作于靖康元年，然而将士的浴血奋战在此时的吕本中看来或是为了“倾心报明主”，或是为了“金印大如斗”，对于造成今日乱局之原因只字未提。因此，虽然在纪实性上吕本中与晁说之各有所长，但揭示的力度和深度上吕却要稍逊一筹。
当然，忧世伤时并非说之诗歌题材的全部，他的诗歌，还包括酬唱应答，怀亲别友，题画论文，登山临水，闲居幽情，咏物托兴等多种题材，甚至连旅途中打瞌睡（如《马上睡》），还别人的诗卷（如《还通叟年兄诗卷》），亲人寄来一些土产品（如《赵妹自咸阳寄华州石缝山芋来作绝句二首》），请别人吃点小吃（如《招圆机吃槐叶冷淘》），都被说之写入诗中，典型体现出宋诗题材广泛生活化的特征。其中不乏颇有影响的佳作。如《题明王打球图》:“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去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就是数十首以玄宗打球为题材的宋诗中的扛鼎之作。再如《我昔题南庄壁》:
我昔柴门宜乐只，田园远近亦康哉。花摇笠顶唱歌去，草塞瓶头沽酒来。白叟披衣论甲子，青禽哺乳占莓苔。岂期一日风尘起，南北东山俱可哀。
此诗作于靖康元年，诗人归隐东里，前六句尽写隐士之乐，“花摇”、“草塞”一联是说之诗中难得出现的明媚之景，可以见出他生活的惬意和满足。末两句以“岂期”两字预示变生意外，金祸忽作，于是所有景物在诗人眼中顿成“可哀”，个人心态与社会时局紧紧相系，它显示出说之并不能真正成为超脱世外的无忧隐士，但颔、颈两联却以新鲜独到的细节将隐居的乐趣和洒脱之情富于表现力地描绘出来，让人心驰神往。
以上分析可粗略感知，说之诗歌题材相当多样化，它们以忧世伤时为主旋律，构成了一阕独具特色的多重奏鸣曲。
三 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
唐宋诗之别自宋人已有所论，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严沧浪的话:“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④ 自宋之后，唐宋诗之争一直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点，近代以来，经缪钺、钱锺书等先生的精彩分析 ⑤ ，宋诗特点逐渐为人注意，并达到一些共识。就诗歌意象和审美而论，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宋诗以人文意象为主导，即诗歌意象都是文化活动的产物或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事;审美上尚思理，即宋诗不像唐诗那样重物象情采的自然之美，而是多凭思力学识去联类引申的理性之美;简单讲即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如宋诗的多用典、尚议论等，就是其具体表现。
说之的大多数诗作，可以说典型体现了宋诗“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并在具体表现手法上体现出自己的个性。他的诗句，像唐诗那样纯粹由自然意象排列而成的并非没有，但数量很少，更多的是以人事、典故或议论构成。如《岚露雨》:
越山八月时，扬扬岚露雨。却疑梅再黄，奈何燕已去。平生始知名，要来愁羁旅。前愁岂不多，纷纷新代故。谁为司愁者，特于予不负。寄言宦游子，行李莫匆遽。
山岚露雨，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题材，可到了说之笔下，除了开篇二句重申诗题外，其余十句皆可以脱离诗题去看，几乎都是关于羁旅行愁的议论。他的五古《和胡少汲游山》长达四十韵，却与山景少有关涉，而多大段议论，并夹杂着“汉大夫”、“良媒”、“中庸”、“官豸”、“大篇”、“小章”、“九转”、“食柏”、“种漆”、“原宪”、“季氏”、“挥日”、“凌云”、“枯胫”、“攘臂”、“鲁卫士”之类典故。全诗情绪复杂，议论曲折，加上频频用典，不经理性的深思很难把握住诗歌的意脉。即使在律诗里，说之也常常打破颔联或颈联写景的常套。如《春色》:
春色真无赖，羁人自慨慷。莺能嘲客语，花解笑人忙。腰衱休含睇，栏干枉断肠。明当元几日，何处有流觞。
春光明媚，万紫千红，可入诗材者不计其数，且又是律体，照例总该有一联描写自然春景，然而说之整首诗对于景物几乎全是虚写。颔联虽有自然物象“莺”、“花”出现，但“莺”与“客”、“花”与“人”相搭配，在自然物象里掺入人事，并且不是人的拟物化，而是物的拟人化，重心仍在人事。再如《和高二偶作长句》:
流落归来少故人，婆娑白发强容身。雷霆能断王敦首，宇宙犹多庾亮尘。以国与盟非所志，在边不战岂其仁。兼资文武唯高子，谁识中原有虎臣。
这是作者流寓高邮时唱和朋友高二之作。颔联“王敦”、“庾亮”二典喻指权臣，意为当时虽已贬斥了一些大奸之徒，但朝中仍有不少祸世权臣。颈联意为对敌国俯首称臣并非皇上的本意，身为边将不去作战怎么能称得上仁义?末联将友人比作文武双全的虎臣，可是朝多奸佞，有谁来赏识他呢?忧愤之意，溢于言表。全诗有人事之典而无自然之景，颈联议论沉痛，成为诗中的警拔之句。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评价宋诗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 ⑥ 其实只要议论道理正大，内容充实，情感饱满，自然能发人深省;同理，即使是道理较粗浅，议论较陈旧，只要善于运用诗语，也会有不同的情感催发力量。即如《和高二偶作长句》中的“以国与盟非所志，在边不战岂其仁”，所议论的道理说不上新鲜和深奥，但用如此的语言与句式来表达，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宋诗的尚议论并不一定是什么缺点，关键还在于运用得当与否。
说之的绝句同样带有“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特点，如《玉玦潭》:“大夫既授玦，捐之湘江中。彼波到此潭，寂寂睡蛟龙。”描写的是中庐县（今湖北南漳县）灵溪寺附近的一处潭水，全篇只是借屈原投江的典故展开一段联想:屈原虽在湘江投水，但水是流动的，把屈原的玉玦冲到了此潭，因是屈原之佩，故玉玦亦成宝物，潭底肯定有蛟龙在日夜守护。我们得佩服诗人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但我们却不得不认为，作者偏离自然实景太远，它可能委曲、含蓄，但绝不自然，而是就“玉玦潭”三个字做文章，真的是体现了宋人“以文字为诗”的特点了。再如《狂风》:
十日狂风不偶然，未教桃李斗婵娟。关西将士曾如此，直入齐宫斩小怜。
狂风吹残桃李，本是自然物事，但在诗人脑海里，狂风却幻化为势如破竹的伐齐周师，艳丽的桃李幻化成冯小怜美丽的脸庞。冯小怜是齐后主高纬的宠妃，崔令钦《教坊记》曾说“高纬以冯小怜灭身”。自然气象的“狂风”竟被说之视为对一段红颜祸水、重色亡国历史的讨伐，你看说之心中的忧患意识有多么深重，人间关怀有多么强烈。
就诗歌而言，诗人托兴于草木鱼虫，借自然发人事，最能给人感官以直接原始的刺激，所感知的自然形象也最具体生动，它先于人们的思维出现，反而拥有无限联想的可能性。但是说之却是借人事发人事，借古事发今兴，需要调动的是人们的学养和思维力，它可能更加曲折深狭，却要以丧失感官的原初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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