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晁氏文人个案研究之二：晁冲之
晁冲之（1073—1126），字用道，改字叔用，开封（今河南开封）人。他是晁补之的族弟，晁说之的从弟。“之”字辈诸晁中以补之名气最大，以说之学问最为淹博，而以冲之才情最为高绝[1]。但由于种种原因，晁冲之留传下来的文学作品较少，生平资料也很简略，且有不少互相矛盾抵牾之处。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又写作了怎样的诗词？需要我们精心爬梳，静心体味。
一 充满个性的诗歌
（一）
关于晁冲之生平的史料，常为后人所引者，主要有以下数条：
（1）宋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宛委别藏本，下同）：“予昔游都城，于晁用道为同门生。后三十六年，识其子公武于涪陵，又二年，见之于武信。爱其辩博英峙，辞藻蔼如也，因与之善。初不知其为用道子也。一日，来谒曰：‘先公平生多所论著，自丙午之乱，埃灭散亡。今所存者特歌诗二百许篇。涪陵太守孙仁宅既为鑱诸忠州酆都观，窅然林水之间矣，敢匄先生一言以发之。’予亟闻其语，谢曰：‘愿闻先君之所以含咏而独游者。’公武于是出其家谱牒，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谓具茨先生者也。予于是耸然曰：‘是必吾用道也耶？第今字叔用，为小异耳。’已而追怀平昔周旋之旧，盖自京师之别，绝不相闻，今乃幸与其子游，又获观其所论著，为之感慨者久之。嗟乎！予安得不为吾用道一言哉！方绍圣之初，天下伟异豪爽绝特之士，离谗放逐，晁氏群从，多在党中。叔用于是飘然遗形逝而去之，宅幽阜，荫茂林，栖于具茨之下，世之网罗，不得而婴也。暨朝廷诸公谋欲起之，乃复任心独往，高挹而不顾，世之荣利，不得而羁也。至于疾革，乃取平生所著书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语文章，不得而污也。然则吾叔用，所以传于后世者，果于诗乎？……”
（2）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政和间，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晁冲之叔用每会饮，多召侑席。其后十许年再来京师，二人尚在，而声名溢于中国。李生者门第尤峻。叔用追往昔，作二诗以示江子之。”
（3）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三十三：“冲之字叔用，济北人，说之从弟，在群从中独不第，授承务郎。绍圣以来，党祸既作，超然独往，有具茨集。”
（4）清吴之振《宋诗钞·具茨集钞序》：“晁冲之，字叔用，初字用道，举进士，与陵阳喻汝砺为同门生。少年豪华自放，挟轻肥游帝京，狎官妓李师师，缠头以千万，酒船歌板，宾从杂沓，声艳一时。绍圣初，党祸起，群从多在党中被谪逐，遂飘然栖遁于具茨之下，号具茨先生。十余年后重过京师，忆旧游，作无题诗二首，为时所传。时诸公谋欲用之，高挹不顾。至疾革，取平生所著曰：‘是不足以成吾名’，悉焚之，故其诗不多。”
对于传世稀少的材料，人们使用时往往变得十分宽容，有时甚至充分利用材料的简略和模糊，一厢情愿地替他们增饰许多情节。四条材料中，以喻汝砺所述最为重要。他不仅与晁冲之曾为同门生，而且与冲之子公武友善，他的序，可信度极高。张邦基约生于哲宗绍圣间，小冲之约二十岁（参中华书局校点本《墨庄漫录》孔凡礼之前言）。厉鹗虽是清人，所记亦值得重视。吴之振之记，不难看出，是据喻、张二人的记载增饰想像而成，线索最清晰，但错误最多：先说“举进士”[2]，宋代史料中未有记载，且与厉鹗所说矛盾。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亦云：“冲之在群从中亦有才华，而独不第。”吴说大约是受了喻汝砺之序言其与冲之“为同门生”的影响，将同门误为同年。这从他“举进士，与陵阳喻汝砺为同门生”的叙述句式即可看出。其实喻本人崇宁五年始赐学究出身，据其诗序推，他与冲之同门的时间当在崇宁二年。次说少年时“狎官妓李师师，缠头以千万”，吴之振将时间安排在绍圣之前。然据《大宋宣和遗事》，李师师宣和年间极受帝宠，宣和六年被册明妃，若李师师绍圣前即以成为需“缠头千万”的名妓，宣和六年至少已年近半百，恐难得帝宠。《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可见李师师崇、观年间始成名，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将冲之召饮李师师事系于政和年间，是可信的。时冲之年过而立，不可谓之“少年”，“缠头以千万”更非渐趋衰落的晁家所能承担，吴之振所叙想当然耳。再说“十余年后重过京师”，吴之振将其系于绍圣后，然据张邦基《墨庄漫录》，此事亦当在政和某年后十余年。
除了上述材料外，关于冲之生平尚有一条重要材料少人关注，那就是其子晁公遡的《悯孤赋》（《嵩山集》卷一），其中多处涉及冲之，兹引有关部分如下：
有卫氏之君子兮，鼻祖肇绪于初度。灵根大于元庄兮，益植德而垂裕。后皇揆其中情兮，嘉耿介以作辅。绵蝉连而通籍兮，逮五叶之踵武。
皇考生而謇直兮，杂若芳以为佩。中既有此修能兮，罹氛浊而不得试。服铜墨于嵓邑兮，迫洿渎而缭戾。鸱枭迭翔千仞兮，鸾畏吓而增逝。甑窐荐于清府兮，倭傀纷其径侍。惟谣诼之妬美兮，君犹天其何怼。犬戎忽其吠尧兮，肆齮啮犹未果。进铅刀以御冲兮，众固知其不可。女嬃婉娈而来告兮，圣乱邦而不居。昔子弃而今辞兮，揆厥礼而弗渝。皇考申之怫郁兮，曰食焉其可舍。倚东藩以出奔兮，日重趼而百舍。奋大义以委命兮，元戎感而就驾。前茅蹶于宁陵兮，胡天命之不假。独立而弥厉兮，遂结缨于此野。
首段述家世，言宋代晁氏鼻祖乃周朝卫大夫史朝，至文元公晁迥、文庄公晁宗悫时发达，且能荫庇后代，皇天后土知其情，赐以五世耿介家风。次段述冲之生平个性。冲之生而謇直，秉性高洁。虽有才能而世风恶浊，未有展试其才的机会，只是做了小小的县令，沉沦下潦使其忧心忡忡。最后金兵入侵，冲之激于大义，奔赴前线，战死疆场。
我们根据以上史料及其他有关文献，并结合晁冲之传世的诗歌，为他编制了年谱（见附录）。据我们考证，晁冲之确实毕生未登科第，曾荫补为承务郎，晚年做过一任县令。他少年时家境尚可，藏书多达二万余卷[3]，有条件接受很好的知识礼仪的教育，经历过一段儒雅风流的贵公子生活。
大约元祐五年前后，冲之的从兄晁贯之任新乡令。为了满足自己不断扩张的好奇心，冲之离开京师到新乡一带游历，并在那里小住经年。新乡西北有一座苏门山，据说孙登曾隐于此。阮籍去拜访他，孙登不答一语，阮籍长啸而退，下到半山，忽闻山巅孙登之啸若鸾凤之音。冲之经常去那里游玩[4]，想必孙、阮二人那种大道无声、通脱自然的潇洒也无形中浸染了这位少年的心灵。绍圣元年，他和兄长载之同拜著名诗人陈师道为师，学习诗歌创作。那时，冲之刚过弱冠，正是摩云高歌的年龄，祖上的荣耀和文学世家的传统，使冲之的少年时代充满着积极进取的憧憬和幻想。他晚年忆旧时写过一首《次二十一兄季此韵》，对少年的仕进生活与心态作了具体描述：
忆在长安最少年，酒酣到处一欣然。猎回汉苑秋高夜，饮罢秦台雪作天。不拟伊优陪殿下，相随《于蔿》过楼前。如今白发山城里，宴坐观空习断缘。
此诗是写给他的从兄晁谓之季此的，抚今忆昔，寄慨深长。首联写他少年使酒自纵，豪放快意。次联截取了两个生活镜头，具体地加以展现，狩猎夜归，秋高气爽；青楼畅饮，冬雪漫天，“汉苑”、“秦台”分别是都城豪华猎场和妓馆的代称。颈联抒写志向，不欲谄媚权贵，而欲像唐代作《于蔿》的元德秀那样有补于世。尾联写自己年已老大，只能在偏僻的山城习禅息心，忘却世事。前六句追昔，基调高扬直下，后两句抚今，收束顿挫，使前六句汹涌而下的情感碰到障碍后回旋成更加强烈的涡流，表明自己的坐禅修心是多么不甘而又无奈的一种事情。
使冲之坐叹老大的原因主要是哲、徽二帝时频繁的党祸。晁氏家族与旧党多有往来，族兄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从兄说之也与苏门交往密切，这在新党执政、旧党屡遭贬谪的哲、徽二帝时代，晁家的失势可以预知。哲宗绍圣党祸起，族兄补之落党籍，为了避祸，冲之飘然隐于新郑之西的具茨山下，号具茨先生。这期间，他曾漫游龙兴、鲁山一带，作有《龙兴道中》、《题鲁山温泉》、《同鲁山韩丞观女灵庙前险石》等诗，崭露出他卓然不凡的诗歌天赋。元符三年正月，哲宗驾崩，向太后听政，赦党人，从兄补之也被召还京师，冲之可能于此年返回京师居住。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党祸、更广泛的牵连，从兄说之也因元符末上书被落邪等，冲之对朝局更加失望，也更绝了功名仕宦之心。之后至政和五年前，在长达十几年的时光里，他开始了不是放浪于山水林木之间，就是放纵于歌舞酬唱之中的生活。冲之游历的足迹一度到过江苏徐州，但大部分的时间里，是在京城和兄弟朋友们互相唱和。政和初年，他们在宴会时还经常招李师师、崔念月等名妓侑席。这是一种清醒后无奈的放纵，欢乐里夹杂着痛苦，在大写了自我风流后被阉割的是社会价值的实现。于是在《问讯次九日韵》中他慨叹：“拟上平戎策，惭无属国才。”《复至新乡廨寄张穉》里他悲吟：“所忧负平生，岂但感寒暄。”从这些诗句里，我们读出了冲之潜藏在骨子里的从政热情。
政和四年冬的一场大火，京城昭德晁氏家产受损严重，二万多卷藏书焚毁几尽。迫于生计，冲之于次年秋天迁居生活消费不太高的新郑东里，晁氏有许多族人定居在那里。此期他的生活虽然不如过去风光，衣食总还算无忧，诗兴也并未减弱，与叶梦得、吕本中等多有酬唱。政和七年，吕本中过新郑、京师，与诸晁兄弟均有唱和，有《京师新郑与诸晁兄弟往还前后数诗》。同年，叶梦得移知颖昌，开浚许昌西湖，与苏过等十二人结社唱和甚欢，冲之也遥应诗社，屡有酬唱。政和八年，四十六岁的冲之又经徐州至泰州海陵探访吕本中。次年上元节，冲之、贯之与吕本中一起在海陵度过。约于宣和年间，他又移居洛阳，生活转入困顿，《和十二兄五首》其五云：“……迩来居东都，物色不见柳。造次遇摧折，荏苒及衰朽。欲归便可尔，未知公果不。”最困难的时候甚至酒米全无，《次四兄雪夜韵》诗里有形象的写照：
夏虫不知冰，越犬不识雪。我独冰雪间，肘见冠缨绝。青灯挂长檠，文字夜涉猎。问米米已无，问酒酒已竭。当时陶渊明，同日无此阙。置书忽不乐，面壁卧呕噎。虫犬两不如，悲歌聊一发。
诗歌采用特殊的类比方法，将自己置身于夏虫、越犬之中，从夏虫、越犬可以免却冰雪之苦，对比出自己天寒衣敝、米缺酒无、饥寒交迫的生存处境，最后得出“虫犬两不如”的惊人之论，令人读之真有酸心椎骨之感。可能迫于生计，宣和年间冲之还曾做过一任县令（详考参附录《年谱》），但仍郁郁不得志。
晚年的冲之还曾生过一场大病，心灰意冷之余，他“乃取平生所著书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古人所推重的“三不朽”，冲之于“立德”、“立功”无缘，然而毕竟“立言”亦可不朽，如今冲之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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