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中国社会的特点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官本位”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重要特征。一个家族能够世代繁荣，最重要的条件不是拥有大量的财产，而是家族中不断有人通过科举或其他方式进入仕途，在成为皇权结构一分子的同时从那里交换一定利益。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庇护，即使富甲天下的家族也很难长盛不衰。晁氏家族能够享誉宋代近三百年，关键仍在于世世代代不断有晁氏族人科第成功或入仕为官。晁氏全盛之时是在晁迥晚年，其嫡系子孙十七人“咸有肯堂之材”，皆能继承诗书之业，其中“子四人并升朝列，诸孙十三人十人已为京官。”其他“延荫及弟侄侄孙，不遑具载。”（《法藏碎金录》卷七）长子宗悫还官至参知政事。至第六代补之、说之时，虽然这一辈中进士者至少二十三人，但官位不显，政治影响有所下降，因此晁补之才哀叹：“文元公起家，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晁氏自文庄公秉政，勋业在王室，逮今六十余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自第七代开始（公字辈），晁氏科举入仕人数锐减，至第十代（世字辈）则只有晁世禄一人为特科进士，宋代晁氏一族也就不显于世。不仅晁氏如此，宋代几乎所有绵延久远的世家大族科第人数都相当可观，三槐王氏中进士者仅北宋一朝即有二十余人（据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提供的资料统计，齐鲁书社2004年版），明州楼氏从皇祐五年（1053）至开庆元年（1259）间亦有三十八名进士[13]。由此可见，科举或入仕对于维护一个中国传统家族的兴盛何等重要。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晁氏家族在治生方面的独特性。所谓治生，即家庭生计的经营，在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添置田产或经商聚财两种方式。有了田地，就可以雇人耕种或租与佃农，使自己从繁重的农事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读书所需的必要时间；经商赚钱，可以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还可增强家族的抵抗意外能力。眉州青神陈氏家族富足，陈希亮曾祖延禄、祖琼、父显忠，皆不仕。希亮幼孤好学，“年十六，将从师，其兄难之，使治息钱三十余万。公悉召取钱者，焚其券而去。学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谕使学，遂与俱中天圣八年进士第。”（《东坡全集》卷三十九《陈公弼传》）希亮曾祖而下至其兄，大约皆为商贾，所以才致有“息钱三十余万”。明州楼氏“世以财雄于乡”（《攻媿集》卷八五《高祖先生事略》），咸平年间，楼皓“以赀为奉化县录事”（《攻媿集》卷七四《为赵晦之书金刚经口诀题其后》），为家族发展奠定了基础，至楼郁决科起家，一门书种，赖以不绝，楼氏遂成仕宦名家。苏轼也屡屡求田问舍，其态度更有代表性，他说：“归老之计，不可不及。今办治退居之后，决不能食淡衣粗，杜门绝客。贫亲知相干，决不能不应副。此数事岂可无备？不可但言我有好儿子，不消与营产业也。”（《东坡全集》卷八十一《与蒲传正》）然而与许多能够长久生存的家族都重视此道不同，晁氏家族似乎对此比较陌生。现存历史文献中找不到晁氏家族从事经商的明确记录，他们在添置田产方面的成绩也极为有限。晁迥一系在开封拥有昭德坊晁宅，维系百年之久，但系仁宗所赐；他们在新郑东里也有田地，却数量不多，晁冲之有“我家溱洧间”，“田园虽不广”（《和十二兄五首》其五）的诗句可以为证，南渡后晁公遡为官三十年，“无田庐可归，为贫所驱，矻矻州县间，但知自治而已”（《嵩山集》卷二十九《为宰相小柬》之五）。晁迪一系在济州发展，其裔孙晁补之家不过有贫瘠之田二顷，虽雇人耕种，但“我庄当水穷，乃比石田瘦”，“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以至不得不“居贫废文字，铫鎒学苦耕。”（《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其一、其三、其五）晁遘一系人丁单薄，更显势微。晁仲询乐善好施，颇以富称，但葬母时居然要贷钱始能为之（晁补之《宋任城晁公墓表》），富只是因其慷慨给人造成的一种错觉。一般而言，没有巨量的田产和雄厚的钱财，家族的长久延续是不容易维系的，但晁氏却是一个例外，他们似乎志不在此。晁公遡《程氏经史阁记》云：“公卿大夫与诸侯之后，乃有不安其贵，而反以富为忲者。则伐冰之家，不止乎鸡豚之畜也，其家所当传者卿之礼二、士之礼七、大夫之礼三、诸侯之礼四、诸公之礼一，其谁复知之耶？民有幸而得夫爵五之三，与位三之二，或尽得之，然多者再传，少者一传，则已复为民矣。故天下之名为公卿大夫诸侯，率无世其家者，以其礼先亡也。民得之者又本薄而易蹶，故公卿大夫诸侯及其民更相上下为盛衰。……眉州程氏始以进士起家，今六世矣。仕者日以加多，其乡人私怪其故，将何以致之？予昔尝为涪州军事判官，事太守程公，知其家既贵，而不以殖其货，而能筑阁于其所居，以聚四库书，而贻其子孙。程公岂特程氏之贤哉？实古之公卿大夫诸侯之选也。其子孙能世守之，是亦常为公卿大夫诸侯，则所获宁止鸡豚之利也？”（《嵩山集》卷四十九）可见晁氏家族看重的是诗礼传家，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不去追求殖货放利。不擅经营家产增加了家族对科举入仕的依赖性，往往得仕族聚，失仕族散。如补之因绍圣党祸废罢，徽宗期间曾起为知河中府。他在《河中府谢到任表》中云：“散族再收，啼饥皆饱。”（《鸡肋集》卷五十五）因此对于晁氏家族来讲，就有必要调动自己家族其他方面的优势，来保证科举入仕的稳定性。

    三 文献相承与文学之家
    晚清陆心源谈到晁氏时说：“澶州晁氏为北宋文献之宗，自文元而后，不但巍科清秩，中外联翩，如景迂说之，深道咏之，叔用冲之，无咎补之，伯咎公迈，子止公武，子西公遡，各以气节文章名当世。此外著书编集传世亦多，自文元至于公武，群从子孙数十人，著述之见于各家书目者百数十种，今尚存十五种，一门著述之畜，未有如是之盛者也。”[14]拙著《晁说之研究》中共考证出晁氏三十六人一百五十余种著作，足证陆心源所言非虚。但晁氏被称为“文献之宗”，并非仅因家族成员多有著书编集传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晁氏对书籍、绘画、法帖等文献的收藏和研究。

    宋人爱聚书藏书，从达官显贵至一般士人概莫能外。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统计，藏书万卷以上的就有二百多家，如韩琦万籍堂、王雱集雅楼、黄庭坚万卷堂均聚书万卷。朱长文藏书二万卷，宋绶、宋敏求父子藏书三万卷，周密藏书四万余卷，宗室右丞相赵汝愚藏书五万卷，荣王赵宗绰藏书七万卷，叶梦得和魏了翁两家藏书更是多达十万卷。也有未入仕或未事举业的万卷藏书家，如布衣李畸实聚书万卷，隐士蔡致居聚书二万卷，道士陈景元藏书数万卷等。至于藏书低于万卷的则不计其数。可见爱书藏书并非全部与功利有关，而是一种社会风气。

    晁氏是当时著名的藏书世家，他们世代为官，或掌文诰，或充馆职，官至学士、博士或待制者有晁迥、晁宗悫、晁仲衍、晁仲蔚、晁仲熙、晁仲参、晁补之、晁说之、晁谦之、晁公武、晁公为等十余人，得以接触大量官府秘阁所藏，又因家族宦迹四方，得以广泛搜罗书籍。其中有不少的善本、珍本，如宋祁手抄杜诗本，司马光的《通鉴举要历》、《司马文正传家集》等。不惟如此，晁氏还兼校书、刻书，这是他与宋代一般藏书家的主要区别。

    晁氏藏书自晁迥即已开始。晁迥晚好佛道，又曾为译经润文官，所藏书中佛道经典可能占了相当部分，以至起“密严堂”专藏之。晁迥所藏书籍目录已不可考，但无疑有不少善本，如《郡斋读书志》之《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云：“未详撰人，凡王逸《章句》有未尽者补之。自序云：‘以欧阳永叔、苏子瞻、晁文元、宋景文家本参校之，遂为定本。”[15]《陶渊明集》传本虽多，但《问来使》篇，“独南唐与晁文元家二本有之。”（《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引《西清诗话》）另据汪藻《世说叙录》，晁迥还整理过《世说新语》，将之厘为上、中、下三卷[16]，可见他并不是单纯的藏书家。

    晁迥之后，晁氏数世文献相继，翰墨为业，对家庭藏书自然有所增益。晁说之《刘氏藏书记》云：“予家则五世于兹也，虽不敢与宋氏争多，而校雠是正，则未肯自让，乃去年冬火亦吿谴”（《景迂生集》卷十六）。《刘氏藏书记》作于政和五年，可见晁氏藏书遭火灾乃政和四年（1114）冬天。从晁迥起家至此已有百余年，晁氏到底藏书数量达到多少了呢？据喻汝砺的《晁具茨先生诗集序》云“所藏至二万卷。”晁说之并不仅仅是藏书家，他自言“校雠是正”，不逊于以校雠精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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