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魏晋六朝，“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寄托……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1]降及两宋，门阀世家庶几无存，倡导敬宗睦族的个体小家庭逐渐成为社会主体力量；同时，科举制的不断完善增强了竞争的公平性和社会阶层的流动速度，国家右文政策的推行和印刷术的发展不仅造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知识崇拜，也使知识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中国学术文化遂得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宋代家族文化当然也适时地显现出其时代特点，那就是普遍重视亲族友爱，重视科举，重视文学培养，重视图书积累，嗜学、博学等，正是这“普遍”二字，打破了六朝世族的文化垄断，形成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的坚固基础。这些，通过晁氏家族的研究将会有切实的感受。
一 不失敦本睦族之意
“敬宗收族”出自《礼记》的“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即人们利用血缘关系，提倡血亲相爱，亲族团聚，使家族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晁氏姻亲杜纮称赞晁家“故有风范，奉祭祀、待宗党宾客惟腆。”（《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晁补之称赞晁迪、晁迥、晁遘兄弟三人，“皆中和孝弟，慈惠而爱人，用钟其庆，六世子孙，男女嫔妇至口五百。”（《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说明了晁氏以“敬宗收族”传家的风习。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家族内部的亲疏尊卑长幼等人际关系完全以此展开，为了使这种家族秩序得到有效控制，除了依靠天然的血亲意识和祖先崇拜之外，还必须强化从血缘亲情中提升出的孝悌仁爱、敬祖睦族等道德观念[2]，使之获得家族成员的广泛认同，并通过外在的礼法行为规范具体体现出来，即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因此，考察晁氏立身处世中“敬宗收族”的诸多实践，也就将直接印证杜纮、晁补之上述的说法。
徐扬杰先生将“敬宗收族”的实践总结为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三个方面。[3]但祠堂之立源于宋末元初，族田添置之风大行于范仲淹之后，且须富贵者始能为之，晁氏贵显当数晁迥、晁宗悫父子，皆生于范仲淹之前；之后晁氏族人虽入仕不断，但极少位高有力者，故晁氏族田之设未见于记载。不过晁端彦曾编有《晁氏世谱》，并作序云：“使晁氏之族不昭，无以扬先烈、纠族人，以传示后世。不胜祗惕，具为是谱，文行居先，卒葬载后，每闰则修……俾相承不紊，乃不失敦本睦族之意乎。”[4]《谱》今虽不存，由晁说之《嵩山文集》（四部丛刊本）附录所收《晁氏世谱节录》尚可见其仿佛。他们的名字自晁迥后极有规律，“宗生仲，仲生端、之，端、之生公，公生子，子生伯，伯生世，奕叶联名”（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晁子与墓志铭》），其“敬宗收族”的目的非常明显。
除了徐先生总结的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外，祭祖睦族、孝悌仁爱自然也是“敬宗收族”的重要表现，它更具体和日常性地表现了血亲相爱的伦理意识。晁氏家族对先人的祭祀和内外应对之礼较为看重，诸妇持家，多擅此道。如晁遘妻张氏“处内外亲，尊卑长幼，亲疏之际，无不当于礼而恩称之。”（ 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五《寿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晁仲参妻公孙氏“内外言不交于阃，非晨昏定省、祭祀烹饪不下堂。”（晁补之《寿安县太君公孙氏行状》）杜纮《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称晁端友妻杨氏“岁时祀其考妣终身，晁氏彻，然后之杨氏，礼意惟称。”晁补之的《鸡肋集》中也有多篇祭告先人的祀文，可以见出晁氏家族对于祖先的重视。
晁氏族人之间礼让、睦爱、孝悌之风也很浓厚：晁迥“延荫及弟侄侄孙，不遑具载。”其子晁宗悫发扬了这种精神。“宗悫性敦厚，事父母孝，笃于故旧，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宋史》卷三百五宗悫传）而宗悫长子仲衍“天性孝笃，自文庄之薨，才数岁，继遭安康之艰，创巨毁深，屏处一室，六年未尝一茹荤。君大族也，事诸长上必恭，厚昆弟以爱，赒群从以恩，与朋友以信，凡岁时吉凶问遗，罔不如礼之中。”宗悫卒后可以荫补后代七人，仲衍只给长子迁一官，“余悉沾内外亲……亦君所以成先志云。”[5]晁仲询“勤施远近之游子，必顾彼之意，而不顾室中有无也。礼文仪物，行于宗族者，随岁时寒暑酒炙行焉，率以为亲庭之乐也。”（晁说之《宋任城晁公墓表》）晁仲熙事继母以孝闻，“笃爱其弟，有人所难能者。为人忠信平夷，宽裕不矜伐，趋事静以敏，自奉养俭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赒之，恐不足。”晁补之赞之曰：“昔文元公尝言：吾自幼及老，历官临事，未尝挟情害物，倾人售进，其晩节著书垂训，多慎刑戒杀之意。而公性中和，敬人而爱物，盖近文元之风。”（《鸡肋集》卷六十四《右朝议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铭》）晁端仁长孙系损之之子，但端仁死后的荫恩，损之仍让与其侄[6]。端仁另一子谦之，也将郊恩让与从侄公谔（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墓志铭》）。晁氏亲族渡江后离散漂泊，谦之又尽力收抚（《明一统志》卷五十一）。晁公迈之子晁子与“事亲先意承志，曲尽子职，伯季死，君力教叔弟子谁之子伯谈，以经术取高第。”（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晁公谔“少承家法，笃于孝友，尝刲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墓志铭》）他们的忠厚、孝悌、友爱，几乎成为化与心成的自然举动。
另外，虽然平时晁氏族人分散于汴、郑、济、徐一带，但当家族间有了大事发生时，他们也会聚集到一起，同喜共忧。如晁遘第三子晁宗愿曾为真州军事推官，夫人黄氏大观元年时年已九十一岁，时大赦天下，诏民百岁男子官，妇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岁。于是其第四子晁仲询走京师，为母请封。上之制曰：“黄氏蕴仁积善，享有耄龄，可寿光县太君。”族人荣之，为作堂曰“积善堂”，且大会宗党，饮酒相贺，“补之乃于夫人为族曾孙，年五十五矣，独素发垂领，搢笏跪起以寿夫人于群从之后。盖世之老人见曾孙尚多有之，如夫人见曾孙数十，其长者已白首，又自有孙，在昔良少。”（《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 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无疑增强了晁氏家族的凝聚力。晁补之、晁说之、晁冲之都曾作诗文记之[7]。再如晁迪子宗简之墓本在开封祥符县，但患地卑水多，议改葬任城鱼山时，其孙晁端礼、晁端智“以告群从诸孙”相与议，最后采纳了晁补之的建议，合族完成了这次墓葬的迁移（《鸡肋集》卷三十一《宋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军州事赠特进吏部尚书南安晁公改葬记》）。这些活动都怀着浓烈的亲情，散发着“敬宗收族”的伦理光辉。
与魏晋南北朝门阀世家的世袭富贵相比，宋代官僚丧失了政治、经济上的世袭特权，“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袁采《袁氏世范》卷下），子孙不善治家者，虽上辈位高权重亦难免迅速败没。北宋大将曹翰，“卒未三十年，子孙有乞匄于海上者矣”（《涑水记闻》卷三，中华书局校点本）。宰相吕端死后十年，“旧第已质于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至于一般官僚家庭，其后代沦落者更是比比皆是，如曾为龙图阁直学士的北宋名臣孙觉，死后不过八十年，其“曾孙浩，鹑衣菜色，困于逆旅”，不得不出售孙觉的告身，周必大感叹说：“考前辈立名节之难，而思后人持门户之不易”（《文忠集》卷十六《跋孙莘老告身》）。为子孙计，宋代官僚大多倡导“敬宗收族”，真定韩氏的韩亿“见亲旧之孤贫者，常给其昏葬”（《宋史》卷三一五本传），韩维“其居家，俸赐悉以均给宗族及故人子弟，周恤之甚厚。方闲退时，聚族数百口，置田数十顷，以为义庄，抚孤幼尤力”（《南阳集》卷末附鲜于绰《韩维行状》）。丁度“所得俸，稍计伏腊外，均赋宗戚，贫甚者嫁娶送葬，仰公而成，虽疏属如一。”（《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三孙抃《丁文简公度崇儒之碑》）谢绛“赒急宗族之无依者几百口”。谢绛死后，其子景初“抚给孤遗，如阳夏公（谢绛）之存，有田在苏杭，岁入千斛，悉留以给宗族之在南者。”（《范忠宣集》卷十三《朝散大夫谢公墓志铭》）可见“敬宗收族”是时代之使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晁氏书写着时代，也被时代所书写。
宋史研究界的研究表明，宋代士人一旦为官，就要维持一个相当大的家庭，以致经常为入不敷出叫苦[8]。如苏颂以高官厚俸致仕，聚族二百人，每苦族大家虚，赡给不足，“故每饭不过一肉，非宾客未尝饮宴。” [9]苏颂尚且如此，官微俸薄之人处境就更为艰难，秦观“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终日忽忽无聊赖。”（《淮海集》卷三十《与苏公先生简》）其《淮海集》卷十《春日偶题呈上尚书钱丈》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钱勰看到诗后送米相助，秦观又作《观辱户部钱尚书和诗饷禄米，再成二章上谢》其一云：“本欲先生一解颐，顿烦分米慰长饥。客无贵贱皆蔬饭，惟有慈亲食肉糜。”可见生活依然窘迫。晁补之入仕后虽然没有资料显示到底要赡养多少人，但据张耒所作的《晁无咎墓志铭》及其他材料可推知，当时跟随他生活的有自己的妻儿（至少5人），母亲杨氏（1人）、从叔母阎氏（1人）[10]，未入仕前的弟弟将之一家（至少4人），还有五个未嫁的姐妹，再加上仆人、家伎等，人数不会少于二十口，生活自难宽裕。苏轼就有诗云：“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三）陶晋生先生认为，宋代官员“除了要奉养父母，抚育子弟，负担家用，为姐妹女儿办婚事外，还需要帮助族人，母族和妻族，及接回因丈夫死亡而不能生活的姐妹、女儿和他们的孤儿。”[11]陶著揭示了宋代官员沉重的生活负担。而笔者感兴趣的是，它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族人间的互相帮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种互相帮助从长远看也是一种利益投资，自己成功时帮助族人，一旦族人成功时，也有义务照应自己或自己的后代，这样就可以同舟共济，维系一个家族长久生存下去。后来这种族人互助关系和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一起被宋代理学家纳入“敬宗收族”的理论下，遂醖酿出了中国近代社会新的家族制度和形式。
二 殆无虚榜
晁氏是科第成功之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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