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晁氏家族在每一典型意义中也隐含着自己的独特家族个性：他虽然重视科举和入仕，却并不像一般家族那样重视治生，更不愿因此有违道德节操；他虽然敬宗睦族，却并非礼法强制，而是化与心成的自然举动；他虽然喜爱佛教，对《金刚经》较为重视，但只将其控制在私人兴趣层面；他虽然文献相承，善教子孙，却更偏于文学训练，晁迥、晁宗慤等皆以词臣起家，后世子孙亦以词臣为荣。至于晁氏如何与其他文学世家相区分，我们在第四章将有探讨。

    小结
    本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1、晁氏族人之间礼让、睦爱、孝悌之风非常浓厚，体现出宋代敬宗收族的普遍家族风气。晁端彦还撰有《晁氏世谱》，不失敦本睦族之意。晁氏族人平时散居，但当家族间有了大事发生时，他们也会聚集到一起，同喜共忧。他们的相互睦爱是化与心成的自然行动。

    2、晁氏是科第成功之家，具有丰富的科举经验，历宋代十世，皆能榜上有名，有据可查的登科族人达七十四人，是中国科举制度上的一个奇迹。晁氏科举的成功，对晁氏家族的长盛不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晁氏家族不善治生，加重了家族对科举的依赖。

    3、晁氏历代皆喜藏书，还兼校书、刻书，刻有《坛经》、《花间集》等，对文化传播作了积极贡献；他对书画类文献也有收集，对各种文献非常熟稔，深知历代典章制度，且多能为诗赋，精书擅画，是典型的文献之家。与同以文献著称的东莱吕氏相比，晁氏在文献上的造诣集中于文学方面，故又被称为文学之家。

    4、晁氏家族佛风颇盛，晁迥、晁补之、晁说之都对佛经有精深的研究，但他们在社会层面仍然恪守儒家角色，只在私人空间嗜好佛典。

    5、晁氏家族善训子孙，尚德勤学，并注意调动家族力量，让孩子们群聚切磋、共同学习。孩子年岁稍长，由父辈带他们出去游历，增长见识等，给予后人多种形式的教育。

    6、晁氏家族在崇尚道德、重视科第、敬宗睦族、文献收藏、文学传承、博学勤学等方面的综合成就，既在宋代文化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又体现了晁氏家族自身的个性。

[1]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7—148页，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

[2] 参王建军《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 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第99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4] 序载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亦见于民国十三年《菏泽晁氏支谱》，皆藏山东菏泽晁八寨。

[5] 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四库全书本。另：本文凡未注明版本的古籍均引自四库全书。

[6]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二十，《龚丘县主簿晁君墓志铭》残篇（题目为笔者所加）。

[7] 晁补之作有《积善堂记》，晁说之作有《积善堂》诗（《景迂生集》卷五），晁冲之作有《积善堂诗并序》（《晁具茨先生诗集》）。

[8]参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郑梁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版。

[9] 《苏魏公文集》卷五《累年告老，恩旨未俞，诏领祠宫，遂还乡闬，燕闲无事，追省平生，因成感事述怀诗五言一百韵示儿孙辈，使知遭遇终始之意，以代家训，故言多不文》诗中注。

[10] 《鸡肋集》卷六十八《夫人阎氏墓志铭》云：“逮补之为尚书郎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按阎氏嫁端本，而端本早卒，阎氏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杜开，又因产夭，有一外孙女，出家为尼。

[11]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51页。另外，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中也认为宋代普遍存在着一族多数人靠某一官吏俸给生活的现象，而官员又有除了衣食住行外的文化消费，俸给显然不足。“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可能有的。”（第97页）这样就迫使官员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最大化，即走向：“一方面收受贿赂，一方面用别人的名义置产，或从事商业活动。自宋朝以后，官吏们之以这种手段解决其困难，乃众所周知之事。”（第98页）晁补之的儿子晁公为因妻任氏收受犯人贿金被免官后导致其家衰微，谢伋就曾作《过晁使君子莫园有感》诗为之叫屈（见《天台续集别编》卷六）。可见官员受贿已经成为一种习见的社会现象，因此才有人会觉得冤枉。

[12] 所据材料参《晁说之研究》，其中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卷五言晁仲询为“特科进士”，言晁冲之举进士。但据《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仲询未及第；而冲之亦未中第（参本书第六章考证），故不予统计。

[13] 吴光主编《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第46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4] 陆心源《刻〈续谈助〉叙》，《十万卷楼丛书》本。

[15]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七，第806页。

[16] 汪藻《世说叙录》三卷国内久佚，日本前田侯所藏宋绍兴本《世说新语》后附有二卷残本，中云：“晁（名迥，谥文元）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为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

[17] 晁氏与书画之关系，何新所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第56页亦举有数例，可以参看。

[18] 《黄宗羲全集》第四册《宋元学案》卷三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版1992年1月第1版，第518页、第516页。

[19] 晁公遡《景迂先生论语讲义序》（《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卷一五三，续修四库全书本）云：“汉之诸儒则尚知尊信其所自，非嗣其家、承其师，则不得在学官。惟予家则尚仍汉儒之旧，文元公之学，其如源乎江汉而放为大川，四传而及予族伯父景迂先生，则既合于海矣。”

[20] 按此事在宝元元年三月戊戌，参见《宋史》表二宰辅二宝元元年条，宗慤所草其中两制尚存《宋大诏令集》中。

[21]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尾》子部卷一《法藏碎金录》条引晁子健《坛经后记》：“子健被旨入蜀，回至荆南，于族祖位见七世祖文元公所观写本六祖《坛经》，其后题云：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以至点句标题，手泽具存。”有关晁氏男性与佛教的关系，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关于宋儒晁说之——考证学与佛教信仰》（《东方学》第73期，1987年）亦有考辨，可以参阅。但该文引《春明退耕录》：“赵文定、杨文公、晁文庄、李尚书维，皆为译经润文官。”证明晁宗悫亦通佛典。此处不确，细按上下文，文中所云“晁文庄”任译经润文官事当在太平兴国至天禧初，晁迥天禧初始任译经润文官，而宗悫此时资历尚浅，未堪此任。故此处“晁文庄”当为“晁文元”之误。另本文晁端礼嗜佛一条材料，原未留意，后观李朝军博士论文第49页载此，遂复核原书补入。

[22] 参《鸡肋集》卷六十九《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像赞》，卷七十《请则和尚说圆觉经疏》、《请则和尚说金刚经疏》。

[23] 参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24]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六《金刚经会解》条云：“予弟公遡，日诵三过。”

[25] 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 家世旧闻》第21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下凡引《家世旧闻》皆出此书，只注页数。

[26] 《渭南文集》卷三十《跋诸晁书帖》：“某之外大母清丰君，实巨茨先生女兄。”

[27]  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

[28] 参包伟民《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大陆杂志》第九十四卷第五期，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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