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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家族与文学【第一章】——以澶州晁氏为中心

时间:2009-8-8 16:42:55  来源:不详
宗教人士反其道而行之。唐代的宗密就是一例,他的《原人论》(《大正藏》第四十五卷)就采用“判教”方式,将儒、道含摄于佛教的框架之内予以系统整合,当然这种行为难以获得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的承认,何况他用的多是佛教术语呢。儒家理论体系的严密化和深刻化只有来自儒家人士的内部觉醒,并且生发出一整套的本土概念术语才能获得成功。而晁迥,正是承担这种使命的先驱者。

    晁迥论述三教异同既非简单地比附,也非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是以理论本身的彻底性和思辨性的深浅度为基准,对三教理论做了客观的分析。他将三教划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两大类,儒、道皆属世间法,而佛教属于出世间法,认为“东方之教,以言行为本,言顾行,行顾言,处世之第一义。西方之教,以理性为本,理合性,性合理,出世之第一义。”(《法藏碎金录》卷一)“道佛二家各述心要,其理之大小浅深,余今又举大端以明之。道家谓心如虚舟,委顺而游,此属于外。外属世间之法也。佛家谓心如太虚,触境皆如,此属于内,内属出世之法也。妙道难说,深学乃知。”(《法藏碎金录》卷三)那么,从思辨性本身出发,三教的内外深浅便呈现出与传统接受习惯迥异的变化:

    荣启期三乐,则尝闻之矣。予又别爱三乐,以儒家言之。予爱颜氏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以道家言之,予爱庄氏子栖迟一邱,天下不易其乐。以佛家言之,予爱释氏子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是三者由外以及内,自浅而至深矣。(《法藏碎金录》卷一)

    出世大圣人具有一切智,能行一切行,不住一切相,此是佛功德,以世间法如何拟议。(《法藏碎金录》卷二)

    儒家立一切法,以为规检,目曰名教,此于佛家门中,有如相宗。道家破一切法,贵乎混一,复归虚无,此于佛门中,有如空宗。若乃立一切法,不碍真空,破一切法,不妨妙有,并包广大,唯佛法之性宗焉。(《法藏碎金录》卷四)

    孔氏之教,在乎名器。如释氏之相宗也。老氏之教,在乎虚无,如释氏之空宗也。唯释氏之教,本乎理性,而兼该二教之事,方为臻极然。而孔老二教,亦有涉乎理性空有之迹,而不到穷尽理性之说。(《法藏碎金录》卷九)

    这样,按理论的深浅,便自然延伸出了佛、道、儒的反常序列,这简直算是儒家内部的一场革命。不过,晁迥毕竟是儒生,他虽然对佛教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他本人是儒者身分,即使致仕,也还是朝廷官员,享受国家俸禄,他不可能像僧人一样完全不顾忌社会评价系统,何况长期养成的社会角色意识已转化为他性格中无法消泯的一部分,他不愿意也不可能彻底将佛家置于儒家之上,心甘情愿地承认儒家理论不能达到佛家的境界。《法藏碎金录》序里他曾讲:“或以迦谈见诮,亦无惮焉。不能以外妨内也。”同书卷二云:“予引古佛名号,人多笑其迦谈。”卷六亦云:“束教之士多笑迦谈。”可见当时还是有不少人指责他的。这就逼迫他不得不从儒家学说内部找出一套理论术语,以辩解自己并非离经叛道:

    先师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夫《易》者穷理尽性之书也。予亦晚而好读上乘内典,因而发为演劝,笔不停缀,良由见其旨趣,极陈理性之法,曲尽其妙。虽设教不同而会归于善,是则区区力学不背先师之道明矣。教识洞鉴,当以为然。”(《法藏碎金录》卷三)

    或谓予曰:“丈夫儒林之士,披寻释老之书,何用何益?”予对曰:“予读释氏之书,得三解脱门,不二法门,无碍法门。读老氏之书得众妙之门。夫如是,则蔚为心师,法利居最,况于儒术,亦不相妨。”(《法藏碎金录》卷九)

    为了证明这点,他还特意引征《论语》阐述儒学里同样有出世间法的存在:

    《论语》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予详义理,谓孔子绝去四事,与常人异也。毋意者,常人师心狥惑,自任己意。孔子以道为度,故不任意。毋必者,常人行藏不能随时用舍,好自专必,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毋固者,常人之情,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好坚固其所行也。孔子则无可无不可,故无固行。毋我者,我谓身也,多制作,自异以擅其身,孔子则述古而不自作,处群萃而不自异,和光同尘,唯道是从,故不有其身。……因思儒宗孔圣四绝之德,比夫释氏经教有陈大乘四法,大乘四行,同归善利,抑亦何殊哉?予今又以四绝之德,各以其类分而合之。其一其四,无意、无我混而为一,以属于内。其二其三无必、无固混而为一,以属于外。内习出世之法,事事无意无我,外顺世间之法,事事无必无固,若能触类融摄,果决尽然,此为枢会,可目之曰无碍法门矣。(《法藏碎金录》卷三)

    儒书中所云子绝四,吾能和会裁决,入于二教之理。无意无我,合于道书中所云不宰宗旨,无固无必,合于佛书中所云无碍法门。(《法藏碎金录》卷五)

    于是,晁迥刚把出世间法的权利从儒家前门赶出去,又从后门把它悄悄请了回来。以佛道比附儒家,永远发现不了儒家理论上的缺陷,而晁迥则是用儒家理论比附抽象的佛理,如过去以佛教的“无我”比附儒家的“仁”,可是“仁”只是爱人时的“无我”,并不是所有的“无我”都算作“仁”,“无我”可以包含“仁”,“仁”只是“无我”的一种表现形式,两者永远不对等,更无法互相转换。现在晁迥从《论语》中提绎出一种抽象的“毋我”,就可以与佛教在理论思辨层次上对话了。晁迥还从儒家典籍里发掘出不少概念,频繁用于三教比较中。以诚为例,晁迥爱用的“存诚”一词,就并不来自佛教,而是来自《周易》:

    愚今于儒书经史中两处各取四字一句,以为精修胜进之法。《周易》文字中取“闲邪存诚”四字,《后汉书》文字中取“清心释累”四字,依言入理,可以足用矣。智者详之可也。(《昭德新编》卷上)

    晁迥将“存诚”一词周流三教,广泛运用,成为他所使用的本土概念的一个典型:

    予自问曰:“晚年学道,日课何如哉?”自对曰:“动则观书以广智,求出世之阶差,静则息念以存诚,恐涉境而流宕。如此而已,余无所能。”(《法藏碎金录》卷一)

    予爱《般若心经》,其中语意有云:“照见五蕴空,能除一切苦。”此语意以理遣情足矣。又爱《玄圣蘧庐篇》中语意有云:“身心俱不动,为求无上道。”此语意存诚入道足矣。(《法藏碎金录》卷五)

    予早年潜心于物情,见其理已多矣。晚岁潜心于道奥,惟精惟一。期有所至,必不枉其存诚也。(《法藏碎金录》卷七)

    庄子云“虚缘而葆真。”予因拟之作儒书之言云:“应务而存诚。”又作佛书之言云:“在梦而常觉。”其理一也。(《法藏碎金录》卷九)

    教中说信解行证,四法相须。今据圆觉一法巧备三根之极说。盖上中下根,各有入道之门。余尝以决定信为内学之本,又复于此经中具得三根之法,于普眼章内准上根之解,先用二空观洞见人空法空,空却身心,然后用法界观,又见无边法界一一皆空,是谓极深研几,穷理尽性之周遍者也,故名普眼。如是观照存诚,自然虚融恢廓,无一尘之点污,无一毫之罣碍。此则信而次之以解也……。(《道院集要》卷二)

    除了“诚”外,晁迥经常使用的儒家本土概念,还有“情”、“性”、“理”、“中”等,这些儒家典籍中习见的词语,后来几乎都成为宋代理学最基本的概念。他所身体力行的静坐虚心,也为宋代理学家借鉴。与使用佛教用语相比,晁迥使用儒家话语还显得不如理学家纯熟和普遍,但将他看作以理学为主导的宋学先驱,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另外,晁氏后人普遍泛览三教,广闻多识,显然也与晁迥博通的治学风尚有关。

    关于晁迥《法藏碎金录》、《道院集要》的归类,漆侠先生不同意将之列于释家类,他说:“把《道院集要》和《法藏碎金录》列之于释家类,也不无可商榷之处。这两部书,主要地是晁迥通过对儒佛道三家思想的比较、度量,指出佛道两家特别是佛家思想的长处是些什么,并在这一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寻绎出吸取佛道思想的一个门径,使儒家思想更加丰赡、更加光彩,作者的立场并没脱离儒家思想的轨范,亦即没有离经叛道。”[14]应该说,漆侠先生所言是有道理的。然而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到四库馆臣的《提要》,却都将之归于释家类,晁迥后裔明代晁瑮在《宝文堂书目》中亦将《法藏碎金录》放入佛藏类,可见更多人认为它属于释家著作。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与我们以上分析的晁迥自身思想徘徊于佛道之间的矛盾性有关,如他既言自己“不背先师(孔子)之道”(《法藏碎金录》卷三),又公开说“予自冠及耄,好读书,未省一日而废弃,亦既大耄,尤嗜竺坟,酷信所说,行之因报如影响不差,慨然有挺拔出尘之想。”(《法藏碎金录》卷八)这就容易令人觉得无可适从。

    另外,《法藏碎金录》等著作成书的过程和所选择的体裁也容易导致矛盾出现。《法藏碎金录》等著作形式上属于随感杂记,不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是站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有感辄记,所以颇显杂芜甚至前后相悖。如《道院集要》中频频宣扬“无生”之妙,《昭德新编》中却作《击壤歌》云:“安得大金柅,制彼日月轮。免同流水车,今人续古人”,希望长生不老;《法藏碎金录》中既告诫不可“贪着世间荣利之乐”,又沾沾自喜于自己四子十三孙多已为官等。这就要求我们阅读时细心体味,弄清哪些是晁迥的基本思想,哪些又是他的世缘之念。有趣的是,晁迥晚年为文,力言自己追求语录式的简约,却没能避免老年人通常爱犯的罗嗦重复之病,相近的话和意思会再三出现,他自己解释说是“内有意涉重出,积习之故,前辈亦尔,不复删简”(《法藏碎金录》原序),但读者并不买帐,因此王古才编《道院集要》,“删去重复,总集精粹,以便观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过我们有时应该感谢这种罗嗦重复,因为一再罗嗦重复的话语往往是他真正思想的体现,如“子绝四”、“存诚”等说法,都再三再四地出现在他的书中,为我们深入准确地把握他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将《法藏碎金录》和《道院集要》列入别集,四库馆臣曾表示不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法藏碎金录》条云:

    南宋初年,迥五世孙公武作《郡斋读书志》,乃附载迥《道院集》后,列之别集门中,殊为不类。殆二程以后,诸儒之辩渐明,公武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著于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进退维谷,故姑以附载回护。观其条下所列仅叙迥仕履始末行谊,文章而无一字及,本书其微意盖可见矣。

    据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研究,《郡斋读书志》定稿于孝宗乾道年间,此期二程理学经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传承发扬,已渐成显学。晁公武著《法藏碎金录》和《道院集要》于别集,也确有家族中人为尊者讳之嫌。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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