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王安石使辽因史籍佚失而无明载，然其文集中确有不少散见于各卷的使辽诗；他又曾任送伴使，并有诗作。因此王安石的使辽与使辽诗便成为后人研读中的谜团。本文对此作了详尽的梳理与考论，得出王安石于嘉祐八年四月(仁宗逝世后)作为遣遗留物国信使使辽的结论；并对其文集中的使辽诗和伴送北朝人使诗分别按行程作了认知与考辨。
【关键词】 王安石/使辽/送伴使/使辽诗/考辨
北宋与辽自澶渊之盟始，至1122年(宋徽宗宣和四年，辽天祚帝保大二年)因宋、金相约夹攻辽而败盟止，共和平相持了一百一十八年。其间，双方每年互派使臣，通聘礼问，轺车不绝。王安石的使辽，史无明载。但在《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中，又确有不少使辽的诗作，前人对此也作了肯定；同时，王安石又曾充任送伴使，有《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为证。于是，关于王安石的使辽及其使辽诗，便成了后人研读中的一个谜团，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近年来与此有关的最新著作依然说法不一，甚至以讹传讹。笔者曾于1992年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全辽诗话·新补辽诗话》卷上《王安石使辽诗》注(一)中对此作了考述，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明；同时试对散见其文集中的使辽诗和伴送北朝人使诗分别按行程一一作出认知与考辨。
一
王安石有否作为国信使出使辽国，迄今仍有人给予否定的答案。他们将王安石明明白白作于辽国境内的诗，说成是王安石伴送辽国使者时所写。早的如1984年8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人绝句三百首》，其作者之一潘中心先生对王安石《出塞(涿州沙上饮盘桓)》解说：“作者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曾奉命陪送契丹使臣到过塞外，写有记述边塞见闻或观感的《送契丹使还次韵答净因长老》、《还自河北应客》、《白沟行》、《涿州》、《出塞》、《入塞》等诗。《出塞》是写进入辽区，《入塞》是写离开辽区。”其后，如1992年12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著者刘乃昌、高洪奎两位先生在《白沟行》诗下注：“嘉祐五年春天，王安石任度支判官，朝廷派他伴送辽国贺正旦使回国，他从汴京出发，经澶州、馆陶、永济、临清、贝川(按，当为贝州)，至涿州边界，然后还京。在出使往返途中，王安石写了四十来篇诗。”近的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王安石诗文选评》，作者高克勤先生对《永济道中寄诸舅弟》和《涿州》的解说：“嘉祐五年(1060)春，王安石奉命伴送辽国贺正旦使回国……经过十八天的旅程，最后到达当时宋与辽的分界地涿州，然后还京。在出使往返途中，王安石写了三四十首诗，后来还将其编为《伴送北朝人使诗》。”“王安石使辽，行至涿州而还。这首七绝就是他至涿州时所作。”
因王安石出使辽国史无明载，而其文集中又确有不少写于辽域的诗，并有《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一文，于是几位先生便将这些诗当作伴送辽使时所作，从而否定了王安石的使辽。其实，出使辽国的使者同迎接、陪伴、送行辽国使臣的使者是大不相同的：前者要离开国境深入辽境直至辽京或辽帝所在地的；后者是不离开国境的。对此，聂崇岐先生在《宋史丛考》下册《宋辽交聘考》中，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等史乘所载，作了精要的概述。如《星轺之路径》云：“宋使入辽，自白沟起，北行为新城县，再北经涿州、良乡县，而至燕京。若往中京则自燕京东北行，经顺州……通天馆，遂至中京。若往上京，则自中京北行，历临都馆……长泰馆，遂至上京。若往长泊……往木叶山……往神恩泊……往炭山……余若往靴淀等处之使路，则不得知矣。”又如《伴使之选派》云：“邻使及境，例遣人相接，是为接伴使；至都，另易人相伴，是为馆伴使；回程，复派人相送，是为送伴使。使皆有副，而接伴往往即充送伴。此则两朝皆无差异。”“接送馆伴使副，职责虽不若衔命出疆者之重，但语默动止，稍不合度，亦足贻讥辱国，故选择仍不得不慎。”① 我们知道，北宋与辽在东部是以拒马河即白沟(又称界河)为边境线的，《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至邻国地里远近》明载：“又南至雄州北拒马河为界。”元人熊梦祥《析津志》亦云：“白沟河在安肃州北十五里，亦距马河。宋与辽分界之处，即此也。”② 北宋在雄州治所以北、拒马河南岸设白沟驿，以迎送辽国使者，故作为接伴使、送伴使是不会越过边界的，双方只能在界河桥迎送。《长编》卷六十《宋真宗景德二年》：“五月乙亥，知雄州何承矩言，将来契丹使入界，欲令暂驻新城(按，新城在拒马河以北四十里，是辽国南京道涿州归义县治所)，俟接伴使至，迎于界首，从之。”江休复《嘉祐杂志》(即《江邻几杂志》)也说“予奉命迓辽贺正(旦)使于雄州”云云，可以互证。又《长编》卷七十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壬寅)初，契丹使萧知可等至白沟驿，与送伴使陈知微酌酒为别……”同样，辽国的接伴使也不能过界，如傅乐焕《辽史丛考·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引《陈襄使辽语录》云：“五月十日到雄州白沟驿……十一日，(契丹)接伴使……杨规中……请相见。臣等即过白沟桥。”至于上文所引高克勤先生所说涿州是“当时宋与辽的分界地”，那更是常识性的错误，除前所引书证外，《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明载，涿州属南京析津府所统六州之一，治所范阳县，距南面宋辽界河已达一百一十里之遥；清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四引何济《新城县志》亦云：“白沟河在县南三十里……即宋辽分界处。”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第8页、第17页也绘注得清清楚楚。因此，王安石作为送伴使是不可能进入辽境的，其文集中作于辽域的诗绝不可能是伴送北朝人使时所写。
关于王安石使辽的时间，大多以为是在宋仁宗嘉祐五年。早的如钱锺书先生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选注》中，注释王安石《示长安君》时云：“这大约是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出使辽临行所作。”此后，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代文学作品选》，198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鉴赏辞典》等，在解说这首诗时均沿袭了此说。近的如2002年巴蜀书社出版的《王荆公诗注补笺》，整理、补笺者李之亮先生对《冬日》的补笺：“冬日，立冬之日。荆公嘉祐五年九月出使契丹，此诗即是年立冬在北朝时作。”说王安石嘉祐五年使辽，是因《长编》载：“(宋仁宗嘉祐五年)八月庚辰，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兼侍读钱象先为契丹国母生辰使……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为契丹正旦使……”但实际上王安石后来辞行，改派他人。故而《长编》在载明上述诏命之后，接着明载：“既而安石辞行，改命户部判官、兵部郎中、秘阁校理王绎。”认为王安石嘉祐五年使辽的诸位先生大约忽略了这次辞行与改派。其实在李之亮先生整理的《王荆公诗注补笺》中，在《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诗下，也载有南宋曾极等人的“庚寅增注”：“据温公《朔记》：王安石以多病不愿奉使，以侍御使知杂范师道，又辞，乃以校理王绎代之。”可见嘉祐五年王安石并未使辽。
二
那么，王安石究竟有否使辽呢？笔者认为，虽然史传缺载(《长编》恰好残缺宋仁宗嘉祐七年至宋神宗熙宁二年这八年的记载；也尚未发现其他史乘明载)，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是可以证实王安石确曾使辽的。第一是王安石作品的内证。如前文提到的《涿州》，全诗如下：“涿州沙上望桑干，鞍马春风特地寒。万里如今持汉节，却寻北(一作此)路使呼韩。”首句清清楚楚地点明了作诗时所在的地域和情景，“涿州”，前已点明地理位置；“桑干”，指桑干河，亦名卢沟河，俗称浑河，即今北京市(辽时为南京析津府，又号燕京，古称幽州)南郊的永定河。《辽史·地理志四》引：“宋王曾《上契丹事》曰：自雄州白沟驿渡(界)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这句诗是作者离开涿州治所向北行进的途中，一行人踏着郊野的沙土，诗人在马上向前方桑干河眺望的生动记录。“持汉节”三字，更是妙用苏武的典故，挑明了自己衔命出疆的国信使身份，当然同伴使大不相同。“呼韩”，即汉时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简称，此处代指辽帝道宗。这句诗同样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这次出使的目的使命，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王石安确曾使辽吗？王安石还有一首《出塞》诗：“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湿汉衣冠。”也是作于涿州，记述契丹人在郊外设宴、舞乐来招待王安石等使者的情景。这在《宋史》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卷三百三十一《程师孟传》载：“贺契丹生辰(按，据《长编》：宋神宗熙宁九年八月乙丑，命给事中程师孟为辽主生辰使)，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向南，涿州官西向，宋使介东向。师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明日，涿人饯于郊，疾驰过不顾。”故而清人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辽曲宴宋使，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继以吹笙、弹筝、歌击架乐、角牴。王介甫诗曰：‘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盖纪其事也。”同时，据南宋李壁《王荆文公诗注》本云：“右诗公自注云：‘奉使道中寄。’”这里的“奉使”绝不是指伴使。我们知道，《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四有《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一文，文末说“故悉录以归示诸亲友”，说明这是王安石在伴送契丹人使时所写的一组诗作，并拟定了“伴送北朝人使诗”这个组诗题目。而据南宋初绍兴间两浙东路刊本《王文公文集》中《入塞二首·二》(即《涿州》)题下注云：“此一首误在《题试院壁》，观其文乃是出塞辞，《奉使诗录》不载，恐脱，不敢补次之，辄收附于《入塞》之后。”可见王安石另有一组“奉使诗”，或是组诗，或是单录本，总题目即叫《奉使诗录》，当时编注者是看到过的，所以发现脱漏了这首诗，这当然也是有力的内证。
第二是前人的旁证。除了上面提到的绍兴年间那位曾亲眼所见王安石《奉使诗录》的编注者而外，还有编著《长编》的历史名家李焘的儿子李壁，他在《王荆文公诗注》中，多次注明王安石曾使辽。如《白沟行》诗后注：“公此诗必作于使北时也。窃味全篇，已微见经理之意。”《乘日》诗中“烟水似我乡”后注：“此诗作于北使回日。”“胡马皆跃去”后注：“此言北虏送使人及境，复归其国。”《爱日》题下注：“使虏时作。”《飞雁》题下注：“奉使时作。”又在《送契丹使还次韵答净因长老》诗后写道：“公多有使北诗，而本传及年谱皆不载尝出疆，独温公《朔记》云云。”李壁作注的时间是在南宋孝宗嘉泰年间，离北宋灭亡只有七十余年，他又出身于史学传世之家，其所言当是可信的。
第三可从王安石使辽诗中有关母亲以及母亲去世后的有关表现来看。王安石使辽诗中有一首五言古体诗《爱日》，开头以候鸟大雁“冥冥取南北，岂以食为累”起兴，抒写自己此次离亲使辽的无奈及无意为官以摆脱任随驱遣的心态；中间有这样四句：“岂知塞上霜，飘然亦何事？高堂已白发，爱日负明义。”李壁在题下注曰：“使虏时作。《扬子》：孝子爱日。”按，扬子即扬雄，其《法言·孝至》云：“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亲之谓也，孝子爱日。”注云：“无须臾懈于心。”后因称子事父母之日曰爱日。由此可见，王安石在使辽时心中深深地记挂着高堂白发，为离家别亲累月而不能尽孝照顾老母深深地不安，这不是正好证明王安石确实出疆使辽吗？同时也可证实王安石使辽是在其母去世之前。另外，在王母于嘉祐八年八月卒于京师后，王安石极度悲痛，据宋王铚《默记》云：“王荆公知制诰丁母忧，已五十矣。哀毁过甚，不宿于家，以稿秸为荐，就厅上寝于地。”可知王安石为母守灵、天天夜宿于地的情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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