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在让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王安石出使辽国的时间。如前所述，国信使一般都是由在京的朝官充任。王安石于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后，历任地方官十二年，至和元年秋方首次入京任群牧司判官。两年多后，又赴常州等地任职。据《长编》记载，这几年所有的国信使副均有名在案，故安石不可能在这几年使辽。嘉祐四年秋再次入京以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即充任送伴使。嘉祐六年中，为知制诰；次年秋，同勾当三班院。嘉祐八年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安石丁母忧，解官归江宁。服除后，虽有旨召赴京，但以疾辞，一直到神宗即位后，于熙宁元年四月方以翰林学士被召至京师。神宗咨以治国之道，数留答问，意欲大用；次年二月，即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并开始推行新法。这样，便不可能再去充任国信使了。所以，王安石使辽的时间也只能是嘉祐五年至嘉祐八年八月前这段时间。
    而如前所述，嘉祐五年因王安石辞行而改派王绎，此年可以排除。那么嘉祐六年呢？看来也可以排除，根据有二：第一，《长编》明载：“闰八月己丑，户部郎中知制诰张瓌为契丹国母生辰使，如京使朱克明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宋敏求为契丹生辰使，西染院副使门通事舍人张山甫副之，司封郎中杨佐为契丹国母正旦使，供备库副使李宗副之，盐铁判官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王益柔为契丹正旦使，内殿崇班门祗候王渊副之。”即国信使副均已有人选。第二，《临川集》卷十九卷有一首《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题下自注：“予辞北使而唐公代往。”唐公即是嘉祐六年为契丹国母生辰使张瓌的字，可见是年朝廷再次任命安石为国信使，而安石又再次乞辞，由张唐公代往了。现在只剩下嘉祐七年和嘉祐八年八月前了，这两年《长编》均缺失，我们只能综合各方面的可能性来作合理的推断了。如果是嘉祐七年的话，那就同前两年一样，八月任命，十一月启程，次年正月初七前后启程返国(如上引《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结尾两句所写：“万里春风归正好，亦逢佳客想挥金”)。而嘉祐八年情况便不同了：是年三月辛未晦(二十九)，宋仁宗崩于福宁殿；次日四月壬申朔(初一)，英宗即位；癸酉(初二)，大赦，遣引进副使王道恭告哀于契丹；乙亥(初四)，遣韩贽等告即位于契丹(据《宋史·英宗纪》)。也就是说，嘉祐八年因仁宗去世，派往辽国的国信使增加了一倍多，除了像往日正常年份贺辽国母、国主的生辰使、正旦使之外，又增添了告哀使、告即位使、致遗留物的遗留国信使，还有在对方祭奠使、吊慰使来使之后的回谢礼信使。如《辽史丛考·宋辽交聘表》载：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戊午，遣冯行己告哀于辽。遣史炤、周孟阳、李评、李琦等为遗留北朝礼信使副。辛酉，遣陈襄、□咸融充皇帝登宝位告北朝皇太后国信使副，孙坦、□愈充告北朝皇帝使副”。故而王安石使辽，嘉祐八年的可能性较嘉祐七年为大。同时，由于王安石于嘉祐五年、六年连续两年辞使，并且被朝廷允许，也应该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从王母八年八月即去世这件事看，应是以高堂重病在身、自己必须尽孝为由(安石是其母亲生的长子)，所以嘉祐七年八月朝廷便没有再次任命使辽。而又过了半年多，王母仍在世，且又逢国丧，王安石于情于理不便再推辞了。再者，王安石嘉祐八年八月丧母之后，即须解官丁母忧，不可能出使了。
    当然，以上只是从可能性来推断，更重要的是要从其使辽作品来判断。如果是贺生辰使、正旦使使辽，一般均是仲秋启程北上，正月冬春时南下返国，所以其使辽诗作涉及自然风光的往往是冰天雪地、寒风冻云的情景。如宋仁宗皇祐三年贺契丹正旦使王珪的《白马馆》：“白马荒原非路歧，征夫未起雪侵肌。雁思水国犹南翥，人在冰天更北驰。狂风欲号沙四作，冻云无赖日西垂。平生可是嗟行役，一对胡觞亦自嗤。”又如宋仁宗嘉祐七年郑獬使辽诗《回次妫川大寒》有云：“地风如狂兕，来自黑山傍。坤维欲倾动，冷日青无光。飞沙击我面，积雪沾我裳。岂无玉壶酒，饮之冰满肠。鸟兽不留迹，我行安可当？”而王安石的使辽诗却不大相同，诗中多次出现“春”字，描叙了北国的春光。除前面提到的《涿州》、《出塞》之外，如《春风》：“一马春风北首燕，却疑身得旧山川。阳浮树外沧江水，尘涨原头野火烟。日借嫩黄初著柳，雨催新绿稍归田。回头不见辛夷树，始觉看花是去年。”又如《欲归》：“水漾青天暖，沙吹白日阴。塞垣春错莫，行路老侵寻。绿稍还幽草，红应动故林。留连一杯酒，满眼欲归心。”故而可以证明王安石使辽并非嘉祐七年八月任命的贺生辰、正旦国信使，而是嘉祐八年暮春国丧期间派出的国信使。如前所述，八年三月二十九仁宗崩，四月初一英宗即位，初二遣王道恭告哀于契丹，初四遣韩贽等告即位于契丹。告即位须分别遣正副使告契丹国母和国主，这里应该还有一正二副信使缺载，聂崇岐先生据《龙学始末》考祖无择为是年告即位于契丹国母的信使④，那么王安石便不会是这次与韩贽同列的正使了。但是，按照国丧遣使的惯例，尚应有致契丹国母和国主遗留物的国信使，正如《宋史丛考·宋辽交聘考》中《遗留物》所云：“国遭新丧，在位之君必以大行帝后所用衣饰什物，致馈邻邦帝后，是为遗留物。”⑤ 例如前述四年后英宗去世，便为此遣二正、二副使使辽。而且遗留使使辽时间应早于告即位使或同时(据《辽史·礼志二》所载《宋使进遗留礼物仪》“宋遗留使、告登位使副入内门……”云云，可知辽国是同时接见的)，而《宋史》等并未明载何人为遗留使副，这样便可以判断王安石即是其中的一位正使。(至于回谢使，当在对方吊唁之后，据《英宗纪》载“六月辛卯，契丹遣萧福延等来祭吊”，《宋会要·大行丧礼门》则云“七月丁巳”，那么宋朝派回谢使更在此后，当是秋天的事了，与王安石使辽诗中的春景不合，也可以排除。)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就算四月初三诏遣遗留物使如辽，那到了辽国境内应是夏天了，为何王安石诗中仍称“春”呢？不错，对照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嘉祐八年四月初三正值公历五月三日，如按照现在通用的公历看，一般是五月五日或六日立夏(立夏后即表示由春天进入夏天了)；但农历因有闰月的关系，每年节气的日期相差很大。正如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赵君亮先生所说：“同一节气在阴历不同年份中出现的日期前后可相差达一个月。”⑥ 而嘉祐六年闰八月，八年的下一年(英宗治平元年)闰五月，都对节气的时间有影响。同时，宋时的历法以及旧公历(儒略历)同后来的历法和新公历(格列高利历)也有不同。如胡道静先生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根据沈括新历法所制的元祐元年孟春、仲春历表，立春日为儒略历一月三十日(而如今新公历立春日则在二月四日或五日)、宋历正月十三⑦；假若按立春、立夏相隔三个月推算，是年立夏日则是四月十三了。这是一。其二，从实际的季候看，正如巫其祥《节气与农事》所说：“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冷暖不同，入夏的时间实际上并不一致。此时，北国正是桃红柳绿，风和日丽，满园春色；北京也春意正浓……气候学上入夏的标准是：连续五天平均气温稳定在22℃以上。按这个标准，我(陕西)省夏季的开始时间：陕北在六月上、中旬，关中在五月下旬末……”故而“天文学上规定‘夏至’为北半球夏季的开始”⑧。亦如唐汉良先生所云：“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对于北半球来说，春分是春季的标志；夏至是夏季的标志；秋分是秋季的标志；冬至是冬季的标志。”⑨ 夏至比立夏要再推后一个半月，故而王安石使辽往返的全过程，都可以算是春天的事。其三，从心理感受和习惯称呼上看，一般总认为夏天是炎热的，春天气候比较温和，故而习惯于将春夏之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称之为暮春时节。诗人们尤其如此，如常将立夏之后才开花的芍药称之为“婪尾春”，柳宗元有“欹红醉浓露，窈窕留余春”诗句，苏轼有“尚留芍药殿春风”之句，陈师道也有“天怜独得殿残春”句。当年暮春王安石使辽由北方进入北国，事实上天气还相当冷，正如诗人在《余寒》中云：“余寒驾春风，入我征衣裳。扪鬓只得冻，蔽面尚疑创。士耳恐犹坠，马毛欲吹僵。”在《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长老常坦》中云：“塞垣春枯积雪留，沙砾盛怒黄云愁。”因而诗人在使辽途程中，即使过了立夏，在心理感觉和习惯上仍然看作是暮春。这里的“塞垣春枯”四个字，再一次证明王安石确曾使辽，并且使辽时间肯定不是冬季，而是暮春！结合上文所述的几方面情况，肯定王安石于嘉祐八年四月作为遗留物国信使使辽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说到这里，我再补充一个重要的物证：《临川集》卷八十八载有《司农卿分司南京陈公神道碑》云：“司农卿分司南京陈公，既已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开封府之祥符县西韩村皇考魏公之茔，至十二月公子世范等乃来求铭，以作公碑。盖公昆弟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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