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体”文学是宋初政治文化的外化形态。宋初几朝，南、北方文人政治待遇的悬殊差异，南方士人以文学为进身之阶的无奈选择，以及赵宋政权建立之初对“激扬颂声”的政治需求，共同造就了“体”文学以赋颂为主的价值取向；南方作家博学多才的文化优势与宋初诗坛酬唱风气的结合，为“体”文学审美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南方士人群体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体”文学的创作主体己由原来的翰苑侍臣转变为朝廷重臣，人生体验与艺术表达都充满了富贵气；这种富贵气既是“昆体”文学与生俱来的文化品质，更是北宋中期以后逐步成熟起来的望族文化心理在诗文创作中的必然反映。
在经历了唐末五代近一个世纪的文化残毁之后，“西体”的产生标志着北宋文坛复兴的序幕正式开启。虽说“白体”和“晚唐体”的影响仍在继续，但那毕竟是五代余音，难以适应新政权文化建设的根本需求；惟有“体”作家能够宣导“王泽”、推尊《雅》《颂》，尽革五代以来芜鄙之气，反映出国家统一后的气象和魅力。正如欧阳修所云：“盖自杨、刘唱和，《西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①只有全面考察“西体”赖以兴盛的生态环境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文化特征，才能够对该流派的时代价值作出较为公允的判断。
皇权重建过程中的赋颂需求
“西体”的产生是以国家统一、皇权重建后的政治文化需求为背景的，它所表达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追求，和那个万象更新的时代息息相关。宋太宗在统一天下之初就表现出对“赋颂之作”的强烈渴望。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云：“五代之际，天下剖裂，太祖启运，虽则下西川，平岭表，收江南，而吴越、荆、闽纳籍归觐，然犹有河东未殄。其后太宗再驾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统，故因御试进士，乃以‘六合为家'为赋题。时进士王世则遽进赋曰：‘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借科举之机以倡导颂声，明确透露出新王朝极为迫切的舆论需求。不错，在国家分裂近百年之后，士大夫群体人格与新建皇权之间的严重疏离必须得到迅速改善，新王朝也需要用一种太平盛世的气象来稳定人心，而皇权的威严和气势更有待张扬。因此，太宗和真宗两朝大量赋颂之作的产生，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侍臣的奉迎阿谀，而是新时期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
太宗一代是“西体”文学的形成期。当日中原地区的文化基础近似荒漠，师道废弛既久，文人数量很少，图书资料又极度匮乏。宋初文坛的权威人物如窦俨、窦仪、范质、陶毅、张昭、李涛、王溥、薛居正、赵普、李防等都是由五代入宋的旧臣，他们曾亲历过不止一次的改朝换代，五代中原“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②的苦难历史，使修、齐、治、平的传统士人格久遭残毁，“皇权”观念更是荡然无存。宋初三朝，持禄混世、因循守旧的士大夫心态仍然制约着社会政治文化的重建进程。以李防为例，他于后汉乾中进士及第，历汉、周而入宋，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宋史》卷二六五本传称：“和厚多恕，不念旧恶，在位小心循谨，无赫赫称。”《青箱杂记》卷一复云：“李文正公防，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防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防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防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待玉皇。'”很显然，入宋以后的高官厚禄并没有改变他消极因循的处世态度；虽说他也曾入主秘阁，主持《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及《册府元龟》等类书的编纂，但资料汇辑本身对于开创新的文化风气并无重大意义。再如范质，后唐长兴四年举进士，历唐、晋、汉、周，宋初继为宰相。《宋诗纪事》卷二录其《诫儿八百字》，略曰“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戒尔毋多言，多言众所忌”，“举世重任侠，俗呼为义士；为人赴急难，往往陷死刑”云云，世故老成，充满沧桑之感；联系到范质为相期间的依违作风，真可谓文如其人。对李防、范质等五代遗臣来说，拥有这种保守的政治文化心态，原本无可厚非，但要让他们承担起宋初文化重建的使命，却未免艰难。太宗、真宗都渴望用一种文质彬彬、富艳精工的诗文来张扬新朝盛世，而当朝文臣却依然维持着自晚唐五代以来弥漫了近百年的“白体”作风，敷衍斗凑、浅近鄙俗，与现实需要可谓南辕北辙。
虽说要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并非易事，但从太宗到真、仁两朝，思想文化的重建仍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大力宣扬儒家大一统的思想，积极推崇以仁义、礼乐为基础的“王道”观，强调通经致用，希望对加强中央集权有所裨益③。二是以杨亿为领袖的“西体”文学创作取得了“耸动天下”的辉煌成就。从表面上看，“西派”仅仅是一个“更迭唱和，互相切”④的诗歌唱和群体，实际上该流派“润色鸿业”的政治效果，远比柳开、孙复等人宣扬的“王道”观要直接、显著得多。
杨亿的出场在宋初文化重建中具有非凡的意义。早在雍熙初年，年仅十一岁的他就以超众的才华获得了朝廷赏识，太宗曾赞许说：“汝方髫齿，不由师训，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淳化中复诣阙献文，改太常寺奉礼郎，仍令读书秘阁。杨亿献《二京赋》，试翰林，赐进士第，迁光禄寺丞⑤。表面看来，天资过人是这位少年才俊偶获激赏的主要原因，其实，善为讴颂之作才是他平步青云的政治资本。从献《二京赋》到作《承天节颂》，杨亿正是用这种方式，逐步确立了“西体”与当代政治文化的特殊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决定了“体”文学的发展命运和审美取向。
作为一代文宗，杨亿“首变诗格”，重新确定了文学在整个文化重建进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承天节颂并序》可以被看作“西体”诞生之前的一篇纲领性文章。文曰：“恭惟五代之季，实启圣宋，囊括席卷，混一区宇。三叶之盛，实生哲后，聪明文思，对越穹壤。涵育万汇，功成而不宰；总制九有，神行而无方。四隅底宁，百度大治。群公卿士，望清光而惟勤；缙绅诸生，颂盛德之靡暇。……若乃赋颂之作，臣之职也。”⑥能够自觉地为盛世气象提供“赋颂之作”，并全神贯注于那些颂美文辞的创作，这是“西派”有别于此前所有文学流派的最显著的特点。在杨亿看来，诗人诗作能否“宣导王泽”，是判定其艺术价值的的基本准则。譬如，《武夷新集》卷七《温州聂从事云堂集序》称聂茂先诗“恬愉优柔，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其所谓越《风》《骚》而追二《雅》，若西汉《中和》《乐职》之作者乎”。同卷《送人知宣州诗序》复称屯田郎某君“以治剧之能，奉求瘼之寄，所宜宣布王泽，激扬颂声，采谣俗于下民，辅明良于治世，当俾《中和》《乐职》之什，登荐郊丘，岂但‘亭皋'、‘陇首'之篇，留连景物而已”⑦。由此可知，杨亿既不提倡《风》、《骚》怨刺之作，也认识到‘亭皋'、‘陇首'一类留连光景的作品实不足以为颂扬盛世，他所倡导的是二《雅》诗歌的“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推崇的是《中和》《乐职》一类宣扬风化的乐音雅调。
杨亿、刘筠及钱惟演等人追求“雕章丽句”的诗文创作，对荒凉已久的北宋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相对于李防、范质、徐铉、王禹等前辈文臣的诗文创作，“西体”作为北宋文学的面目更加清晰。宋人周必大曾说：“惟本朝承五季之后，诗人犹有唐末之遗风。迨杨文公、钱文僖、刘中山诸贤继出，一变而为体。”⑧田况则云：“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学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其它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⑨不过，杨、刘“体”得以盛行的原因，多半是由于宋初文化和政治建设的时代需求；与其说“西体”是对“白体”及“晚唐体”文学的变革，倒不如说“西派”是对所有五代遗臣的文化反动。
文学风气的转移，除了帝王的极力倡导与领袖人物的率先示范外，文化精英阶层的审美价值认同是至关重要的。“西体”诗文之所以能够在太宗、真宗两朝一枝独秀，其最直接的推动力量还来自于注重才学、偏尚用事的唱和风气。这种风气源自秘阁，波及朝野，构成了宋初文化与文学复兴历程中一段极富色彩的乐章。需要指出的是，“西”文学风气的播扬，远远超出了《西酬唱集》的作者范围，即便是在杨亿主持文坛的时候也是如此。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帝王对唱和诗风的有力倡导。《庚溪诗话》卷上即云：“真宗皇帝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当此之时，奉和应制已经成为士大夫政治生活的有机成份，他们对此津津乐道，上行下效，影响不能不深远。其次，“酬唱”原本就不是“西派”的专利，用事、精对亦非“体”作家所独能。譬如曾被杨亿誉为诗歌“争奇逞妍，更赋迭咏，铺锦列绣，刻羽引商，烂然成编，观者皆耸”⑩的宋浞即未入“体”名册。《西酬唱集》的编纂问世，仅仅标志着杨、刘“首变诗格”的成功，而并不意味着“体”诗风的终结。
杨亿、刘筠谢世以后，晏殊、夏竦、王、胡宿、王琪、宋庠、宋祁、赵忭、文彦博等人并以显要达官继而为富艳精工之诗，被称为“西余绪”，或谓之“后西体”。这几位诗人当中，晏殊声名最著，欧阳修称其一生“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辅道圣德，忧勤国家，有旧有劳，自始至卒五十余年”11。前人论其诗作，往往与杨亿、刘筠相提并论，如曾巩《隆平集》卷一三即云：“真宗常谓王旦：‘（杨）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相继。文章有贞元、元和风格。”刘《中山诗话》亦云：“祥符、天禧中杨大年、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体'。”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则称“晏同叔自以‘梨花柳絮'取称，然实‘西'之一也”。凡此种种，不烦赘引。就晏殊对北宋文学的贡献而言，其雅致闲淡的歌词创作似乎更为后人所推重，至于他作为“西余绪”的诗作，反而受到忽视。其实，这二者之间保持着内在风格的一致性。
“后西体”的主要作者中，宋庠、宋祁兄弟与晏殊的关系最为密切。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已将“二宋”归入“西”阵营，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复云：“宋莒公兄弟，并出晏元献之门，其诗格亦复相类，皆去杨、刘诸公不远。”与“二宋”比肩的还有“二王”，即王琪和王，他们系从兄弟。琪为晏殊门客，诗学晏殊；历仕仁、英、神宗三朝，以文章致位通显，“掌文诰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传诵之”12。另有夏竦，长晏殊六岁，王称其“为文章闳衍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册，屡以属之，其誉满天下”13。三人诗风颇为近似，同属“体余绪”。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称夏竦、王、丁谓、胡宿所为应制诗“皆典实富艳有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二《华阳集》提要则云王“其多而且工者，以骈俪之作为最，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相对而言，胡宿、赵忭、文彦博三人，诗风虽系“体”，但与晏殊并无深交。清王士在《带经堂诗话》中议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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