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诗，至欧、梅、苏、黄、王介甫而波澜始大，此前杨、刘、钱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赵清献辈，皆沿西体。”又云：“世人谓宋初学西体有杨文公、钱思公、刘子仪，而不知其后更有文忠烈、赵清献、胡文恭三家，其工丽妍妙不减前人。”14
从晏殊、“二宋”、“二王”、夏竦到胡宿、赵忭、文彦博，其仕宦与创作的黄金时期都在仁宗朝。和前“西派”相比，“后西体”作家所处的政治环境已有所变化。“庆历新政”以后，宋初三朝相沿已久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文学群体的政治主体意识也得到明显的加强，所谓“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15的士大夫群体人格特点日趋成熟。同时，作为“庆历新政”的文化表现形态，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要求把“知古”、“明道”与“致用”结合起来。在这一理论主导下，从仁宗天圣年间开始，欧阳修就和友人尹洙、梅尧臣、苏舜卿等结成了一个锐意改革的文学集团，“同为古文歌诗”，以有益时政。由于受到时代思潮的冲击和震荡，“后西体”作家在追求博学典雅、“雕章丽句”的同时，并不仅仅把“激扬颂声”作为艺术的出发点，唱和酬答的创作模式也不再受到杨亿式的推崇。同样是典实富艳的诗作，“后西体”所表达的思想及情感内容，明显比杨、刘诸公有所拓展。随着欧、梅诗风的不断加强和巩固，“后西体”诗最终只能彻底退出北宋文坛。
“体”文学作为宋初政治文化的一种外化形式，形象地展示文人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
重北轻南的政治偏向与前“西”唱和主体的文化特征
“体”文学原本属于南方文化的表现形态，它所追求的“雕章丽句”是以其创作主体的博学多才和善于用事为前提的。入选《西酬唱集》的十位诗人当中，杨亿来自福建浦城，其他诗人如杭州钱惟演、钱惟济，江左舒雅、升州刁、江陵崔遵度、蜀人薛映、苏州丁谓等等，并为南国英才，更是西酬唱的主力军。刘筠“初为杨亿所识拔”，方得“居文翰之选”16，其虽自大名登第成名，所师却并非北人。后“西体”作家之中，晏殊乃抚州临川之神童，夏竦为江州德安之才俊，王琪、王来自四川成都，宋庠、宋祁起于安州安陆，胡宿生在常州晋陵，赵忭长于衢州西安，只有文彦博一人籍贯为汾州介休。由此便不难看出，在“西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南方作家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既是创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将南方文化向北推移的生力军。不过，“体”作家群体在地域分布上的上述特点，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宋初政治文化发展中的某些深层矛盾。事实上，从建国之初一直到真宗继立，赵宋政权一直坚持重北抑南的用人政策，南方士人在政治上长期承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仕途充满艰辛。至少在杨亿和钱惟演的时代，“西体”华艳工巧的“颂声”后面，的确隐含着无数南方士人身受排斥和压抑的无奈；于是，以文学为进身之阶便成了他们普遍的选择。为了客观分析前“体”作家群体文化心理特点所以形成的政治历史原因，我们的讨论还必须从南北文臣政治待遇的差异开始说起。
赵宋政权对南方士人的轻视和排斥，源自南、北方政治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唐末五代，在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之后，杨吴及南唐相继称雄于江淮，前蜀及后蜀先后割据于两川，湖南马氏、吴越钱氏、闽中王氏、南汉刘氏及荆南高氏亦皆裂土自立，与中朝政权分庭抗礼，史称“九国”。和中原大地战火不息、朝代频繁更替的混乱状况相比，南中国地区，尤其是江淮、两川及吴越，却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南、北方在政治及军事方面的长期对峙，导致我国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全面南移。赵匡胤代周自立之初，群雄割据、南北对立的态势依然如故，所谓“天下未一，宋亦列国耳”17。在此情形下，赵宋皇室及其文武臣僚对南方各国君臣的敌视和对立心态便自然产生。此外，在南北对峙之中，中原王朝一直以正统自居，南方诸国如吴越、南唐等则奉中朝为正朔；政治心态的差异也会导致文化特点的同源异质。北方士人念念不忘维护“道统”、推行“王化”的传统理想，视南方各地为蛮夷“下国”，以华采绚烂之南方文学为妨道误国之雕虫小技。南方文人则富于学问，凡诸子百家之说、异闻杂记之书、音韵句读之学，往往兼收并取，颇有几分重文轻道的意味。宋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仅仅结束了政治及军事上的分裂与对抗，南北文化的对立冲突却仍然在继续。
北宋初期，北方士大夫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早在建国之初，宋太祖就确立了重北抑南的基本国策18，直到太宗末年，凡中书、枢密、三司之首脑以及作为“入主之耳目”的台官和谏官，几乎都是由北方人担任。各级官吏往往相互交结，徇私枉法，穷极奢靡。譬如，王溥乃后汉乾中进士，自周太祖至宋初，“十年为相，三迁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见其比”，其家“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19。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累世将相，家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虽馔品亦饰以彩缋。好治生射利，性尤骄倨，所至峻暴好杀，待属吏不以礼”20。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奢侈需求，权贵近臣竟不惜矫制牟利。太平兴国中，“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倍受其直”。三司使王仁赡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遂具奏以闻，结果触怒了权门贵戚，就连宋太宗也要清算他的旧账，谓“王仁赡领邦计积年，恣吏为奸，诸场院官皆隐没官钱以千万计，朕悉令罢之，命使分掌。仁赡再三言，恐亏旧数，朕拒之。未逾年，旧获千缗者为一、二万缗，万缗者为六七万缗，其利数倍”21。于是贬王仁赡为唐州防御使。京师汴梁的这种骄奢风气，甚至还波及到地方州郡。雍熙时，陕州州富民李益，“家饶于财，僮奴数千，恣横持郡吏短长，长吏而下皆畏之。民负息钱者数百家，郡为督理如公家租调”；又“厚赂朝中权贵为庇护，故累年不败”22。毫无疑问，北方士人在政治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为他们牟取社会财富创造了条件；反过来，既得的物质利益又在不断强化着这种特权。不过，在国家完全统一之后，这种自五代沿袭而来的政策显然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甚至会导致国家政权机构的僵化和腐朽。于是从真宗朝开始，重北抑南的既定国策便开始有了松动。
和中原士大夫的养尊处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士人的困顿与艰辛。作为亡国降臣的南方才俊大多有过见疑见弃的仕宦经历，他们中绝大多数初被闲置于“三馆”之中，从事《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类书的编纂工作，如徐铉、张洎、汤悦、张秘、郑文宝、陈彭年、龙衮、乐史、周惟简、舒雅、邱旭、吴淑、刁衍、钱俨、钱易、钱昱、钱昆、钱惟演、钱惟济等等，他们以皓首群书的清闲，排遣着政治上被冷落的无奈。为了掩饰朝廷对南方士人的疑弃态度，宋太宗也曾让其中几位久负盛名的降臣担任过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如张洎就曾“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23。徐铉北归之后，初为太子率更令，不久即坐事出陕右，遇刺史柳开，不被礼遇，备尝艰辛。太宗即位后虽受诏回京，但也只能担任给事中和左散骑常侍一类的小官。李煜被毒死后，即有人欲借徐铉受命撰写《吴王神道碑》的机会陷害于他，未能得逞24；但到了淳化二年，“庐州女僧道安诬铉奸私事，道安坐不实抵罪，铉亦贬静难行军司马”，次年即不禁寒苦而卒25。所谓道安诬告，不过是朝中权贵构祸陷害的阴谋而已。
就在徐铉因盛名而招致北方权臣嫉妒谗毁的时候，杨亿己于雍熙元年步入文坛，七年后赐进士第，那时他才十九岁。在世人眼中，杨亿是一位学富位显的达官，但作为南国文臣，他也不能不面对类似于徐铉的宦海沉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潜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于一小合，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稿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潜矣。由是佯狂奔于阳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面对人心叵测、危机四伏的仕宦人生，杨亿只能通过唱和酬答，抒发其忧谗畏祸的无奈心声。
真宗一代，随着“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26的用人理念的形成，南方士人的政治待遇略有改善，但重北轻南的做法却依然如故。这一点在科举取士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三云：“予家藏咸平元年孙仅榜盛京所得小录……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疑于方外人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无论方外人托籍于开封是否属实，这一届进士中没有一个南方人却是极明确的。类似的情形在咸平五年的科举考试中再次发生，其年知贡举者乃是洪州南昌人陈恕，“恕自以洪州人，避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27。这一方面说明朝廷重北抑南的用人政策已为天下所共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陈恕作为南方人急欲取媚北方权臣的卑微心理。其实，对于更多的南方学子来说，所谓“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28的政治偏见，以及解送名额的严重不足，共同限制着他们通过科举步入政坛的机会。直到英宗即位之初，时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还指出：“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29如此悬殊的比例，再加上考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因素，南方学人应举入仕的艰难便可想而知。
南北方士人政治待遇上的上述差异，必然会影响到宋初文学发展的总体风貌。以南方文人为创作主体的“西体”文学能够在太宗、真宗两朝兴盛起来，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现象，在它艳丽精工的“颂声”背后，尚有许多急待破译的谜团。从某种意义上讲，前“体”文学特征的形成与南方士人群体试图改善其政治处境的努力密切相关。
首先，宋初政治的重北抑南与文化发展水平的北轻南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差，南方文化的发展优势必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的体现。“西体”作家正是以博学多闻的文化自信与北方权臣的政治特权相抗衡，而在具体手段上却选择了不易招致政治迫害的文学唱和方式。杨亿在《广平公唱和集序》中指出：“善歌者必能继其声，不学者何以言其志!故雅颂之隆替，本教化之盛衰；傥王泽之下流，必作者之间出。君臣唱和赓载而成文，公卿宴集答赋而为礼，废之久矣，行之实难，非多士之盈庭，将斯文之坠地。”30“王泽”、“教化”之语是对现实政治文化的一种美誉，而他所强调的首先是诗文作者应该博学多闻，认为“不学者”很难承担起振兴雅颂之文的使命。至于君臣之间的唱和赓载，自元、白以降蔚然成风，虽五代乱世亦盛行不辍，宋初北方文臣如李防、李至、扈蒙、李穆、郭贽、王禹、宋白、赵邻几等莫不谙于此道。然其作者大多缺乏足够的才学，唯务浅近流易，谓之“白体”。杨亿对此深为不满，认为只有博学善歌之士充盈朝堂，才能有效地振兴雅颂之文，而从《西酬唱集》的入选作者来看，所谓“多士盈庭”，绝大多数实为南方才俊。
其次，面对朝廷重北轻南的既定国策，南方文人群体为了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赞赏与支持，共同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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