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刘诸公以歌功颂德为主的翰苑酬唱有所不同，“后西体”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明显的超越，也更加符合望族文化的表现需求。北宋望族不同于隋唐时期的世族门阀，他们不再拥有干预地方政务、掌控部分地方武装的政治军事实力，而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44的社会转型，又使他们失去了垄断土地、蓄积财富的经济特权。因此，作为新型望族，若欲尊显其门第，便只有通过喜文乐士、附庸风雅的途径张扬其文化优势。宰相沈伦之子沈继宗，“喜结宾客，终日宴集无倦”45；王质颇以能入范仲淹党籍为光荣46，皆其显例。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宋望族本身的文化积累还远没有隋唐世族那样丰厚，若要凭借自身的才识学养实现张扬门第文化的目的，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西体”作家正好从两个方面弥补了这种不足。其一是创作主体本身的显贵心态，客观上与望族文化心理源流相同；其二是“体”之作以其典实富丽的特性，为望族文化的张扬提供了最佳方式。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云：“宋初之西，犹唐初之齐梁；宋初之馆阁，犹唐初之沈、宋也。”倘若就文学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而言，这种类比无疑是恰当的。以王《宫词》为例，其镂金刻玉璀璨锦绣之文，令人目不暇接；满纸充斥着玉阶、金缕、朱弦、玉腕、金殿、锦帐、玉浪、金床一类的字眼，内容则多与望族生活密切相关。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云：“唐王建以宫词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宫词百篇，不过述郊祀、御试、经筵、翰苑朝见等事；至于宫掖戏剧之事则秘不得传，故诗词中亦罕及。”其实，王《宫词》不及宫掖之事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他眼中的望族生活与王建笔下的唐宫嫔妃并无太大区别；而叙写郊祀、御试、经筵、翰苑朝见等事更能体现其学识与文采。“后西体”契合北宋望族文化心理的艺术发展轨迹，由此即不难得到明确的验证。

    “后西体”文学作为望族文化的艺术载体，自然不会与苏、梅领导的文学革新运动同步共振，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同一时代各种文学流派之间的借鉴与互补也是必然的。譬如，同样是以“典雅丽藻”见长的夏竦，对宋初诗坛的整体看法却与欧、梅有着惊人的相似处。他说：“近岁学徒，相尚浮浅，不思经史之大义，但习雕虫之小技，深心尽草木，远志极风云，华者近于俳优，质者几于鄙俚，尚声律而忽规箴，重俪偶而忘训义。”47，这既是对时风的批评，同时也有自我反省的深意。他希望“后西体”作家能够超越杨亿诗“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48的不足，多一点“气壮”、“语峻”的创新与提高。胡宿诗虽充满富贵气，但他却称赞邓国公“缀文根道，尤邃于诗，峻整平淡，通有二体”49，欣赏僧长吉“平淡犹古乐，于言虽未忘，在理已能觉”50的淡雅境界。晏殊在文学思想上与欧、梅截然对立，他坚守“西”阵地，主张雅颂宗旨，反对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但他“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气象”51。所有这些，都是“后西体”作家受到欧、梅文学改革思想影响的明证。正如望族阶层不得不直面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政治改革一样，“体”文学也无法回避欧阳修以后新文学思潮的冲击。新、旧两种政治文化及文学理念的对话与冲突，表明北宋历史正在进行着全方位的文化转型。

    在近似荒漠的宋初文坛，“西体”的产生不仅意味着文学自身的开拓与超越，更意味着南方文人群体政治文化意识的悄然觉醒。前、后“西体”的历史传承与自我更新，看似单纯的文学现象，实际却有着更为深广复杂的社会心理原因。望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成熟，无疑为“后西体”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基础，而北宋中期波澜起伏的政治文化变革，又对其存在价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西体”的兴衰，折射出北宋历史文化演进的某些深层思致，本文的分析讨论也仅仅涉及到冰山一角。

    注释：

    ①《欧阳文忠公文集?诗话》，《四部丛刊》影印本。

    ②两条分别见陈师锡《五代史记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代史记》卷首；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6《唐废帝家人传论》173页，中华书局t974年点校本。

    ③柳开门人张景在《河东集序》中说：“先生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非先生而孰能哉?”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明确表示其研究目的在于“尊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二大典》亦云：“《周礼》、《春秋》，万世之大典乎……呜呼!《周礼》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谓尽矣。”④杨亿《西酬唱集序》。

    ⑤36《宋史》卷305《杨亿传》。中华书局点校本。⑥《武夷新集》卷6。

    ⑦所谓《中和》《乐职》，乃是西汉王褒所作“宣风化”之诗，颜师古注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乐职》者，言百官各得其职也。”详参《汉书》卷64下《王褒传》。《南史》卷三八《柳恽传》云：“恽立性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垄首秋云飞。”“亭皋”、“陇首”，代指流连光景之作。

    ⑧《跋宋待制宁轩自适诗》，周必大《文忠集》卷4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田况《儒林公议》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⑩《广平公唱和集序》，《武夷新集》卷7。

    11《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并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22，《四部丛刊》影印本。

    1241叶清臣《王文恭神道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40《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王《华阳集》卷4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两条分别引自《带经堂诗话》43页、2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点校本。

    15《宋史》卷314《范仲淹传》，10268页。16《宋史》卷305《刘筠传》，10089页。

    17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以开宝八年为北宋正统之始，明人周礼作发明。

    18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云：“太祖御笔：‘用南人为相、设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内中。”19《宋史》卷249《王溥传》，8801页。20《宋史》卷250《石保吉传》，8813页。

    21两条并引自《宋史》卷257《王仁赡传》，8957、8958页。

    22《宋史》卷257《元载传》，8949页。23《宋史》卷267《张洎传》，9209页。

    24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云：“太平兴国中，吴王李煜薨，太宗诏侍臣撰《吴王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而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迹，莫若徐铉为详。'太宗未悟，遂诏铉撰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诏。'太宗始悟让者之意，许之。”

    25《宋史》卷441《徐铉传》，13045页。

    26宋真宗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5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27《钦定续通志》卷308《陈恕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4载，大中祥符八年三月，腰水人蔡齐与新喻人萧贯争为进士第一，“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29《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四部丛刊》影印本。30《武夷新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徂徕集》卷5《怪说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2详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2章第3节之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详参《宋史》卷265《李传》及子、孙各传，9135—9145页。

    34详参《宋史》卷265《吕蒙正传》及子、孙各传，9145—9150页。

    35详参《隆平集》卷5《吕夷简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忠愍集》卷上《述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曾巩《类要序》，《元丰类稿》卷1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晏元献公挽辞三首》，《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6。

    42夏竦《景德五颂序》，《文庄集》卷2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华阳集》卷4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南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宋史》卷264《沈继宗传》，9116页。46《宋史》卷269《王质传》，9245页。47《厚文德奏》，《文庄集》卷15。

    48范镇《东斋记事》卷3，第2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49《太傅致仕邓国公张公行状》，《文恭集》卷4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读僧长吉诗》，《文恭集》卷1。

    51吴处厚《青箱杂记》卷5，第46页。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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