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颂声”和“宣导王泽”的文学之路。同时，为了使这种富有时代特点的文学创作独领风骚，他们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南方文学固有的表达方式，以精巧用事来展示博学，借繁词丽藻以表现才情，注重音韵偶对以创造美文功效，从而达到了“白体”及“晚唐体”作家难以企及的颂美境界。假如没有南方士人在政治上的被动处境，要使“润色鸿业”成为他们自觉的艺术追求，其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略晚于杨亿的道学家石介曾指责“体”诗人“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刷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
析圣人之意，蠢伤圣人之道”31，此说颇为后人所征引，以为“体”贬语。其实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西”文学以颂美为主的艺术功能与道学家以圣人之道、圣人之言匡救时弊的济世目的背道而驰，故而受到责难。同时，类似的指责也反映出北方士人对南国文臣以“颂声”媚时的强烈不满。
第三，以文学为进身之阶乃是迫不得已的人生选择，“激扬颂声”并不意味着“西体”作家自我生命意识的消退。相反，“体”诗所展示的人生画卷自有其斑斓的色彩和丰富的内涵，值得细心品味。以杨亿诗为例，《西酬唱集》开篇《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即非纯粹的颂美之作。该诗首段先用华丽的笔调描述了自己的修书生涯，随之则慨叹道：
抚已惭鸣玉，归田忆荷锄。池笼养鱼鸟，章服裹猿狙。圜府愁尸禄，天阍娩弊裾。虚名同郑璞，散质类驻樗。国士谁知我，邻家或侮予。放怀齐指马，屏息度羲舒。寡妇宜忧纬，三公亦灌蔬。危心惟股觫，直道忍。往圣容巢许，先儒美宁蘧，晨叹劳止，夕惕念归欤。秦痔躁杯酒，颜瓢赖斗储。如谐曲肱卧，犹可直钩渔。
作为文学侍臣，虽晨夕劳顿却终是尸禄无为。“直道”既不容于朝，谗言毁语复令人股觫，思乡难归，退隐如梦，锦绣文章的背后却别有一种“国士谁知我，邻家或侮予”的辛酸。同样的人生感叹，类似的情感表白，还出现在《偶怀》《即日》《直夜》《偶作》《鹤》《萤》等不同作品中。这说明杨亿的生命历程中除了皇恩浩荡，还充满忧谗畏祸、彷徨失路的危机感，那种身处孤危的惶惶不安，欲退归林泉而难寻归途的迷茫，的确透露着作者复杂而真实的心声。当然，并不是所有参加西酬唱的南方诗人都能象杨亿那样直抒胸臆，相同的主题，表达方式往往会有所不同。譬如钱惟演在和《宣曲二十二韵》中就借杨妃幽魂倾诉自己的心声：“掩鼻谗难诉，披图悔岂追。只应金带枕，聊为达微辞。”作为吴越降王之子，他深知李煜招致“牵机药”之祸的根由始末，假使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因诗而致祸，正如其《无题》所云：“误语成疑意已伤，春山低敛翠眉长……合欢不验丁香结，只得凄凉对烛房。”托物言志，意在言外。
毋庸讳言，南方士人倍受压抑的政治现实是“西体”文学得以兴盛的时代土壤；南方文化的固有风采与南国文臣以文学为进身之阶的创作实践，共同造就了“体”诗含英咀华的颂美品格。“颂声”之外，“西体”诗人还抒写着忧谗畏祸、退归无门的种种隐忧，这既是一种真实的生命感受，更是艺术创作的必然。
望族文化心理的成熟与“西余绪”
仁宗一代是北宋政治文化及文学艺术发展的转折期。从天圣到嘉，随着晏殊、夏竦、胡宿、王琪、王、宋庠、宋祁、赵、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苏轼、苏辙、曾巩等一大批南国新人成功地登上国家政治舞台，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基本被打破。由范仲淹发起实施的“庆历新政”，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序幕，它标志着改革与保守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从此将成为北宋历史的核心。与此同时，作为“庆历新政”的文化表现形式，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人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量。它所承担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用有破有立、考证详密的新学术代替北方道学家柳开、穆修、孙复、石介等人空谈儒道、脱离现实的旧学术32；二是全面总结自五代宋初以来相沿已久的“白体”、“体”和“晚唐体”等诗歌流派及骈体文创作的得失教训，以此为基础，进而开创了一种能够将“知古”、“明道”、“致用”合而为一的文学创作新风尚。“庆历新政”因保守派的强烈攻击而宣告失败，但欧、梅诗风却一扫阴霾，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巨大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从仁宗到神宗时期，政治待遇获得明显改善的南方文人竟分化为政治文化态度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一个是以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另一个则是以晏殊、夏竦、宋庠、胡宿、王等人为代表的保守派。所谓“后西体”的几位作家大多属于后一阵营。当然，保守并不足以解释晏殊等人在诗文创作上所拥有的华贵气派，时代背景也仅仅是解读“后西体”文学的参考因素之一。
按照通常的理解，“西余绪”纯粹是一种文学创作方式的延续，与政治文化的发展关系不大，但这种见解明显简单了些。“后西体”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无疑有着鲜明的贵族特色，而这种特色与当日社会已经发展成熟起来的望族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本文所谓“望族”，是指在北宋政治及文化生活中几世显赫的名门大姓，它不是六朝隋唐时期士族豪门的后裔，而是有宋以后成长起来的朝廷新贵。譬如李防一族。父超，后晋时官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防于太平兴国及淳化中两次荣登相位；弟李至也于太平兴国八年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真宗即位，拜工部尚书。兄弟二人长于歌咏，有《二李唱和集》传世。防子宗讷、宗诲、宗谔、宗谅等亦皆显贵。宗谔举进士第，真宗朝预修《太祖实录》，深于礼仪，通晓音律，著述颇多，名列《西酬唱集》内。孙昭逊官太子中舍，昭述累迁至尚书右丞。“李氏居京城北崇庆里，凡七世不异爨，至昭述稍有丰殖，为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隳”33。再如河南吕蒙正，祖梦奇，仕后唐为工部侍郎。蒙正于太平兴国二年擢进士第，太宗朝三次入相。真宗即位，蒙正“奉家财三百余万以助用”；子、孙多历显官34。蒙正侄夷简，仁宗天圣、景祜间两践相位，子公绰、公弼亦名显于时35。其实，类似于李、吕两族显宦迭出恩荣几世的情形，在北宋中期以后屡见不鲜。
名门望族的重新出现是北宋皇权政治的必然结果；望族势力既已形成，就会产生相应的文化心理需求。早在先秦时代，以《诗经》中的《雅》诗和《颂》诗为艺术载体的贵族文化就已经相当成熟；六朝隋唐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势力的不断扩张，远古的泛贵族文化逐步演变为一种集政治特权、经济实力及家规家法于一身的封建家族文化。唐代《氏族志》的编纂，即体现着皇权政治与高门大姓之间互为依托的密切联系。有唐三百年间士人普遍重地望而轻占籍，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氏族文化心理的约束。唐末五代，随着皇权的解体，氏族门阀势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五云：“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然而裴枢辈六七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篡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位几如奕暮，而大族高门降为皂隶。”到了这种地步，以郡望门第为政治资本的士族阶层便不得不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宋初几十年，在太平盛世之中沐浴成长起来的朝廷新贵日益增多，他们虽没有世系谱牒，却拥有比谱牒更重要的现实政治优势；家法族规的缺失并未影响到他们对隋唐士族风采的向往。杨徽之知杨亿嗜学，遂为之叹曰：“兴吾门者在汝矣!”36寇准则不无自豪地宣称：“吾家嗣儒业，弈世盛冠裳。桂籍冠伦辈，天下知声光。有才无其命，不得步玉堂。”37毫无疑问，在历史传统与现实政治的交汇中，北宋望族文化心理正日臻成熟。
“西体”文学的产生，客观上为满足正在形成中的望族文化需求提供了可能。如果说杨亿等人对《雅》《颂》诗歌的崇尚还只是出于歌功颂德的艺术本能，那么“后西体”作家“博赡瑰丽”的诗文则更加接近望族文化本身。创作主体社会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及其对望族文化心理的真切体验，无疑使“体”文学的演变和发展获得了主客观结合的艺术契机。晏殊、夏竦等人的仕历创作主要在仁宗天圣、景以后，其共同特点是学富才高、富贵显达。晏殊“出东南，起童子，入秘阁读书，遂赞名，命入翰林为学士。真宗特宠待之，每进见劳问及所以任属之者，群臣莫能及”。仁宗即位以后，“遂筅国枢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余年，常以文学谋议为任，所为赋颂、碑铭、制诏、册命、书奏议论之文传天下，尤长于诗，天下皆吟诵之”38，遂成为继杨亿之后的又一位文坛宗主。欧阳修曾为晏殊作挽辞云：“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一时闻望朝廷重，余事文章海外传。”39可谓的评。夏竦长晏殊六岁，仁宗初迁知制诰，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庆历七年为宰相，旋进封英国公。王谓其“少好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学，其学必究古今治乱天人灾变之原。其为文章，闳衍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出入荣华四十余年，可谓盛矣”。40胡宿及宋庠、宋祁兄弟同为天圣二年进士。宿累官知制诰、翰林学士，嘉六年拜枢密副使。后以尚书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杭州。一生颇以博学闻，尤精阴阳五行、天人灾异之说。宋庠于庆历八年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迁工部尚书，后因包拯参奏去位；嘉三年拜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复为枢密使，封莒国公。宋祁以亦文学显名，屡为翰林侍读学士、史馆修撰、龙图阁学士。兄弟二人同为一朝显宦，各得其宜，从而为形成一个新的名门望族奠定了基础。王琪和王的仕历创作与“二宋”相类似，琪于仁宗景中直集贤院，为两浙淮南转运使。后以龙图阁待制、知制诰、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先后出知扬州、杭州及润州等地，终以礼部侍郎致仕。于庆历二年举进士后，累官知制诰、知审官院，先后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神宗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以文章致位通显，“掌文诰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传诵之”41。“后西体”作家中另有赵及文彦博二人，前者累官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谥清献；后者则更极显贵。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六称其“更事四朝，历二府，七换节钺，位将相五十余年，平章事四十二年。历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兴，五判河南府，两以太师致仕，为本朝名臣福禄之冠”。
如果没有对“后西体”作家的富贵人生进行通盘考察，我们便很难就其所展示的望族心态作出准确的判断。也许他们并非名门之后，但他们对显达人生的切身体验与李公弼、吕夷简等望族子弟并无二致。“体”文学流派的形成固然与赵宋政权点缀升平的政治需要有关，但“后西体”不绝如缕的创作却是北宋中叶以后望族心理积淀与成熟的必然反映。假如不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后西体”存在的合理性，那就只能回到所谓“形式主义”的指责与批判中去。至于晏殊以后的“体”文学创作与北宋望族文化之间互为表里的深层联系，或许可由以下几方面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望族文化与皇权政治之间的依存关系，决定了“后西体”文学必须直接地为皇权政治服务，赞君德，扬颂声，全心全意。杨亿宣称“赋颂之作，臣之职也”，夏竦则云“王道兴而颂声作，士大夫之职也”42，这说明“体”文学的赋颂传统是一贯的。王在《御制龙图天章阁观三圣御书诗序》中也说：“臣读《诗》至《小雅》之什，见周之盛时，乐贤人之在位，而君道益自尊显。既饮食之，又有笙簧鼓舞、币帛侑酬之礼，恩勤返复，以尽其欢心。且君能下其臣，则为臣者未有不感发忠诚，思以归报乎上。上下相交，四海蒙泽，以致太平，使国家万寿之福无期极，其诗传于后代，犹歌而取法，顾匪盛德之事欤?”43正是从尊显君道、感发忠诚的基本目的出发，“后西体”作家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歌赋颂辞，且将赋颂的精神广泛运用到制诏、册命、碑铭及书奏议论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凡是能够体现皇恩浩荡及朝廷威仪的地方，都能为“后西体”作家歌咏王道、颂美君德提供良好的创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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