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上还出现过一种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出现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那就是爱国主义思想。《诗经》中《黍离》一诗所表达的感情一向被人认为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因此，“黍离之思”在后代的文人制作中就成为爱国思想的同义语。爱国主义思想在我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中得到充分高度的体现。其后少数的作者虽然在作品中偶尔表现了这种思想因素，例如西晋永嘉乱后，北中国大部分的国土沦陷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当时刘琨身罹厄运，而且在敌后担负着对敌斗争的重任。但他的诗歌主要地是表现了个人在丧乱中的感慨和愤恨，他对于故国的“黍离之思”表现得并不太强烈。又如庾信遭侯景之乱，国破家亡，而又远居异国，仕于外族，在《哀江南》等赋中表现了强烈的恋土怀乡的感情；在诗歌中，他也表现了“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和“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咏怀》)那样不甘身事异族的思想；但是，他的作品总是感叹个人身世者居多，发抒爱国思想者较少。因为他也和刘琨一样都没有更多地把个人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却主要地把国家的丧乱联系到个人的际遇来看待，所以他们的作品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国思想因素，但还不能说他们的作品已经具有充分的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本质的揭露、对普通人民苦难的同情、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赞颂，这些都是在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只有杜甫和屈原一样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结起来考察，这样，就使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中充溢着汹涌磅礴的爱国主义精神，产生鼓舞人心的力量。我们从前人不少有关杜诗的评论，和杜甫不少有关论诗的作品来看，他的创作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确实受过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那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但是，我们决不能说：杜甫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仅仅是由于他熟悉这些传统的思想材料，继承了它们，接受了它们的影响的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他不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而且他将要成为一个最没出息的艺术模仿者和艺术教条主义者。杜甫之所以会取得这种成就，是由于他既接受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又在那个伟大而变动的时代里，他自己经历了严肃又广阔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他才能够继承那些思想因素，在某些方面还发展了那些思想因素。

三

    唐代的统治者，自开国以来，在对内政策上，不是采取由门阀贵族地主垄断一切的政策，而是采取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从而使中小地主阶层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他们又通过科举制度吸收这些阶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以便更广泛地团结本阶级的力量，巩固统治。这是从贞观至开元年间一直行之有效的政策。那些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般地说，出身都比较寒微，和普通人民有较多的接触和联系，但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在政治、经济上又受着门阀贵族地主的排挤和欺压，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总是主张实行任用贤能、明刑息讼和减轻赋税等开明的措施，以利于他们自己阶层力量的继续发展和巩固。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对于代表门阀贵族地主的上层统治者来说，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对于当时的广大人民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他们不仅拥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且时时刻刻希望自己能够上升到上层统治者的行列。这就使他们不可能不具有地主阶级所固有的那些反动的和落后的东西。

    杜甫正是出身于这种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在一般政治的立场和态度上说，他和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他幼年生活比较贫苦，像他自己说过：“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进封西岳赋表》)同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过着与普通人民相距不远的生活，这就使他对于普通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也使他总是希望上层的统治者能够实行开明的政治。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杜甫的政治主张在诗歌中提纲挈领式的表白。我们还可从他的其他作品中找到这个主张的较为详细的补充。比如杜甫在《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中所说的：“国待贤良急，君当拔擢新。…”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又如他在《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中所说的：“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说得更为完整：“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狱讼永衰息，岂惟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飞长缨。”这些就是他所设想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就是前面所说中小地主阶层政治理想的具体表现，也就是儒家的“民为贵”、“民为邦本”、对人民要“行仁政”的那些比较进步的政治思想的体现。“大庭”出自庄子《肱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正和陶渊明的“桃花源”的理想如出一辙。儒家的“尧舜之治”和道家的“无为而治”都是政治上的乌托邦，所以在这点上儒道两家的理想就有一个汇合点了。杜甫的政治理想在《忆昔》第二首中根据现实用艺术形象具体地表现出来：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这就是杜甫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所亲眼看到的所谓“开元盛世”的图景，也就是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一理想的现实化。

    由于杜甫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来观察现实，他的描写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自贞观至开元的百余年间，在普通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决不可能没有任何灾变，而仓懔也不可能总是丰实的。然而，人口兴旺、在和平的环境里劳动、大家过着较为丰衣足食的生活，却也是广大人民所要求的。因之杜甫的政治理想对普通人民还是有利的。

    为了在生活上寻求出路，也为了图谋实现政治上的理想，杜甫在京城长安先后差不多寄居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向上层的统治者投诗赠诗，乞求他们的吹嘘、引荐，得到官职。这些作品虽然形式精严，文字典雅，但是内容不外是对于王公大人们的赞颂和对于自己生活困苦的叙述，甚至流露出对于功名富贵的羡慕。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小地主阶层对于门阀贵族地主在政治上的依附关系，思想自然是卑下的，并且有许多违反真实的地方，是杜甫作品中的糟粕部分。    杜甫看见有些朋友当节度使幕府中的书记，自己在仕途上还没有着落，就发出这样哀叹：“夫子□通贵，云泥相望悬；白头无藉在，朱绂有哀怜。”(《送韦书记赴安西》)“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寄高三十五书记》)。他为了想得到公卿们的援引，好把自己“吹嘘送上天”(《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他不惜对李白曾经讽刺过的“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哥舒翰，称为“今代”的“第一功”和“当朝杰”，最后还说“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把他当作自己做官的靠山了(《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这个哥舒翰，正是他在《兵车行》中所斥责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那次侵犯兄弟民族的主要执行者，也就是后来他在《潼关吏》中所谴责的“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那次败仗的主将。又如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称颂杨国忠的爪牙鲜于仲通为“贤良”、“异才”，最后还说：“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要求鲜于仲通把自己介绍给杨国忠，以期获得怜悯。这虽然因为他迫于饥饿，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也不免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道德标准了。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杜甫并不是不知道的。这个杨国忠就是他在同一时期的作品《丽人行》中所尖锐讽刺过的“丞相”。这些事实都说明：如果杜甫真的能够得到上层统治者的赏识和提拔，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话，他也会像封建社会中许多贫寒知识分子曾经做过的那样，在仕途上稍一得意，就会踌躇自满；稍一失意，也会消极颓废的。他任左拾遗时在《紫宸殿退朝口号》中写道：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复千官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杜甫勉强挤入上层统治集团的行列、接近宫掖生活的时候，他那种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和对于宰辅大臣的殷勤逢迎的态度，实在已经到了俗不可耐的程度。当他在仕途上预感到要失意的时候，那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也就不免见之于吟咏了：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曲江二首》)

    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曲江对雨》)

    但是，唐代自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对农民和中小地主比较有利的均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发展了对门阀贵族地主便于集中土地的庄园制。代表这些门阀贵族地主的力量来掌握朝政的又是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和宦官高力士这种擅权自专的人物，于是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黑暗和上层统治集团生活上的穷奢极欲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杜甫要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抱着那种比较进步和比较正统的儒家政治理想，参加政治活动，势必要遭到不断的打击。他不断地向王公大人投诗赠诗，乞求他们的“吹嘘”，却毫无结果。就是在天宝六载应唐玄宗李隆基的诏命，在京参加考试，以及天宝十载亲自向皇帝献赋，以期得到一官半职，也都由于李林甫的从中作梗，只得悲惨的下场。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诉说了这种打击：“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这种种的政治上的打击，使他在生活上遭到极端的穷困：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正因为杜甫被上层统治者阻挡住仕进的道路，把他踩踏在地主阶级生活的底层，使他过着和普通穷苦人民大致相同的饥寒交迫的日子，他才从血和泪的生活中清醒过来，看清像他那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上层统治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成华两县诸子》)

他也从朋友们的遭遇中看出这种矛盾：

    诸公衰衰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醉时歌》)

—面是：“纨绔不饿死”、“软裘快马当冰雪”、“甲第纷纷厌粱肉”；一面是：“儒冠多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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