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于“别裁”形式主义的“伪体”的同时，却又注意接受前人特别是汉、魏、六朝、初唐和同时代的许多优秀诗人的艺术传统。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诗看子建亲”。在《解闷十二首》中转述孟云卿论诗的话说：“李陵苏武是吾师”。他赞赏孟浩然的诗是“清诗句句尽堪传”。称誉王维是“最传秀句寰区满”。在《戏为六绝句》中称“王杨卢骆当时体”为“不废江河万古流”。在给李白的赠诗中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又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杜甫对于这些前人和同代人直接或间接的称赞，对有些人固然是指着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风格两方面说的，但对较多的人却着重地称赞他们在遣词选句上的工夫，即着重地称赞他们的表现艺术。从这些有关论述创作态度的诗句中，还可以看出杜甫对于六朝以来的诗人是偏重在学习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的。例如在《解闷十二首》中杜甫说过：“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又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这些话都可以证明我们上面的看法。

    那么，六朝诗人对我国古典诗歌的表现艺术究竟有哪些重要的贡献?杜甫对他们那样严肃、刻苦地学习又取得怎样的成就?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的兴趣，不仅为诗歌的描写对象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也不仅改变了自永嘉以来的玄言诗风，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因山水诗的影响，诗人们在创造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上得到了提高和发展。西晋末期以孙绰、许询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玄言诗，在表现手法上的最大缺点，如钟嵘在《诗品·总论》中所指出的，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缺乏艺术性的概念化的作品。由于它们违反了用形象来表现思想感情的艺术规律，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淡乎寡味”，不足以打动人心。为谢灵运和颜延之所兴起、为谢眺、何逊、阴铿等所继续和发展了的山水诗改变了这种情况。刘勰用下面几句话说明了颜谢和当时诗风的特点：“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这确实说明他们作品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借助自然风物以抒写思想感情，并在刻画形象的表现手法上力求革新和创造；缺点是在辞句上过于雕琢堆砌，过于追求形式上的美。(颜延之虽然和谢灵运并称，但他的作品远不如谢灵运，所以刘勰的评语主要是指谢灵运的作品说的。)继起的谢胱、何逊和阴铿的山水诗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个方向，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克服它的缺点并发展了它的优点。谢□的成就较大，因之他的山水诗确比谢灵运的更为清新、秀美而又自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的兴起恰恰也在这个时期。陶渊明的出生虽稍早于颜、谢，但他和颜延之既有过友谊，并且他的创作活动也跨越了晋末、(刘)宋初两个时代，也就是说正是在玄言诗被山水诗所取代的时期。山水诗和田园诗所以会同时兴起，固然都有其社会的原因，也有其创始人的生活经历的原因，但在诗歌艺术的发展过程上说，它们都是玄言诗的一个否定，是像陶渊明、谢灵运这样在艺术上有修养的诗人对于玄言诗错误方向的纠正。不过陶渊明由于没有颜、谢的政治地位，在当时文坛上也没有他们那样显赫的声名，因之，他的作品在当时和南朝都没有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所以南朝的作者大都接受了山水诗的传统，却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田园诗这个方面。直至唐人王维和孟浩然等才特别重视陶渊明，并把山水诗和田园诗这两个传统融合起来，结合着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情趣开辟了田园山水诗的新流派。

    山水诗和田园诗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中，虽然都有它们各自的特定范围和含义，但它们却都只是诗人借助自然风物创造形象以抒写思想感情的途径。不过文学史家们通常还是习惯地把那些登山临水之作称为山水诗，把那些描绘田园景色的作品称为田园诗。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兴起所以会使诗人在创造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上有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其原因是由于借助自然风物以抒写思想感情，虽然这种方式不是诗人创造艺术形象的惟一的途径，但却是很重要的途径。钟嵘在《诗品·总论》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刘勰发展了他这种观点，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南朝这两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深刻地说明了自然风物对于诗人创造艺术形象时的重要关系。

    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从《诗经》以来诗人们关于自然的描写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楚辞·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向都被认为人神之笔。这些艺术形象确能概括出诗人从自然风物上所感受到的美，并加强作品主题思想的表现。曹丕《燕歌行》中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曹植《七哀》中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杂诗》中的“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这一时代的诗在描绘自然景色的细致上以及情景结合的深度上，都比《采薇》和《湘夫人》进了一步。南朝山水诗的作者对于自然美的发掘和描写技巧上又比建安的作者有所发展。如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和《岁暮》中的“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如谢□《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复春洲，杂英满芳甸”，《观朝雨》中的“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和《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中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如何逊《赠王左丞》中的“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如阴铿《广陵岸送北使》中的“亭嘶背枥马，樯啭向风乌”和《晚泊五洲》中的“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等等；他们在描写自然风物的姿态以及声、光、色彩上的美，确又比建安诗人有更细致深入、丰富多彩的表现。南朝山水诗的作者多方面地揭示和描绘自然美，在加强作品的形象化上确是做了继往开来的极有贡献的工作。这些诗人往往是把自然风物的描写和怀乡、思友的个人情怀联系起来；谢灵运有时还借以表现他的庄、老思想；绝少有人把自然风物的描绘和社会广阔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因而他们的作品缺乏较高的思想性。至于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诗人只是把自然风物的描写作为上层统治阶级腐朽、享乐生活的陪衬和点缀，其作品自然是“绮丽不足珍”了。唐人的田园山水诗继承了陶、谢的艺术传统，在揭示自然美和描写技巧上都比南朝诗人有所发展和提高，他们借助自然风物的描写以表现佛、老的出世思想，因之，他们这类作品就更带有消极的因素。

    杜甫继承了南朝人和他之前的唐人所发展起来的描写自然的多方面的技巧，并把对于自然的描写和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紧密地融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比前人更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诗经》、《古诗十九首》、乐府歌辞、建安诗人直至鲍照、庾信的作品，其中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之作，一般地说，都是较少与自然风物的描写结合起来的，乐府歌辞尤其如此，只有陶渊明的某些作品是例外。杜甫那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新体乐府诗，虽然主要是叙事，却已注入强烈的抒情因素；虽然主要是继承乐府歌词的传统，着重地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却已加人不少有关自然风物的描写，使他这些新体乐府诗比乐府歌辞具有更丰富的艺术形象。杜甫在他的以叙事为主的新体乐府诗之外的作品里，一般地说就是在他的抒情诗里，把对于自然的描写和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结合得更为密切，也更为经常。因为诗人在制作抒情诗的时候，时序的变迁和风物的转换往往是他的激情的触发点，由于“诗人感物，联类不穷”，就不禁“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了。杜甫一生坚持儒家思想的进步方面并且经常过着和普通人民大致相近的生活，从而使他具有极深厚的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他所亲身经历的社会现实生活和历览的无数名山大川，对它们深刻的观察和感受，这些条件是以往的诗人所难以兼备的。这就决定他的作品具有多方面的现实生活的内容，并且和自然风物的描写结合得那么密切，增强了艺术形象的丰富性，使它们较以往的文人之作具有鲜明的不同的艺术特色。

    在杜甫的抒情诗里，不仅看到他那些直指时事、直接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洋溢着现实主义的精神，数量也是较多的。我们又看见他不少登临、纪游、咏物和送别赠友之作也常常在抒情中表现出极富现实意义的思想感情。杜甫自秦州入蜀时期所作的一系列的纪游山水诗就和谢灵运的山水诗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容。他不仅生动地描绘出西北高原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还描述了战乱时代中劳动人民被奴役的生活，如《石龛》中所写的“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就是一例。杜甫在同期所作的其他抒情诗表现出时代的苦难者诗人自己的苦难生活与崇高精神。当他过着“三年饥走荒山道”、“手脚冻皴皮肉死”(《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样饥寒交迫的生活的日子，他那“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的感情却愈加炽烈。至于他以后所作的橙楼》、《阁夜》、《登高》和《登岳阳楼》等抒情名作，当我们一读到它们的时候，就像有一股狂风暴雨般的感情洪流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使我们感动。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同情诗人晚年“艰难”、“潦倒”的个人遭遇，而更多的是被他在颠沛流离之中仍然关注着“万方多难”、“野哭千家”的时代苦难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激动。

    杜甫真正无愧于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称号，这里由于他往往能够从极平凡的题材联系到现实，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内容。“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病马》)，虽然是微小的事物也能激发起他强烈的诗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他从眼前的花、鸟引出这样深挚的爱国怀家的感情，千百年来总是使读者激动。再如他在《病橘》中所揭示的“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的黑暗现象和在《枯梭》中所影射的“念尔形影乾，摧残没藜莠”的现实生活，都是以极微小的题材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内容。至于他在《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中所吟唱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那种对新生的、美好的事物的赞美和对丑恶事物的憎恨，正是他一生对于黑暗现实坚持不妥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许多送别赠友的作品中，他也常常联系到社会的现实提出进步的政治主张，例如前面曾经引过的《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一诗。以上所举的例子，远没有包括杜甫抒情诗中有关反映现实生活的多方面的内容，之所以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企图说明他用以反映现实的范围的广阔而已。

    现实主义艺术要求作者对于现实世界有深刻的观察和感受，以准确、精妙的描绘来表现事物，创造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并以这些来征服读者。杜甫无论是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或是关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都能够达到我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顶峰。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如“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秦州杂诗二十首》)，“加眺积水外，始知众星乾”(《水会渡》)，“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阆山歌》)，“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等等，都能道前人所未道、惟妙惟肖地写出景物的形态。关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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