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

也就毋怪他抱着对于上层统治者绝望的心情，产生了归隐的念头：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

    但是，杜甫这种归隐的情绪表白，并不像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所表现的“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那样洒脱，那样“乐夫天命”的，杜甫的表白是绝望的控诉，悲愤中仍充溢着奋发的气概。杜甫在被上层统治者在政治上压得毫无出路的情况下，他有时确也抱着像李白那样的蔑视富贵的出世思想，而慨叹地说：“富贵何如草头露”(《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不过，他这种思想不像李白那样强烈而且经常地表现出来，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入世思想。有时，他又站在出世和人世的十字路口，感到彷徨苦闷：“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

    杜甫的这些作品所以到今天还有价值，是由于它们通过诗人的抒情，深刻地表现出封建社会中一个正直的、有才能、有进步政治理想的下层知识分子，在黑暗势力的压制下所受到的屈辱、不幸、悲辛和苦恼，并且通过他的遭遇反映出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它所带来的罪恶，帮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正因为杜甫过着“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这样和普通穷苦人民几乎相同的生活，他才通过对于饥寒的亲身感受，逐渐注意到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把视野扩展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使他在思想感情上逐渐接近人民，树立了较进步的世界观。

    杜甫既看到上层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也看到了“农夫田妇”、“失业徒”和“远戍卒”等普通人民的苦难，并进而认识到上层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正是人民苦难的根源，认识到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现象。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这个时期写成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后《出塞》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重要作品。《兵车行》反映了穷兵黩武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给人民和士卒带来的无尽苦难，因此，他在《前出塞九首》中提出“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那样对待战争的正确主张，而对于“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侵略战争加以反对。在《丽人行》中，他对于当时上层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杨国忠和他的姐妹们的奢侈荒淫的生活给以深刻而无情的讽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更揭露了以唐玄宗李隆基为核心的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是建立在对人民的剥削上的：“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最后，他以极鲜明的形象和极强烈的感情揭露了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现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是自《诗经》以来，在文人的制作中第一次出现的、以极概括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最光辉的思想。这以后在《驱竖子摘苍耳》中所写的：“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和在《岁宴行》中所写的“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都是这种思想的再现。不过由于杜甫晚年对人民的现实生活不如这个时期深入和密切I所以在同一思想中所表现的感情就不是如此强烈了。

    基于阶级对立本质的认识，杜甫在许多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进步思想，已经不仅仅限于对普通人民的苦难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已经接触到更深刻的内容。例如他在《三绝句》中所写的“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在《白帝》中所写的“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在《又呈吴郎》中所写的“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都已经认识到人民的苦难正是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这比建安时代的诗人们同情人民的思想，已经跨进了一大步。然而，杜甫由于阶级出身的限制和时代的限制，他是不可能拿出彻底解除人民苦难的药方。他只好把解除人民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的压迫者和最大的剥削者皇帝的身上，如在《宿花石戍》中说：“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他或者幻想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能够出现“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写怀二首》)那样“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自然，这是幻想而不是有效的救世药方。

    杜甫自安史之乱前后至弃官入蜀这一段时间，经受着极多的忧患和极深的艰苦。虽然在天宝十四载他做过右卫率府曹参军，在至德二载做过左拾遗，但以疏救房琯触怒了皇帝，不久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些都是卑小的官职。他的政治地位对自己的“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固然很难施展，就是俸禄对于他的穷困生活也不能改变多少。在这个时期，他的幼子饿死了，弟妹在战乱中离散了，家小安顿在荒僻的鄜州，直系近亲都处在饥饿之中：“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得舍弟消息二首》)他在安禄山攻陷潼关后，带领家小避难北走时，既经历“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彭衙行》)的艰苦生活；当他只身通过叛军的防线到灵武去投奔唐肃宗李亨的时候，中途又被俘获，带到沦陷的长安。以后他以这样两句诗描写他陷贼的忧患：“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北征》)，等到他终于从长安逃到李亨当时政府所在地凤翔的时候，已经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了。他在任华州司功参军的时候，又曾经到当时接近前线的洛阳来回一次。在辞去华州司功参军携带家小由秦州入蜀的途中，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抒写了自己的艰苦生活和悲愤情绪：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发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这是震荡着宇宙的抒情。杜甫当时不仅对于穿衣吃饭的日常生活感到绝望，对于自己的仕进前途也已经感到了绝望。

    杜甫对于自己不能致身富贵，而落得饥寒交迫的境地感到莫大的愤慨，莫大的不幸，但我们却认为是他的大幸。如果杜甫在仕途上都一帆风顺，直上青云，而没有经历种种折磨和苦难，他就不可能那样深刻地接触到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不可能在对待许多现实问题上具有和普通人民相接近的思想感情，甚至不可能具有符合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就不可能产生许多具有高度人民性的光辉诗篇。杜甫这个时期的作品展现了安史之乱那个剧烈变动时代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图画。除了由于他生活的限制没有直接描写前线的战争外，当时政治、军事上的重大问题和后方各个阶级在动乱中所遭遇到的生活，他都以诗歌的形式给以反映。他不仅在“三吏”、“三别”这些直接描写人民生活的作品中那么充分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哀王孙》、《赠卫八处士》和《佳人》等作品中也深刻地反映了在战乱时代中人们的遭遇和悲欢离合的命运，在他自叙经历的作品如《喜达行在所三首》、《羌村三首》、《彭衙行》和《北征》等作品中，通过对自己遭受过的悲欢苦乐和艰难忧患的描写，也接触到当时的社会现实。自秦州入蜀时他所写的许多描写山川风物的作品，也是在风景画之中蕴含着风俗画，接触到战争和社会问题，使它们具有现实的意义。

    虽然杜甫这个时期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生活是多方面的，但贯穿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的一个最突出的思想是爱国主义思想。安史之乱激起杜甫的爱国思想，从这个时期起，这种思想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直到他逝世为止。安史之乱，就安禄山和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父子的关系上说，是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战争，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仕于中国的胡人，他们所率领的部队主要也是胡人，并由于战争的持久和扩大，他们占领了汉族重要的居住地区黄河流域，攻陷了唐代的东西二京洛阳和长安，威胁了汉民族的生存，这就使矛盾的性质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而且安禄山和史思明所属的部族比之汉民族都是比较落后的部族，他们在占领区内到处屠杀、掠夺，破坏了自唐太宗李世民以来百余年间所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使原来繁荣富庶的社会变成“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忆昔二首》)那样肃杀的景象。而遭受这种侵略战争的祸害的，也已经不限于某个阶级、某个阶层，却已经波及整个汉民族了。就从杜甫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来看，普通农民既遭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无家别》)那样的损害，做大官的人家也免不了“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佳人》)，就是王孙、公主等逃不出敌手的也都遭到杀戮，幸而逃脱的，也如杜甫所目击的“腰下宝块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哀王孙》)的了。虽然受害最深的是普通百姓和劳动人民，但安史叛乱给整个汉民族带来严重的祸害是显然的。所以杜甫陷贼时所作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所表达的爱国感情，虽然是个人的亲身感受，却又是当时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的概括表现。

    安史的叛乱既威胁了汉民族的生存和利益，那么，以李唐的王室为中心，发动并组织全民族的力量，平息这个叛乱，恢复中国统一的局面，恢复生产，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是有利的。杜甫是正统的儒家，他的政治思想自然是儒家的忠君爱民的思想。忠于统治阶级的君主和爱被统治阶级的人民，这两者原是对立的，难以调和的。但像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国局势，当时的民族矛盾确已超过阶级矛盾，阶级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忠君和爱民的矛盾却可以在爱国主义的前提下获得相对的统一，也就是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前提下获得相对的统一。他的忠君和爱民的思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爱国主义的思想上获得相对的统一的。当杜甫自沦陷的长安脱险来到凤翔，看到唐肃宗李享有收复失地、重新统一中国的希望的时候，欢呼：“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喜达行在所三首》)，不仅是为了李唐一姓的“皇纲未宜绝”，却也是为了“于今国犹活”(《北征》)。当他得到郭子仪等将领收复山东的捷报时，他不仅庆幸朝廷会有“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的中兴气象，也为离乡背井的普通人民可以“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能够重返家园而感到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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