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形势中，杜甫也并不是没有看出统治阶级给予普通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这种认识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名诗“三吏”和“三别”里面。当统治阶级为了补充兵力，到处乱抓壮丁，乱拉夫役，弄得未成丁的中男、年迈的老翁、头天刚刚新婚的男子和刚刚从战场回来的老兵都不能幸免。在这些诗篇里，作者以极深厚的同情和极生动细致的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他们在战乱时代中生离死别的痛苦和生活上的艰辛，又描写了普通劳动人民牺牲个人的利益和幸福，相忍为国的伟大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作者在《新婚别》中借新妇的口说了出来：“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综上所述，杜甫继承了从《诗经》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本质的揭露、对普通人民苦难的同情、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赞颂等等，并且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艰苦的艺术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些传统进步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使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史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四

    杜甫在继承《诗经》以来人民创作和文人之作的进步思想的同时，在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这两个传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并加以熔铸融合，加以发展提高，使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表现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杜甫继承了乐府歌词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他不袭用古题，不束缚于古调，根据不同的现实题材，创立新题，自由抒写，制作了许多反映重大社会现实生活的名篇。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确切地指出杜甫这些“即事名篇，无复倚旁”的作品的革新意义，肯定它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其实，杜甫不仅把乐府的艺术传统运用到那些反映重大现实生活的作品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以及《前出塞》、《后出塞》这些新体的乐府诗中，他有许多自叙生活经历的篇章如《羌村三首》、《北征》、《彭衙行》和《赠卫八处士》等也汲取了乐府歌词的表现手法。乐府歌辞中《陌上桑》、《羽林郎》、《孤儿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等的艺术传统，在上述作品中不仅得到继承而又有许多丰富和提高。在语言上，他既继承了乐府歌词的传统，以人民口语、民谣、俚谚为基础，又汲取了汉、魏、六朝文人制作的语言的精华，把这两者加以融合。因之，他这些作品既具有乐府民歌的生动、活泼和质朴的语言风格，又具有文人制作的凝练、庄重和华美的语言优点，使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自己的特色——不是乐府歌辞，也不是文人制作所能专有的一种特色，而是这两者熔铸之后的合金。

    在细节描写上，杜甫也发展了《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的精雕细琢的特色。例如他在《丽人行》中关于贵戚丽人的意态艳冶和衣着华丽的描写：“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萎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在《无家别》中关于战后一个士兵的家乡荒凉景象的描写：“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在《佳人》中关于在丧乱中被遗弃的贵族佳人落寞生活的描写：“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在他的自叙诗《羌村三首》中关于在离乱后初见妻子时情景的描写：“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在《北征》中关于他的妻子、儿女悲苦生活的描写：“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骄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褐。”像这样惟妙惟肖、入情人理的深刻而真实的描写，在全部杜诗中是不胜枚举的。这些准确精妙的描绘，生动地展示了生活的图画，并通过人物的形态和心理的描写表现出人物的性格。

    杜甫的许多“即事名篇”的新体乐府诗，除《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和《留花门》等少数几篇系对时事作抒情式的议论，其余如《兵车行》、《丽人行》、《佳人》、《前出塞》、《后出塞》、《哀王孙》、《哀江头》以及“三吏”、“三别”等等，都是有故事有人物的叙事诗，在这些叙事诗中，他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他塑造这些人物，除借助于对细节的准确精妙的描绘外，又注意把这些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所从属的阶级地位上来创造的。例如《丽人行》中的骄奢淫逸的贵戚们的形象，《佳人》中的被遗弃的贵妇人的形象，以及《哀王孙》中的亡命王孙的形象，他们虽具有封建贵族阶级中人物的共性，但在安史乱前作为“云幕椒房亲”的贵戚丽人和安史乱后“零落依草木”的被遗弃的贵族佳人，她们之间的性格区别是很鲜明的。又如安史乱前“炙手可热势绝伦”的丞相和安史乱后“已经百日窜荆棘”的王孙，他们性格的不同也很显然。再如“三吏”、“三别”中老妪、新妇和老兵的形象和《前出塞》、《后出塞》中士兵和军校的形象，他们虽具有中下阶层人物的共性，但因为各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他们又各有性格上明显的区别。杜甫在这些叙事诗中又继承了乐府歌辞中另一种很常见的表现手法，那就是在叙述中插入人物的对话，使故事更加生动，使人物性格更易突出，从而使整个作品免去平铺直叙的缺点。

    自然，作为文学样式，诗歌有和其他文学样式相区别的某些特点。它在体制、形式和音韵上有许多比较严格的格律，因此，它就不可能像小说、剧本那样允许作者比较自由地构造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来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而只能通过比较单纯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单一的或数目较少的人物形象。就是对那单一的或数目较少的人物形象，也不允许作者像在小说、剧本里那样多方面地渲染社会背景、多方面地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而要求作者在写景写人两方面都比较单纯而集中。诗歌的另一特点是抒情。我们通常都把诗歌分成抒情的和叙事的，把那些由现实生活所激发出来的感情，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来抒写的作品叫做抒情诗，而把那些用旁观者的口吻叙说现实生活的作品叫做叙事诗。诗歌不论是抒情的或叙事的，它的生命力的所在、它激动人心的地方，都在于诗人对于被描写的事物具有强烈的爱憎，并从那爱憎激发出巨大的感情。一首好的抒情诗固然要有这种激情，一首好的叙事诗也必须具有同样的因素。不过抒情诗是诗人把这种激情直接地公开地说了出来，而叙事诗却常常把这种激情埋藏在故事和人物的内里而已。所以，诗歌不论是抒情的或叙事的，它的基础总是抒情的。正由于这个特点，叙事诗中的人物塑造，也不允许作者像在小说、剧本中那样可以通过科学的分析解剖来塑造性格，而只能在抒情的叙说中来表现性格，小说、剧本、诗是较多地借助人物的感情来表现他们的性格的。而叙事诗是较多地借助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性格的。正因为杜甫理解到诗歌基本上是抒情的这一特点，并在创作实践中竭力发挥了这个特点，所以即使在他那些叙事诗中，它们的字里行间都回荡着火热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例如在《兵车行》中，他用“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这样非常经济的笔墨描绘了士兵出征时的环境气氛之后，即接上“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样一节结合着巨大抒情的叙事，于叙完故事之后，最后又用“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强烈抒情作结。这样就使得全诗都滚动着热情而激动人心。又如在《哀江头》里，开头四句“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就以沉痛的感情打动了读者。接着回忆了杨贵妃的生前和死后的故事之后，又以“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的抒情警语收结，使读者对这沉痛的历史教训有了深刻的感受。在《新安吏》中，作者于叙说抓丁的故事之后，即抓住被征者母子哭别的惨痛情景，发出“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那样“动天地、感鬼神”的抒情，从而震荡全篇，把读者的同情升华到最高的限度。在这些作品里，作者都把抒情和叙事这两种因素精心地安排、恰当地结合，展现了生动精确的生活图画，创造了人物形象，并使它们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至于在《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前出塞》和《后出塞》等作品中，作者都化身为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而自叙经历，即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说故事，因之，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也就更容易地发挥抒情的特点，使它们从首至尾都带着浓烈的抒情因素。在叙事诗中着力发挥抒情的因素，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是杜甫叙事诗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他既超过了乐府歌辞，也是其后的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制作所不能企及的。

    杜甫那些反映重大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新体乐府诗在表现手法上主要地是继承了乐府歌词的艺术传统，已如上述。这一类诗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开元、天宝年间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在全部杜诗中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完美的。但这一类诗在杜诗中的数量是较少的，杜甫多数的作品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大部分都产生在安史之乱的前后，但在他一生整个创作生活中却不断地写抒情诗，入蜀以后就几乎全是抒情诗了。由于他经历了“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和“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逃难》)那样艰苦流离的境况——他的一生几乎经常过着和当时穷苦人民大致相同的生活。他的一生又始终洋溢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那样关心民生疾苦和国家命运的热情，并且抱着“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那样献身艺术的精神，所以他不仅在他那些叙事诗里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象和阶级对立的本质、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就是在他绝大部分的抒情诗里也抒发了这些思想感情，从而使它们有了高度的人民性。

    “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殷瑶《河狱英灵集叙》中杜甫现存最早的一首诗《望狱》大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可见他进入旺盛的创作生活已经是唐朝各种诗体基本齐备的时代。他的抒情诗不仅运用了当时文人创作中所有的古体诗和近体诗的体裁，并且还创制了一种新的体裁七言排律，不像他对那些新体乐府诗那样只是运用了五言古诗和七言歌行的体裁。他的抒情诗运用各种体裁抒写各种题材，在每种题材上都产生了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

    从杜甫的创作倾向和他有关论诗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主张诗歌的思想内容要继承《诗经》以来进步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排斥齐梁以来形式主义的诗风。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诗和它的小序中对元结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两诗热情洋溢地加以赞赏：“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他认为这些和《诗经》中的作品一样用比兴手法来表现的、反映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的诗篇具有很高的价值，他赞美它们是“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它们是可以和星月争光的。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论诗时既说过：“恐与齐梁作后尘”，批判了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他又指出要认清形式主义诗风的害处，加以裁汰，并向《诗经》中的国风和大、小雅学习。所以，他又说：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