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类文章中，一些有识之士，还是参用骈体之长，甚至基本用骈体而杂用散文句子创作出更为通脱雅洁的骈体文。
晚唐时期，由于国势的衰微，社会风气的变化，文学思潮也发生巨大的变迁，因而骈文形态、地位也发生很大变化。
早在唐宪宗元和后期至长庆、宝历年间，由于政治改革的失败，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唐中央政权已经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等到文宗太和九年的“甘露事变”发生后，进入晚期的李唐王朝固有的矛盾更加激化:内则宦官专权，朋党交争，愈演愈烈;外则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烽烟连绵;加上农民起义风暴的冲击，其国势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了。在这种形势下，文士们的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创作个性有别，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那就是大势已去、朝政无可挽回、国势不可救药所造成的悲观心理。尽管有少数人或希望有所作为，但却无能为力;或归隐山林，与社会不合作，但终究无补于时;或对时政发些议论，但大抵不切实际，空言而已。到头来大多数人还是在混乱的局面中寻找一点空隙，得过且过，纵情逸乐。更有甚者，则变本加厉地奢侈豪华，沉醉花间，出入青楼，过着风流浪子的生活。在这种比较普遍的社会风气之下，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念早已消失于文士们的脑际，加上韩柳那样力倡复古的大师早已谢世，其后继者李翱、皇甫等又人微言轻，另外，考试制度依然以骈体辞赋为定式。这样，绮靡浮艳的骈丽文风、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唯美主义文学再度兴盛。《新唐书·高锴传》中说:“开成元年，（锴）权知贡举，文宗自以题畀有司，锴以籍上。帝语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胜于前。’郑覃曰:‘陛下矫革近制，以正颓俗，而锴乃能为陛下得人。’帝曰:‘诸镇表章太浮华，宜责掌书记，以诫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惩弊抑末，诚如圣训。’”此时的骈文作者，除杜牧、李商隐等人能够做到文质彬彬、华实相扶之外，其他人如温庭筠、段成式等人则以绮艳浮靡相尚，即使是寻常书信也偶对连篇，华艳非常。这种唯美主义思潮逐渐支配整个文坛，直到唐朝灭亡也未止息。
杜牧骈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笔势纵横，气势雄劲，词采也清丽雅洁。这方面，他的《阿房宫赋》是最有代表性的。李商隐之骈文熔“四杰”与陆贽骈文于一炉，丽辞云簇，藻采纷呈，但叙事仍能疏宕有致，说理仍能精辟无累，抒情更感人至深，如《重祭外舅司徒公文》:“……呜呼哀哉!千里归送，东门故第;数尺素帛，一炉香烟。耿宾从之云归，俨盘延而不御。小君多恙，诸孤善丧。升 堂辄啼，下马先哭;含怀旧极，抚事新伤。植玉求妇，已轻于旧日;泣珠报惠，宁尽于兹辰。况邢氏吾姨，萧门仲妹;爱深犹女，思切仁兄。抚嫠纬以增摧，阖孀闺而永恸。草土梗，旁助酸辛;高鸟深鱼，遥深怨咽。呜呼!精神何往，形气安归?敬才有所未伸，勋庸有所未极;则其强气，宜有异闻。玉骨化于钟山，秋柏实于裘氏。惊愚骇俗，伫有闻焉。呜呼!姜氏怀安之规，既闻之矣;毕万名数之庆，可称也哉!筐有遗经，匣藏传剑;积兹余庆，必有扬名。愚方遁迹丘园，游心坟素;前耕后饷，并食易衣。不忮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炫，病或未能。虽吕范以久贫，幸冶长之无罪。昔公爱女，今愚病妻;内动肝肺，外挥血泪。得仲尼三尺之喙，论意无穷;尽文通五色之毫，书情莫既。呜呼哀哉!公其鉴之。”此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既有文采，又畅达无累，可以说是华实相扶，文情并茂，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佳作，代表李商隐骈文的独特成就。可以说，李商隐上承徐庾骈文之长，又与唐贤接轨，是骈文发展史上的又一位集大成者。但李商隐之后温庭筠、段成式等人则又以采丽竞繁相尚、绮靡浮艳为能，如温庭筠的《锦鞋赋》:“阑里花春，云边月新。耀粲织女之束足，婉嫦娥之结磷。碧缱缃钩，鸾尾凤头;鞍称雅舞，履号远游。若乃金莲东昏之潘妃，宝临川之江姬。匍匐非寿陵之步，妖蛊实 苎 萝之施。罗袜红蕖之艳，丰跗皓锦之奇。凌波微步瞥陈王，既蹀躞而容与;花尘香迹逢石氏，倏窃窕而呈姿。擎箱回津，惊萧郎之始见;李文明练，恨汉后之未持。重为系白，瑶池仙子董双成，夜明帘额悬曲琼。将上云而垂手，顾转盼而遗情。愿绸缪于芳趾，附周旋于绮楹。莫悲更衣床前弃，侧听东唏佩玉声。”文章精雕细刻，镂金错采，过重形式，不顾内容;颜色过于浓艳，词藻过于繁缛。到处是金、玉、绮绣、鸳鸯、风月、花草一类字眼，难怪段成式说他“敏给芳词，吐水千瓶”（《与温飞卿书八首》）。读之，使人感觉到虚浮庸俗，是一种病态的美。其香软丽密、庸俗低下的文风实在是六朝淫丽颓靡之风的变种。由温庭筠开始，唐代骈文完全堕入浮靡绮艳的病态美，一直到唐亡也没有改变这种低下卑弱之风。
晚唐之后直至五代，虽世道沧桑，纷乱不堪，但唯美主义的骈俪文风却相沿不绝。司空图、顾云、韩、韦庄、欧阳炯便是此种文风的承传之人。司空图的《擢英集述》、顾云的《题致仕武宾客嵩山旧隐诗序》、韩的《香奁集自序》、韦庄的《又玄集序》、欧阳炯的《花间集序》等骈文都风流旖旎、香软丽密，纯以形式华美见胜。此处仅举欧阳炯《花间集序》中的一段文字为例:“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风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文章镂金雕玉，滴粉搓酥，藻彩纷呈，绮艳非凡。特别是第一段文字，艳彩华词简直使人目不暇接。虽然作者本人也声称“南朝宫体”、“北里倡风”是“秀而不实”，而此文本身却纯以词采见胜，文掩其质，过于华丽。于此可知当时骈体之绮艳程度。更有甚者，则专事描写男女色情，淫逸纵乐，文风更为轻艳低下，牛希济在《文章论》中说得明白:“今国朝文士之作，有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区别也，制作不同，师模各异。然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见矣。”这虽然不是专指骈文而言，但骈文确实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一直到北宋初期，此种文风也没有多大改变。
从晚唐李商隐以“四六”称其骈文之后，宋人相沿不改，“四六”成为骈体文的通称。宋代作家在唐人的基础上，对骈体文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改造，使其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特异风貌。不过，这种变化不是突发性的，是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的。
从宋太祖开国到庆历初年，将近百年，作者如林，但骈文皆守唐人规范，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以杨亿、刘筠、钱惟寅为代表的西派文人以李商隐为宗，但多是得其皮毛，主要是以声色相夸，以隶事相尚，浮华柔弱，荡而不返。刘在《中山诗话》中说:“……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商隐，号西体，后进效之，多窃义山语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 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至此。闻者欢笔。”他们的骈文也是如此。《宋史·文艺传序》中就说:“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赵彦卫《云麓漫抄》中说得更为清楚:“本朝之文，循五代之旧，多骈俪之词，杨文公始为西之体”。他们骈文的突出特征是险僻晦涩，又浮华绮艳。更有甚者是窃取李商隐的名句，生吞活剥，在当时造成极坏的影响，其中杨亿便是代表。杨亿为诗学习李商隐，只得其皮毛，以词藻华丽为能。其骈文也是如此，讲究辞采，充塞典故，华而不实。《五朝名臣言行录》一书引《吕氏家塾记》说:“杨文公凡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侄、诸生，检讨出处，每段用小片纸录入。文既成，则缀粘所录而蓄之，时人谓之衲被焉。”这比李商隐“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的作法更进了一步，因而便十分低下了。因此石介作《怪说》来批评他:“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无怪，今天下反谓之怪而怪之，呜呼!”石介的批评是比较恰当的。《萤雪丛说》一书记载:“前辈尝说北朝致祭皇后文，杨大年捧读，空纸无一字，随自撰曰‘惟灵巫山一朵云，阆苑一团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轮月。岂期云散雪消，花残月缺。”虽然这仅仅是一小段文字，但确实是“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尽管流美轻艳，不过实在是华而不实。至于一味使事用典，极力模仿，刻意雕琢更是俯拾皆是，如《西酬唱集序》就这么一篇序文，连续用了《诗经》、《周易》、《礼记》、《论语》、《孟子》、《庄子》等书中十多个典故，实在是“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不从现实感受、不从内心体验出发，只是为了唱和应酬，一味模仿前人，尽做文字游戏，以此打发、消遣无聊的时日。不过，因为这种文风适合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胃口，所以居然“耸动天下”（欧阳修语），致使当时的骈体文风浮靡庸俗，长期卑弱不振。中间虽有穆修、石介等人起而矫之，但终不能改变局面。另外此时范仲淹又承继韩柳骈文的笔法，慷慨纵横，雄深雅健，有独特的成就，可惜势单力孤，也难以改变当时文坛上的风习。其后“二宋”（宋庠、宋祁）的庙堂之作追踪“燕许”，典雅瑰丽，不过还缺乏独创，也不能扭转当时的卑弱纤丽之风。
庆历以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先后崛起于文坛，力革西积弊。嘉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文章务求平淡典要，切于时用，凡采丽竞繁与追求怪僻之士皆黜落不取。场屋之习，从此渐变，文学风气，日趋淳美。此后王安石、苏轼等人先后相继，又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高潮，这样，宋代骈文终于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在诸多作家中，当时最能体现宋代骈文特征的是欧、王、苏三家骈文。此后一直到宋末，骈文一体，虽俊才云蒸，但大都不出这三家范围。欧阳修以古文的笔法来作骈文，如同画家从金碧山水解放到水墨山水，去华从实，造语平淡;雅正淳美，清空流转。上承陆宣公，下启苏东坡，是宋代四六散化的开山祖师。具体说来，欧阳修始创的这种新体骈文大致有这样三个特点:一、尽量不用陈言、典故，纯以自己的语言叙事论理，靠“白战”取胜;二、以文体为对，双行文句虽是骈俪，但大都自然成对，毫不拘泥，不求偶对之精工深警;三、不用浮靡轻艳之词，只用平淡浅易的文字析事论理，倾吐心曲。文风自然朴素，明白晓畅。如其《颍州谢上表》:“……伏念臣材能浅薄，性识昏蒙。偶自弱龄，粗知学古。谓忠义可以事国，名节可以荣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进未有纤毫之益，已不容于冤仇;退未知补报之方，遽先罹于衰病。神与明而并耗，风乘气以交攻;睛瞳虽存，白墨才辨。盖积忧而致损，信处世之多危。伏蒙陛下造化陶钧，高明覆载;闵其孤拙，未即弃捐。付以善邦，便从私便。所冀疗治有验，瞻视复完。则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赐;便身不废，犹后效之可图”。委曲纡徐，不尚辞藻，不用典故，语言浅易明白。风格自然质朴，绝不造作雕饰。朱熹说过:“欧阳好处只是平易论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寻常底字。”又说:“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朱子语类》）这一评论确实切合欧阳修骈文的实际。
王安石骈文同他的其他文章一样，导源于韩愈之文。所以吴北江说过:“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韩轨，其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均臻阃 奥，独其规摹稍狭，故不及韩之纵横排荡，变化喷薄，不可端倪。然戛戛独造，亦可谓不离其宗者矣。” ④ 同欧阳修骈文相比，王荆公骈文缺乏闲雅从容之态，词语迫切，间不容发。但其雄风爽气，一泄千里之势则又过之，因此，不失为宋代骈文的大家。如《周礼义序》:“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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