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六朝之末到南宋之末，骈文发生了明显的蜕变。这种蜕变表现在内容方面，主要是由非功利化到功利化的变迁;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主要是骈散的分合与消长。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从总体上说，基本上是功利主义思想与非功利的、重视文学自身特性的思想不断交替的过程。骈文的兴盛与流变也自然是这样一个过程。骈文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非功利的、重文学自身特性的文学自觉思潮驱动的结果，而骈文在六朝达到鼎盛状态，也正是文学独立自觉、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黄金时代的产物。从创作主体来说，六朝文学，主要是士族的文学，他们大都官居清要，又多为文学侍从之臣，“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罕参议焉”（《陈书·后主纪》史臣论）。长期的养尊处优、重文轻武使他们“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篇》），不堪剧务。无需什么政绩，只要凭借门资，便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史臣论）。但他们又有得天独厚的家世文化传统，远比寒门庶族容易在文学上脱颖而出，所以许多人幼年便崭露头角。可是因为生活空虚，尤其是缺乏现实实际生活的积累和体验，他们的创作便只能在艺术形式美上下功夫。而骈文是侧重展示文学形式技巧之美的文学样式，比其他文学样式更适于表现士族贵族的文化修养和典雅风度，因而六朝骈文鼎盛的确事出有因。然而也恰恰因为缺乏现实生活内容，过重形式技巧，最终导致六朝骈文出现华而不实的积弊，于是引起人们的反对，带动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兴起，由此骈文自六朝之末便不断演化， 在唐宋两代逐渐蜕变成一种新型体制。
西魏宇文泰是很早便从功利的思想出发反对齐梁华而不实的文风之人，他有感于当时“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周书·苏绰传》），“乃命苏绰为大诰”，“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柳虬传》）。但《尚书》文体太古奥了，不合实际需要，不久便失败了。隋朝开皇四年（584），文帝杨坚鉴于文风浮华，不利于新兴王朝的统治，下诏，要求公私文翰，一概实录。李谔迎合上意，写下《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批判当时之文“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并要求对文风华艳者绳之以法:“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不久果真把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马幼之交付所司治罪。这种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的措施有些过激，当时也见些成效。不过隋代国祚太短，骈文创作成就不大。终隋之世，骈文可观者主要是李谔、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等几个人。李谔虽然认识到齐梁浮华文风之害，并上书“请革文华”，可那篇上书本身还是用骈文写的，也是他的骈体文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如“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等句骈词俪语，精工整齐，只是内容不再是齐梁“月露风云”之状。李谔之外，卢思道的骈文比较可观，并且已经透露出浑朴无华、不太雕琢的信息。如其《劳生论》中“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观人事之陨获，睹时路之颤危。玄冬修夜，静言长想，可以累叹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驹流电，不可为辞”等句，虽多偶俪，但并不华靡，也不显得过于雕饰，显露出骈文由华靡而转向质朴的趋势。不过有隋一代，这样的作品太少了，所以文体文风的变革只是稍微起步。
唐代初期，太宗君臣着重从功利思想、特别是从政教的得失出发批判齐梁君臣“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陈书·后主本纪后论》），“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龄之德，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但太宗及其重臣骈文创作成就不高，影响不大。高宗、武后时期，王、杨、卢、骆这“四杰”崛起文坛，大倡文风改革，又有突出的创作实绩，骈体文风才开始实质性的转变。“四杰”不满于当时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 ① 的风习，强调为文要有“骨气”，提倡“刚健”之风，崇尚“气凌云汉，字挟风霜” ② 的风骨。在他们手里骈文开始出现刚健清新之风。如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一文便不同于六朝的阴柔之美，而多阳刚之气:“……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究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骆宾王的《为徐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也是风骨刚健之作。如本文后面的文字极有气势:“……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是地道的唐音，显示出骈文的新风貌。“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崇尚“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作品，“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虽然他的创作成就以诗为高，骈文不大突出，但毕竟显露出朴实畅达之风。如:“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用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谏用刑书》）。这些文字明白晓畅，气体朴厚，犹存西汉风 格。继“四杰”、陈子昂之后，盛唐“燕许”二公在骈体改革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他们的馆阁之作，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改华从实，斫雕为朴，气味深厚，笔力沉雄，师法汉人，开骈散结合之端。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得好:“燕公笔力深雄，直追东汉。”谢无量在《骈文指南》中称他们二人之文“特为典质”，“卓尔不群，唐骈文之盛轨也”。如张说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骈散结合，昌明博大，从容典雅:“……才难，不其然乎!然则飞黄虚骋，百辔遗路;鹪鹏天运，万翼无阶。文士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亦云才力之绝众故尔。”高步瀛便说张说此类文章“雅絮渊懿，中郎遗则”（《唐宋文举要》），看出他师法东汉文章的奥秘。苏之作也注意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如《太清观钟铭》:“大矣哉，钟之为用!轩辕氏和音乐之，夏后氏陈义听之，此皇王所宝也;太微君上真抚之，紫虚君元方抚之，此仙圣所珍也。国家诞发玄系，丕承景业;与时偕行，惟道则佑……”以散行之气，运骈偶之词，有迭宕起伏之气，舒卷自然之态。盛唐时期虽然其他骈文家也在骈体创作上有所探求，如张九龄、常衮、杨炎等等，但成效显著，对后世影响深远者还是“燕许”二公。
进人中唐以后，为收拾“安史之乱”留下的残局，李唐君臣提出改革朝政，整顿朝纲，促进中兴的各项主张和要求。在这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下，文坛上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潮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其标志一是延续百年的文体文风改革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二是诗歌领域也发生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骈文不仅让位于古文，退居次要地位，而且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原来侧重表现形式技巧之美的美文，转变为侧重于功利目的经世致用之文。当时，这一转变主要是由陆贽完成的。
陆贽改造骈文，完成形式美文到经世之文的转变，所使用的方法是上承“燕许”以散入骈的传统，同时不仅加大了力度，而且运用自如，炉火纯青。一是运单成复，不失整齐之态，如“器用所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坦然布怀，与众同欲;是后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先给军赏;环异纤丽，一无上供”（《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二是杂用单行，承转文气，如:“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响应声，若影从表。表枉则影曲，声淫则响邪。怀鄙诈而求颜色之不形，颜色形而求观者之不辨;观者辨而求众庶之不惑，众庶感而求叛乱之不生;自古至今，未之得也”（《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开合卷舒，流利通畅。三是力求朗畅，少用典故，如其《论裴延龄奸蠹书》六千余言，但却极少用典，由此便使人明白易晓，很少晦涩之处。其他文章也大都如此，所以苏轼说陆文“开卷了然”（《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刘大槐说陆文“条达明白” ③ 。四是加长骈句和加长篇幅。如《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五千余言，《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七千余言，《论裴延龄奸蠹书》六千余言，这是篇幅的加长。而骈对长句在陆文中十分常见，如“以陛下英明鉴照，物无遁情，固非延龄所能蔽亏而莫之辨也。或者，圣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谓之孤贞，可托腹心;以其好进谗谀而谓之尽诚，可寄耳目;以其纵暴无谓而谓之强直，可肃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谓之智能，可富财用。将欲排众议而收其独行，假殊宠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诚有意乎在兹，臣窃以为过矣”。用长联对偶行文，从容不迫。所以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评价说:“宣公议论缅缅，易短为长，改华从实，质文互用，工为驰聚。”陆贽创作的这种新型骈体在功用上是“剖析事理，精当不移”（曾国藩《鸣原堂论文》）。刘熙载把它概括为四个字:“正实切事”（《艺概·文概》）。在风格上是“指事如口讲手画，说理则缕析条分”（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世致用，在中国骈文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上继“燕许”融散入骈的传统，下开“欧苏”四六散化的先河。
中唐除陆贽以外，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既是古文家，也是骈文家。其中韩愈虽是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但并没有彻底抛弃骈文家，对他来说“非尽百家之美;不能尽一家之奇”（清刘开《与阮芸台官保论文书》），“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美”（刘熙载《艺概·文概》）。他不但在写作古文时吸收骈体笔法，如其《送李愿归盘谷序》;而且也写过地道的骈体，如“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进学解》），纯以骈偶行文，“以 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为驰骋出入，滔滔，—往清婉”（孙梅《四六丛话》），成就也很可观。其他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骈文也有一定成就，不过总体上都是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显露出骈文散化的时代特征。
如果从总体上对中唐骈文的蜕变进行梳理、归纳，情况大体分以下几点:
第一、大历贞元时期，是庙堂台阁类骈体文蜕变的最重要时期，主要表现在陆贽对这类骈文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造。经过陆贽的这一改革，庙堂台阁类骈文由原来呆板滞涩华而不实、徒具形式不切实用的病态美文脱胎成单复杂揉，骈散并用，明白洞达，反复曲畅的经世有用之文。此后其他人的这类骈体文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总体上不出这个骈散结合的范围。
第二、德宗贞元后期至文宗太和年间，是叙事、抒情类骈体文蜕变的重要时期。经过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努力，特别是韩柳二人的努力变革，这一类骈文由原来嘲风雪，弄花草，以辞采为主，以偶俪为用，以用典相尚的浮靡堆垛之文蜕变为以意为主，以气为用，以情为根，文质彬彬，又自然轻快的健康之文。
当然，骈文这一系列的改革蜕变不是整齐划一的。各个阶段，各个作家，由于各自不同的因素，其骈文创作也各自有所不同，有些人本来是中唐作家，但其骈文却主要是盛唐格调，甚至有些人的骈文还不出陈隋至初唐的藩蓠，但这些毕竟是大江东去中的点点浪花而已。总的看来，骈文至中唐，传统的皮毛已经脱落殆尽，面目已经今非昔比了。因此，不能不说中唐时期是骈体文脱胎换骨的重要变革时期。而到了这个时候，骈文也失去了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渐渐地开始衰落了。不过在奏议、制诰、表状、书启之类应用文字中，由于骈四俪六便于宣读，又便于表现士大夫的雍容典雅之风，所以骈体文仍有一定市场。另外在叙事、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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