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代之衰，文如此，诗亦如此。……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争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这段话可以考察唐一代诗史，甚至唐宋两代诗史发展的线索，后来许多研究“贞（元）长（庆）风概”的人也正是把韩愈的文学活动作为贞元历元和至长庆文学风概的起迄点，认作是盛唐之后又一新的文学盛世的核心人物。后世谈“三元”，谈“三关”，元和是关键，韩愈是关键中的核心人物。这里需指出的是：正是到贞元元和年间，杜甫诗名才如日中天，元稹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用最顶级的词语赞颂杜甫的诗歌时，韩愈染出的宋调已声色大开。实际上诗至元和，可以说“唐诗已被写尽”。韩愈正是恐惧于唐诗写尽了之后无路可走，才竭尽心力，使出解数，大胆掘出宋诗之先河的。等他把宋诗的形态风色描画出来之后，宋人（如黄山谷及其江西诗派）又把韩愈的这份历史功绩分出大半来供奉给了杜甫，后来不少人还说韩的《南山》是学了杜的《北征》，甚至（如苏辙）说：“杜诗之雄可以兼韩诗之豪”。倒是苏轼最有眼光，他直言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王直方诗话》）。杜甫虽被大多数宋人奉为诗坛宗祖，但韩愈则是宋诗浩浩荡荡创作队伍领路示范的实际教头。叶燮论诗宗宋，也往往看出宋诗的大关节，他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转为鼻祖”（《原诗》）。——言论与苏轼如出一辙。也有抬的更高的：“不似唐却高于唐”，“高出老杜之上”（《冷斋夜话》）。不过后世大多数赞美韩愈的人还是把他放在李杜的地位之后，如吴乔说：“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韩退之一人”（《围炉诗话》）。在元和诗坛的两派中，他的一派（特别是传<缶本>到李贺后）声势远远超过了元白，以至于元白一派的干将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老实承认他“三十余年，名声塞天”的宗师地位，仰视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的权威姿态。
不过历来对韩诗的批评性评价似乎占了上风，对他《南山》、《岳阳楼别窦司直》等诗的奇崛险僻、雄放排的风格的称赞往往也多有保留。“险语破鬼胆”，只承认这一实际的美学风貌，并不因此认之为“正道”（黄子云就批评他“不由正道”）。宋陈师道、明王世贞都认为他“不懂诗”、“不知诗”。清王夫之是个十足拥护唐诗的人，但他唯独要批评韩愈的诗：“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姜斋诗话》）。他认为韩诗的险韵、奇字、古句、方言铺张宏丽，只是矜其“巧”，这种“巧”使得韩诗的语气、语言、
语意都丢失了诗的本质，是一种违背诗而迎合文的创作方法（如同沈括的看法：韩诗是一种“押韵之文”，“格不近诗”）。这里说明了韩愈正是以文为诗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宋诗包括他的弊病：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始作俑者。宋诗，特别是王安石、黄庭坚、苏轼诗的这类毛病都从胎记上看得到韩愈的遗传。
如果说韩愈是元和、是中唐的关键人物，那么笔者认为往前王维为盛唐的关键人物，往后李商隐为晚唐的关键人物。——他们在唐诗史中各自充当着时代赋予的重要角色。
先说王维。王维几乎是唐诗人中话题最多的一个，他的诗中的禅与佛、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田园山水、他的边塞从军、他的诗风与流派、他的年谱生平、他的宦海沉浮包括接受伪职与甄别平反、他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偷没偷李嘉佑？甚至辋川别业的地理位置考辨，都几乎成为了学者争议不休的话题。这里谈王维，主要谈两点。一，他在唐诗中的地位以及他所谓盛唐正音的表现。历来称盛唐诗大抵标举李白、杜甫与王维，似乎也正合了道、佛、儒三教并立的文化格局，所谓诗仙、诗佛、诗圣。当然李杜名满天下，双峰并峙，除了在唐诗史分期上分分合合，就地位而言，可谈的余地不多。而王维这位被称为“诗天子”的盛唐人物则实在是诗史上的关键。就盛唐当时来说，王维在诗坛的地位与影响均在李杜之上，唐代宗就称王维：“天宝中，诗名冠代”，又尊之为“天下文宗”（《批答王缙进王右丞集表手敕》）。《河岳英灵集》等盛唐诗集的选家的眼中，王维还有王昌龄、储光羲更有资格充当开元、天宝间的宗师人物。他们代表的“盛唐正音”不但牢笼了同时前后大批同调的诗人，还直接影响到后来刘长卿、韦应物以及大历十才子的审美趣味和创作格调，成为了更后面的宋人潜意识中盛唐正音的正宗代表。南宋严羽在理论上、口号上提倡学李杜，但在审美旨趣的阐释和艺术风格的论证上却不自觉地将王维、孟浩然当做“盛唐”的理想楷模，他自己的学盛唐的实践，更暴露了他心目中的“盛唐”即是“王、孟”。
大部分学者谈到王维的诗时多以“清秀淡雅”一语概括，其艺术风格“澄淡精微”（司空图）、“淳古淡泊”（欧阳修）、“清深闲淡”（魏庆之），均凸出一个“淡”字。美学机制则归结于“虚静”，甚至一个“静”字。其实王维的诗早年与中年与晚年是有许多大变化的，审美特色上也几经变迁，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鸟鸣涧》、《竹里馆》、《鹿柴》、《辛夷坞》，亦要看到他的《少年行》、《燕支行》、《观猎》；不仅看他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亦要看他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不仅看他的“淡”与“静”，还要看他的“豪”与“阔”。我们听他《不遇咏》中吐出的一口长虹：“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真有陶令“刑天舞干戚”的意气。——其实王维的诗名，他的“盛唐正音”或许正是由早中晚的艺术风格共同造就的，400 余首诗合成并代表了他的这个“盛唐正音”。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的著名两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皇天高耸，远来万国，真可谓一派华贵纯正的盛唐气象。尽管那个乾元元年“大明宫早朝”时，“盛唐”已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而企盼中的“中兴”毕竟刚起步。我们再看贾至（舍人）的“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看杜甫的“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看岑参的“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杖拥千官。”——“弱柳”、“燕雀”毕竟不是“盛唐”的象征，唯岑参的两句有同样阔大的气概，但“仙杖”又不免迹近云外仙事，不似人间的大唐政治。王维诗的最后二句：“朝罢须裁五色诏，声归向凤池头”，意念潇洒但声调沉厚，弥漫出典雅尊严、雄浑深郁的盛唐气格。
二，关于王维人格的评价，历来争议不少。五六十年代，他的与世隔绝的隐逸生活、闲情逸致的地主情趣和怀禄恋栈、毁节偷生的政治污点以及《新唐书》本传说他的“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的阔绰而腐朽的社交一直受到严厉的批评。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更直捷地说他：“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王维、王缙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作官能手。”此话虽偏激，但亦大抵触到痛处。长安陷贼时，他能安心接受伪职（当然是极不愿意的），杜甫却能从贼地长安“脱身得西走”，直奔灵武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储光羲与他一起受伪职，没有得到代宗的宽恕，后景可怜。李华在征召起复时，拒不受职，“自伤隳节，力农，征召不起”，知一个“耻”字。王维虽也自责：“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贪冒官荣，荏苒岁月，不知止足，尚忝簪裾”（《责躬荐弟表》），但却仍安心征召，并且官越做越大。“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固然也算是一种人生表态，“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送韦大夫东京留守》），也可以认作是庙堂知恩的应酬。《集异记》、《明皇杂录》之类的书都忙着记载的王维无疑是一个时代的宠儿，颇有知识分子领袖的身份，他所持身的竟是“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求仁求义只是看作笑谈。他在大节上的动静出处恐怕不能过于“宜粗不宜细”吧。
晚唐，我这里只拟谈谈李商隐。李商隐不仅是晚唐最值得重视的一位诗人，也是唐诗形式发展更新的一个新典范。他的七律七绝的艺术功力几乎可以说做到了唐诗的顶峰，所谓“唐人无出其右者”。（注：清人对李商隐诗特别是七律七绝评价甚高。叶矫然称“李商隐为晚唐第一人”（《龙性堂诗话初集》）；田雯《古欢堂杂著》卷二称，李商隐七律七绝“唐人无出其右者”，“为唐人之冠”；叶燮《原诗》称：“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当然倘有人抬出杜甫来，主流的批评界也会折衷或让道，如薛雪说：“前有少陵，后有玉溪，更无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唯此二公而已”（《一瓢诗话》）。宋人如王安石也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宽夫诗话》）。前面说过，中唐的人其实都已感觉到诗歌在语言、音节、句调、意象上已接近纯熟的境地，艺术的开拓似已到了尽头，李商隐正是在李杜韩的强烈压迫下，试着开出一条审美形式的险径的——韩愈是他的榜样，也是他努力超越的最后一个前辈权威。他的手段简单一句话就是在七律七绝中创造一种语意朦胧的、唯美的意象结构，在形式与内容上双双造成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应。正是凭了这一点，在唐诗史上耸起最后一块巨碑。李商隐研究是唐诗学中的一门显学，队伍阔大，名家如云，成果丰饶。笔者门外听“锦瑟”，卑之无甚高见，只是简略地提几条：一，李商隐的评价问题；二，李商隐的政治、咏史诗；三，李商隐的无题诗。
称美李商隐诗的人固然很多，但贬斥的人似乎也不少。从唐末李涪诋李为“帷房淫秽”之无行文人，谓其“无一语经国，无纤意奖”，到清代黄子云《野鸿诗的》斥之为“三百篇罪人”。这些批评大抵直指其香奁绮靡、男女艳情的诗面，所谓“乖大体”、“伤名教”。明人王世贞《全唐诗说》直斥为“义山浪子，薄有才藻”，鄙夷之意，溢于言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拒不收李之“无题”诗，大抵也意在排斥他的“艳情”。明末与清末诗坛均出现过一阵学李商隐体的小小浪潮，他的评价也时起时落，贬褒不一。最近的50年唐诗研究界也呈现过褒贬交替的有趣现象，五六十年代出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格局与批评标准，对李的评价相对偏低，北大55级的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几乎是全盘否定了李商隐，称他为“反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诗是“对新乐府运动的一种反动”。主流学术界中一些认识到李诗好处的人也只能婉转地说：“当然李义山也不是完全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的，如果我们将他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实事求是评价他的……”如何如何（见《论李义山及其诗》，《文学遗产》1958年218期）。但到70年代前期， 李商隐因为他的诗透露出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而大受抬举，被称为“进步诗人”，称他的作品是一种“诗歌化了的法家政治”，又说他的无题诗“揭露了复辟派”。（注：见童新《李商隐的无题诗和晚唐的儒法斗争》等文章，刊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1期、《吉林师大学报》1976年2期等刊物。）梁效的《论李商隐的〈无题〉诗》（1975年2期《历史研究》）还大谈牛李二党之争（即儒法二家斗争）中李的“孤愤”情绪。新时期以来政治上研究李商隐仍不乏其人，且大多结合他的大量政治讽喻味十足的咏史诗来谈，形成一个热点。
我们知道，李商隐有许多不加掩饰的政治诗：《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等，都闪现出犀利的政治锋芒，他的《陈后宫》、《吴宫》、《南朝》、《过景陵》等，诗面蕴藉即充满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哭虔州杨侍郎虞卿》亦为特定的身世感慨而发。《哭刘＠(12)》、《哭刘司户》、《人欲》、《汉南书事》等几首，特别是《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更是明目张胆地批评时政，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他的咏史诗多有浓重的政治讽喻意味，如《贾生》、《咏史》、《汉宫》、《茂陵》、《隋宫》、《北齐二首》、《龙池》、《华清宫》、《富平少侯》、《齐宫词》、《马嵬》等一批著名的诗篇，以古鉴今，感慨时世，都跳动着诗人一颗评判政治的炙热的心。他的有一些诗即使不落在政治历史的题旨里，诗面显现出来的风格气象依然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政治历史气息。故大政治家王安石最赏爱李商隐的胸襟气概，称美他诸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等诗句里洋溢出的生命感慨与政治理想。为李义山诗注作序时朱鹤龄也称道他忧时忧国，寄托遥深，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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