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名，似乎就可以听到一个时代诗人的对话中潜伏的激情与心灵周旋的韵律。诗人赞称诗友，评判诗句，议对诗艺，检索诗心，抉发诗眼，一切都可以用诗来表达，来抒写，来宣传，来授受。他们用诗来讨论诗学，用诗来结撰学术。一切都诗化了——社会生活、宇宙人心，这个时代的文化学术的主要形式就是诗，这个时代的主人就是诗人。这个时代产生了大量纯粹的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没有学问家，也几乎没有学者。韩愈、柳宗元诗文两栖（也谈哲学），本色上只是文学家，绝不是哲学家，他们的文章（固然有讨论学术或哲学的）都是美文，都是文学冲动的产物，处处显示出文学的技术和审美的感受，他们的哲学思考也是充分诗化的。唐代没有出现宋代的那一批大学者型诗人（或者说诗人兼大学者），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这是唐宋两代诗人的一个重要不同之点，也是唐宋两代文化学术最尖锐触目也最意义深远的差异。讨论唐宋诗史、文学史、学术史不能不注意到这个巨大的历史性差异及其内蕴无比丰厚的文化意义。——唐一代远不是一个理论总结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思考学术的时代——心静不下来。它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开拓、又不断深化这个创造不断推进这个开拓的时代，唐一代的人善诗而不言诗，又用诗来表达一切，以诗来涵盖一切。——诗几乎是唐一代思想文化的唯一形式，也几乎是唐一代学术文明的唯一内容。
三 唐诗史与唐诗史人物
一部唐诗史，290年的诗，演变曲折当然不是一种面貌。 自宋祁“三变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以来，经严羽五体说到杨士弘、高秉四期说说定，约成共识。所谓四期：即初、盛、中、晚。高秉的《唐诗品汇·总叙》中那一段“详而分之”著名的话，把“略而言之”的初、盛、中、晚四期缕述甚细，令人心服。尽管钱谦益大骂其“承讹踵谬，三百年于此矣”（钱氏《赠王贻上》还说“初盛别中晚，画地坐狴牢”），300年后到明末，600年后到今天学界似乎大都遵循，所谓约成共识。“五四”后西学东渐，风气流通，唐诗分期自然亦有许多异见发明，但大多是修正性意见，如谭丕模以“现实主义”为枢纽的三期说：初唐到天宝，向现实主义转化；天宝至长庆，现实主义继续发展，杜甫、白居易到达高峰；晚唐至五代，现实主义余波，杂夹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洪流（《中国文学史纲》）；如苏雪林的五期说，有古典、写实、浪漫、衰颓、唯美诸种文学名目（《唐诗概论》）。——视角转换，名词翻新，历史时段与面目质性两者关系则无令人信服的阐释。新时期80年代，陈伯海倡“唐诗学”研究，著《唐诗学引论》，引入新的认识体系，其“别流篇”对传统唐四期说提出批评，并把唐诗划为三期：唐初至安史之乱前（618～755）为“成长期”，即前期；安史之乱爆发至穆宗长庆间（755～824）为“转变期”，即中期：敬宗宝历以下至唐末（825～907）为“衰蜕期”，即后期。——与谭氏三期说异动不大。许总《唐诗史》分承袭期、自立期、高峰期、扭变期、繁盛期、衰微期六段，出发点与陈伯海的三期说一样，本着揭示唐诗演进的内在逻辑，按照唐诗的质的形成转化与衰变的轨迹，照应到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属性，审美与现实的两重层面云云。此外亦有五期说（析中唐为二期，与严羽的大历、元和断开一样）、八期说（初盛中晚各析为二）。——打破四期说的思路和观点不同，断分的模式还可以玩出花样，正也可以看出一时文学史分期的纲领与依据（历史的、审美的、经济的）。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唐诗的史的程序解释可以不同，但认识的对象质性却基本同一，即开元、天宝、大历、贞元、元和、长庆都是重大关节。
说到这里很自然地想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对唐诗历程的独特看法。他以八世纪中段的安史之乱为界划为两大片——前一片有儿童时期（七世纪初唐）和八世纪上半的少年时期（开元、天宝）两段；后一片则是八世纪后半至九世纪上半（755～850）所谓成人时期和白居易死后到唐亡的晚年时期两段。胡适有三段话值得重视：一、“七世纪的文学（初唐）还是儿童时期，王梵志、王绩等人直是以诗为游戏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应酬制的诗，更是下流的玩艺儿，更不足道了。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 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第二段：“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笼统地夸说‘盛唐’，却不知道开元、天宝的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大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第三段：“八世纪下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上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点就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文学不仅是应试与应制的玩艺儿了，也不仅是仿作乐府歌调供教坊乐工歌妓的歌唱或贵人公主的娱乐了，也不仅是勉强作壮语或勉强说大话，想象从军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纪下半以后，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这三段话里我们注意到胡适对一部唐诗史的观照角度与断制依据，他首先是从思想史上认识到那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与人生态度的变化，必定带来对文学对诗歌的认识的深化，从而引起创作态度、创作思路与创作方法的变异——走向现实主义。其次，这三段论述的一个核心的基点就是八世纪下半之后的，由杜甫到白居易所集中闪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创作光辉（思想内容、认识态度和写作方法）。用写实的手笔、平实的风格，表现实在的人生，社会实在的问题，百姓真实的痛苦，所谓“痛定思痛”、“呼号愁苦”，表现出了“成人”的社会思考与审美判断——认识上有一个飞跃。第三，这个手段又正是白话诗形式——从白话的乐府歌词声调字眼吸取自然营养，到利用改造之后的自主自由创造——新乐府。（注：胡适《白话文学史》开讲唐代文学，第十一章即题标“唐初的白话诗”。开门见山称：“向来讲初唐（约620～700）文学的人只晓得十八学士、上官体、初唐四杰等等（看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6，页1～36）。我近年研究这时代的文学作品，深信这个时期是一个白话诗的时期。故现在讲唐朝的文学，开篇就讲唐初的白话诗人。”胡适认为，唐初的白话诗以王梵志最为重要，其次是寒山拾得和王绩。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考证介绍了王梵志的生平史迹以及他自己对王梵志诗的多方搜集。——王梵志的诗未入《全唐诗》，经胡适大力提倡，从刘复、郑振铎到孙望、童养年、张锡厚、郭在贻的勤力收集整理，王梵志的诗集初具规模。王梵志诗的发现推扬与收集整理正是“五四”以后新的文学史观的流布和现代学术意义的唐诗研究确立的直接成果，不仅从史料篇幅上补充了《全唐诗》的缺遗，而且从文学思想上完善了“全唐诗”的认识观念与学术范畴。）故胡适说：“乐府歌辞只是一种训导，一种引诱，一种解放，天宝以后的诗人从这种训练里出来，不再做这种仅仅做作的文学了。他们要创作文学了，要创作‘新乐府’了，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胡适心目中的“盛唐”的诗便是这种精神流荡贯穿的真正的诗，心中的愁苦呼号、人生的如实抒写、社会政治的严厉抨击，所谓“弹劾时政的史诗”，这是一杆现实主义鲜亮的旗帜。这杆旗帜的旗手显然就是杜甫，杜甫无疑是开时代风气者，元结、顾况为杜之同道，这个风气大开之后，白居易、元稹、张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相继发扬光大，把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上半的诗歌推向到一个“光华灿烂”的新时期。这个纲目思想内容的抉发可能启迪了谭丕模的“现实主义”为枢纽的唐三期分法，而其形式风格的诠释也正是闻一多、陆侃如、冯沅君在唐诗史划分上步其后尘的理论依据。
在这个“光华灿烂”的100年里，最令人企慕、激奋， 留下话题最多的又是贞元至元和这一段的三四十年。元和时的翰林学士，被人称作为“一代文宗”的令狐楚曾编纂过一部唐人诗选《御览诗》，又名《元和御览》或《新唐诗》，从元和年间看出来的“新唐诗”，本身就意味印证了白居易那句著名的论断：“诗到元好体变新”。毛晋跋云：“唐至元和间，风会几更。”他标榜此书的起因是“宪宗皇帝”命采“新诗”备览——诗至元和已处处显出一个“新”字了。又是一个新时期，诗坛出现了新气象，诗运到了一个新关键。清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说：“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又说“后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新”，也突出关键的一个“新”字。陈衍说过：“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干也。”（《石遗室诗话》卷一第四条）——开元之后乃有“唐”诗，元和之后诗染宋调，实开两宋诗先河也。——元和年间，白居易的浅俗、元稹的轻靡、韩愈的奇险、孟郊的矫激、张籍的张放、刘禹锡的淫丽、贾岛的瘦涩，都是所谓“元和体”的主要成分。斑驳多样，不似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大历的秀媚，几是单色染绘。有的人将元和诗坛分两派，韩孟派与元白派；有的称三派（如闻一多），加上贾岛、姚合。——“元和诗坛”中于唐一代诗史历程最关键的人物则是韩愈，他是唐诗人中第一个染出宋调的，在诗性格调的意义上是后来一代宋诗史的开山鼻祖。
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又说：“迨唐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氏出，一人独力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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