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规定长篇小说必须多长呢?”(41)作家红柯认为，“在我的意识里，文章没有文体之分，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学术在本质上是一回事。”(42)张炜从“文贵简约、朴素出发”，认为“长篇贵短。长短又不能以字数论，而是以感觉上的极限来论”(43)； “现代小说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故事，更简洁凝练，更朴素内在，更具有抗挥发性。”
学者的讨论，集中在“内容”与“形式”，即“意图”与“表达”的关系上。他们并不将“文体”单独看待。作家格非认为，“一个作家所用的文体与形式，通常是作家与他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或象征”。他从“时代的总体特征”对作家的“文体选择”影响出发，例举乔伊斯、陀斯妥也夫斯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小说，认为“意识流”和“复调小说”与作家当时所面临的整个时代以及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内心经验充分或缺乏休戚相关。“文体”对这些优秀的小说家“与其说是一个‘叙事’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44)。作家张炜对新时期以来各种文体实验不以为然。他认为，50年来中国文学一直忙于模仿，从模仿苏俄到模仿19世纪西方经典到模仿现代派，模仿到今天，却造成了恶果，“文学好像走到了尽头”。因此，“文体问题实在到了从头检点的时候”(45)。在张炜看来，文体只是技术，真正的支撑是作家的精神世界。“文体失去了精神的支撑，只会变得苍白，失去其内在的动力和再生的可能”。评论家谢有顺反对中国作家对技术的迷恋，他以博尔赫斯为例，认为，“文体的真正意义……不是寄生在作品上的附生物，不是为了造就一种外在的装饰效果，不是对现存秩序的外在反抗，它应该是与作品的内在气质同构在一起，从作家的心中派生出来的，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的推动力是作家为了更好地到达他眼中的真实图景。”(46)强调形式与内容的融合、文体与“意图”之间的天然相溶，是这些论者的共识。
参与讨论的学者并没有忽视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在文体上的变迁，只是对文体变迁之于文学的推动，存在不同的看法。南帆认为，之所以出现“文体”的概念，来自于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各种文体的分类依据某种本原的图式”。但是，文体的发生、发展、演变，甚至“某种文体的历史辉煌”，并不能决定此文体就比别文体优长。他更愿意将“文体功能”的判断依据，定为某些“简朴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这类文体是否有助于作者对世界的把握和对内心的表达。南帆并不以“文体”新旧来判断作品高下，它严格区分文体之于个人、表达内容的具体性。汪政、晓华在长篇论文《惯例及其对惯例的偏离》中，从长篇小说文体的观念演化和作品实践出发，得出结论：文体不是一种完美的典范，而是一种具体的存在；文体有其内在稳定的东西，无论如何变迁，古老的文学样式和新近的文学样式都有可能共时存在。他们在分析中谈到，中国“长篇小说文体”离不开西方的影响。但是，一方面“与西方长篇小说艺术共呼吸”；另一方面“寻找和建立属于中国作风的长篇体制”，是中国写作者一直以来的“梦想和情结”。伴随着西方从“写实”到“主观”的演变，中国长篇小说也经历着类似的变化。但是，发展到90年代，所有的变化都不能造成完全的“断裂”，而是多种文体并呈。比如在小说从“复杂走向简单”的主流中，“繁复”的巴罗克风格依然存在，如李大卫的《集梦爱好者》、王安忆的《长恨歌》； “世俗化文体”如官场小说，和“神性狂欢化文体”如《坚硬如水》，也共同存在于这一时代。在汪政、晓华看来，文体因人因时而具体，而其核心则为“理想的长篇小说是充分自由的”(47)。
王一川对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文体进行了追源和现状描述。他认为，90年代“凡希望在长篇小说中做出新建树的小说家，无一不把文体作为突破口”。因为他们面临着一种尴尬处境：一方面，古今中外各式文体已经试验，90年代的小说家“可以接受各种文体的轮番熏陶”；另一方面，“当长篇小说文体的各种可能性都已经被以往作家几乎尝试遍以后”，“世纪末作家确立自己的身份”成了问题。为此，从作家确立自己的身份的“策略”出发，王一川将90年代以来的小说文体特征归为“正衰奇兴”，即构成“二十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正体”的“写实型文体”式微，由“80年代中期以来马原、莫言、苏童、余华等的‘先锋小说’，夹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神奇魔力”所创造出的“奇异陌生的文化”在90年代登上“主流宝座——奇体击败正体而成为主流”。王一川描述了90年代以来小说新文体的状况，他将“奇体”小说分为六类，即王蒙“季节系列”为代表的拟骚体小说、以张炜《家庭》为代表的双体小说、以刘恪《蓝色雨季》为代表的跨体小说、以阎连科《日光流年》为代表的索源体小说、以铁凝《大浴女》为代表的反思对话体小说、以莫言《檀香刑》为代表的拟说唱体小说。
如果说以上论述立足于“西方”影响下的“现代长篇文体”，那么孙郁的观点则带着古典传统的感悟。孙郁认为，在用西方小说模式来展示东方生活的“转化”中，“母语的基点”被疏忽了。小说家遗忘或者抛弃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从而使小说表层的东西(各种文体的技术实验以及“从阔大的形而上出发、穷极琐碎的生活”)大行其道，而“文字的传神功夫”、“以小见大、方寸之间看到气象……由下而上、从小到大”这些传统的精髓被丢弃了。孙郁检索了鲁迅、茅盾、沈从文、老舍、路翎、王蒙等现代中国文学传统，分析其得失后指出，“文体的奥秘，是生长在母语的世界里的”(48)。孙郁的观点其实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体”，深入到作家的精神结构中来。
总之，由“小长篇”引发的文体讨论，切中了当代小说多年来持续不衰的某种实验性变革。但在讨论中，一种突出的共识是：文体作为单纯的技术手段的看法已被扬弃，长篇小说的生长动力并不在此；相反，作家的精神结构、对世界的理解和内心的情感储备，以及作家的境界，成为小说成长的丰饶大地。正如红柯所说，“这种剽悍和野性的力量正是小说的一种精神，尤其是长篇小说”(49)。“文体之分”没有意义。
(1)王一川《“全球性”境遇中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2)程文超《“两个西方”与本土文化参照》，《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3)王宁《全球化进程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4)(5)《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6)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2001年9月25日《文艺报》。
(7)刘纳《全球化背景与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
(8)朱水涌《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9)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10)王钦峰《论处于全球化外围的文学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11)棉棉《一场“美女作家”的闹剧》，《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5期。
(12)陆彦《尘埃落定后的思索——再谈卫慧写作和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13)於可训等《70年代人看70年代作家》，《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14)(18)张屏瑾《七十年代以后：“她们”的书写情景与表达方阵》，《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
(15)林兴宽、雷霆《卫慧们的胎盘》，《作品与争鸣》2001年第1期。
(16)孟繁华等《女性文学与“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中国女性文学》2001年第1期。
(17)陆彦《尘埃落定后的思索——再谈卫慧写作和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19)敬文东《网络时代经典写作的命运》，《小说评论》2001年第3期。
(20)(21)(25)(27)王宏图《网络文学路在何方》，《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
(22)陈果安《网络文学的电子主体性、文学新样式与诗性自律》，《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3)葛红兵《网络文学；新世纪文学新生的可能性》，《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4)(26)转自桑克《互联网时代的中文诗歌》，《诗探索》2001年第1期。
(28)解玺璋《张广天的革命秀》，2001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29)孙郁《鲁迅的声音》，2001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30)宋立民《“精鄙”的“毒化”之外》，2001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31)庞闵《格瓦拉与鲁迅》，2001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32)杨瑞春《我们要狠狠作秀》，2001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33)白烨《2001年文坛热点述要(三题)》，《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
(34)林非《穿越时间隧道的光芒》，2001年9月20日《中国文化报》。
(35)陈漱渝《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3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37)《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8)《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9)《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40)转自白烨《2001年文坛热点述(三题)》，《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
(41)南帆《文体的震撼》，《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
(42)(49)红柯《有关长篇小说的一些想法》，《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43)张炜《从“辞语的冰”到“二元的皮”》，《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
(44)格非《文体与意识形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45)张炜《作家的出场方式》，《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46)谢有顺《文体的边界》，《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47)汪政、晓华《惯例及其对惯例的偏离》，《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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