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已经开展多年，2001年算是收获较丰的一年：学者们开始更加重视对于以往研究的总结与反思；把两岸的文学关联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总体考察；把后殖民理论引入对于台湾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评述中；着眼用“打通”的理念研讨光复初期两岸的“文化政治”；对通俗文学、都市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乃至于同志文学等台湾文学热点问题更加关注和重视；扎实的个案研究依旧稳步发展。但总的来看，2001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水平虽较前些年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但学界所采取的态度和研究方法有不少还局限在对旧有程式的重复上，这个领域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边缘化”的命运。
    一、综述性研究
    进入2001年以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继续发展，大概是因为这是一个世纪的终结和另一个世纪的起始，大陆学者们纷纷对“总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故而本年度出现了大量总结、陈述既往台湾文学研究历程、成果和不足的综述性论文。
    古远清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扫描》(1)从总体上阐述了自20年代以来在“五四”精神影响下产生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由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而诞生经“皇民文学”、“乡土文学”、“现代主义”以及“多元化”等至今各个时期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过程。古远清的另一篇文章《新时期的台港文学研究》(2)比较全面地回顾、概括了建国以来封祖盛、刘登翰、古继堂、古远清、朱双一、饶芃子、潘亚暾、许翼心、王剑丛、袁良骏等大陆学者对台湾、香港两地文学进行研究的历程和成果。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宏观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微观研究仍然是台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章注意到，由于台港文学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成长发展，所呈现出的风貌与大陆文学有明显差异，对大陆学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台湾、香港文学时的偏颇之处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朱水涌的《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3)对于两岸三地的文学归属及相互关系问题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文章把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放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把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拓展到当代大陆文学、当代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三个部分共同加以探讨，这就在前提中首先确定了两岸三地间文学的关系，以这样的关系为基础深入探讨几部分文学的内在联系。作者首先明确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尚未充分意识到和认识到“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整体内容，至多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背景中去考察和把握，这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难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做出整合性的结构研究。既而作者又历数了50年代以来到70年代，大陆、台湾与港澳不同的文学进程与形态，指出在此“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以下格局：大陆文学居于“全球化”边缘却居于民族文学的中心，以自足的姿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抵御“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危险，也为“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学个性的确认奠定了基础；而台、港、澳在现代文明与“全球化”格局中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过渡地带，其文学呈现出在“全球化”语境下不断变动的特点，它们在那时期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点。做出以上陈述后，作者又列举了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步伐之下三地文学所呈现出的诸多全球性的相同特征，即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都市文学的繁荣和表现领域的扩展，个人化写作倾向的加重，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形成，大众文化的繁荣……这一切都表现出三地文学已不仅仅停留在把“全球化”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的层面，而是切实融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该文作者在看待三地文学归属和相互关系上也不再停留在简单的几种文学发展及其流变过程的空洞解释，而是把“全球化”这一经济、资本概念引入文学中来，以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从较高的层次阐述了这个很久以来一直为人关注的话题。
    对台港文学研究进行总体综述的还不限于此，吴奕錡的《近20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述评——以历届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为例》(4)，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兴起以来的历史作了总体回顾，对近20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进行了富有历史感的学术总结，具体考察了这一学科从“台港文学”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确立，从初始的作家作品研究到各种题材／体裁的多向拓展，从传统、单调的研究方法到研究方法、观念的不断更新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对该领域20年来研究进程的一个总的梳理，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该领域学术研究发展整体脉络的全景，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大有裨益。
    2001年中，大陆学者除了对台湾文学及其研究进行了整体的综合性回顾外，还对个别重点作家作品研究进行了个案总结。刘俊的《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5)就是其中一例。文章总结、回顾了1979-2000年大陆学者对白先勇这位最早被介绍到大陆的台湾作家的研究状况及其历史演进。从1979年12月广州《作品》杂志发表《答读者问——关于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以来，白先勇就一直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着力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同时，大陆的白先勇研究也是较早摆脱了作品的简单介绍和鉴赏状态。作者列举了自80年代早期开始陆续发表的一些学术性论文，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已比较深入地剖析了创作特色，探讨了认识价值，解读出作品贯穿着的苦闷压抑的绝望感，归纳出技巧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对白先勇小说的基本特性进行了挖掘。到了80年代后期，白先勇研究的兴趣便转入了对其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以及对其中重点篇目的更深、更细、更具体的开挖。而进入90年代以后，白先勇研究的论文在延续、深化以往的“悲剧意识”、“《孽子》研究”、“女性形象”、“语言艺术”等论题的同时又有所拓展，开始着手白先勇与《红楼梦》的关系、白先勇小说的“女性倾向”、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象等方面的探讨。可以说，本文是对大陆白先勇研究的一个总体概况的介绍与评价，特别是文章指出了大陆21年来在白先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如：在早期研究中由于学术语境和思维惯性而产生的准意识形态色彩，研究思路雷同，研究领域狭隘等等，这对于今后白先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于个案的总结不仅包括对台湾作家研究的综述，还出现了对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学者的评介，如陈辽的《范泉：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第一人》(6)。范泉1949年1月发表在《新文学》创刊号上的《论台湾文学》，好似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的开山之作。陈文总结了范泉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和所作出的学术贡献，如提出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首次作为大陆学者对台湾新文学做了分期；在微观上对台湾具体作家和传统文学、戏剧进行了研究。同时陈文也指出了范泉《论台湾文学》对于台湾文学的影响，即引发了1947年11月一1949年3月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关于台湾文学的争论。由此可见，范泉关于台湾文学的观点是受到了台湾作家的充分重视的。本文的出现表明，对于台湾文学的研究，已经迈入了一个更加正规的阶段，学者们已经不仅局限在对于台湾文学单纯的反复考究上，而是拓展到了对于台湾文学研究之研究，这不仅为台湾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也标志着研究境界的进一步提高。
    二、思潮研究
    世纪之交的社会思潮总是十分活跃的，与之相映照，本年度也有不少关于台湾文学思想争论的文章出现。
    王宗法的《不仅仅是文学走向的抉择——谈1948年前后“桥”的文学争论》(7)就1945年光复后创办的《台湾新生报》开辟的副刊“文艺”尤其“桥”在1948年间发起的一场文学论争进行了剖析，指出这场论争虽然从表面上解决了“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从属关系问题，但与此相关的“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统属关系并没有解决，在台湾本土，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至今仍然存在。作者认为，1948年“桥”的论争用进步的、革命的文学清除了皇民文学的流毒，占领了文学阵地；以团结、统一的理想澄清了文艺思想，端正了文学方向。而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作者再次论及这次论战的意图也是鲜明的，其目的就是在台独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通过对50多年前历史事件的回顾，从批判文学台独的角度出发对政治台独进行批判。
    对于文学台独进行批判的还有樊洛平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真相岂容虚构》(8)一文。作者首先陈述了发生于1977到1978年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本质，即构成台湾“回归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乡土文学论战的本来面貌与诠释方式却被刻意扭曲，“乡土文学”的名号逐渐被“本土文学”或“台湾文学”所取代。作者分析了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台湾文学”转变的内在原因及其本质意义，指出“独派文学人士对于乡土文学的解释权的争夺，主要是把学术话题转化为政治命题，通过虚构、篡改、歪曲、造势等一系列‘话语策略’，以今律古扭曲过去的历史，用一种错误的历史解释使现在的政治立场‘合法化’，从而达到其从文学‘本土化’到政治‘本土化’的最终目标”。作者明确表态：如果说，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标志了台湾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是对反动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的一次颠覆；那么，80年代迄今的以“去中国化”为特征的“本土化”运动，无疑是从乡土文学进步思潮的倒退、反动和保守。正所谓“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虽然乡土文学论战已经离我们十分遥远了，但作者之所以在今天再次提出是有其必要性的。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背景之下，台湾的统独之争日益升温，文学台独也成了一个急待应对的问题，本文的发表理清了台湾当年进行的“乡土文学”论战的前后因果关系和发展演变流程，明确指出了台湾独派以此次论争大做文章的目的所在并予以反驳。可以说，本文是一篇有力的论战性文章。
    同样是论述台湾的乡土文学之争，李风的《“乡土”与“现代”之争的背后——“光复后的台湾文学”的趋同性及内在动因》(9)从另外一个更为新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作者不仅仅看到了“光复后的台湾文学”形成了现代派文学与乡土文学两大流派及两大流派的分庭抗礼，争论不休，同时也看到了两大流派所隐含的一种内在的具有“整合”能力的“精神”趋同性，认为恰恰是对于现实的关注、文化的策略性和交融性以及接受心理的制约，构成了两大流派的趋同性。毕竟，两种流派共处于同一个相对互补的大文化系统中，易于形成趋同性的文化心理。现代派作家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然而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想在进入台湾本土时为了更利于为民众所接受早已有意无意发生了变动以适应当地思想文化形态，而乡土文学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一些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与表现技巧，所以二者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文章还提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