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live not in myself ,

     but I become

     Portion of that around me ,and to me

     High mountains are a feeling……

     And with the sky ,the peak ,the heaving plain

     Of ocean ,or the stars ,mingle ,and net in vain.

                  ——eorge Gordon ,Lord Byron

  自然环境日益癌变，濒危物种相继匿迹，毁灭性武器无限升级，人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天天地走向死亡的道路，顿有所悟，不禁自问，这是人“道”吗﹖人文主义的必由之道﹖

    人类一步步走向绝境，作家们对此早有警觉。十九世纪的梭罗敏锐地指出：“多数人生活在静静的绝望之中。”在他看来，这种“绝望”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造成的，因此，真正“文明的人”不需要专注衣食住行的所谓“人道”，而是应该成为“更富睿智的野蛮人”“荒原”是最富二十世纪特征的意象之一。艾略特高声呐喊：“我们唯一的健康就是疾病……整个地球都是我们的医院”。这里，“死树毫无阴凉，蟋蟀难解愁闷，枯石不带水声。”面对这死寂的“荒原”，艾略特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在群山之中，在那儿，你才能感到自由。”《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反人文主义的寓言。书中，劳伦斯把人类的状况描写得入木三分：“我们的时代本质上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对它的悲剧性视而不见。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我们自处废墟之中，我们开始建造新的小小家园，开始怀抱新的小小希望。这项工作相当艰难：未来没有坦途。可是，我们左右探寻，四处碰壁。我们必须活下去，不管有多少重天塌下来了。康丝顿斯·查特莱的处境大致如此。”显然，这不仅仅是一战之后查特莱夫人的处境，而是“我们”的处境，整个人类的处境。劳伦斯的这部小说争议最大，“童蒙者”往往以色情目之，可是作者说，这部书“不光是性”，而是一部关于“雄性意识”(phallic consciousness)的小说。在他看来，“性不幸沦为今天最糟糕的现象之一。它只有大脑反映，只有理性过程和骚动，没有一点真正的雄性余裕和自然。”其结果，人类身心间离，沦落为克理福德(Clifford)，年纪轻轻就下半身永远瘫痪，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生命之源。

    谁之罪﹖

    劳伦斯的矛头直指相对于“雄性意识”的“理性意识”(cerebra consciousness)——人文主义的价值中枢。

    人文主义的“正、反、后”

    没有人能把人文主义的历史功绩一笔抹杀。在众神喧哗的古代，它的先驱者开始崭露头角，出手不凡，在一片莽原上辟出星罗棋布的村镇，挥写了人类文明的最初篇章。索福克勒斯较早对人表现出由衷的惊叹：

    他用圈套诱捕欢快、轻灵的鸟类，

    面对成群的野兽，海底的生命，

    他退而织网，把它们一网打尽。

    人啊，你的技巧多么娴熟，头脑多么聪明!

    他征服一切，他捕来悬崖上和野窟里的猎物，

    用技术把它们驯服，他训练公马，

    在它的毛茸茸的脖子上夹着轭，

    也同样对待那不知疲倦的山牛。

  自然，当代生态学家、博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对这样的颂歌很不以为然。他们正好可以把它用来作为声讨人类灭绝物种的檄文。人类奴役公马与山牛，对于没有长久利用价值者，他们设圈套，编罗网，一网打尽，鱼肉几顿。“圈套”、“罗网”、“技术”和“头脑”，他们无不用其极，最后也把这些用到了同类相残上。这样的春秋责备贤者当然不符合历史语境，犯了一种“时代误置”的错误，用后起的观念来衡量远古的人物。可是，如果我们遵循维科的名言，一切问题的研究从问题的开始时开始，那么，我们就不能忘记索福克勒斯对人类的击节赞叹：“他征服一切”。

    征服者有一段被征服的历史。整个中世纪，西方人对上帝心悦诚服，口不绝于《圣经》经文。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圣经》的“创世纪”描述得最为经典：“27、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用上帝的形象，他创造了他们，男人和女人。28、上帝祝福他们，对他们说，‘多结果，多繁衍，住满地球，征服它。去统治大海中的鱼，天上的鸟，地球上所有活着的动物。”不难看出，西方人之所以对上帝“臣服”，实际上是对人本身的“臣服”，仅经文的２６和２７短短的两节，就三次强调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结果，他不言而喻地像上帝一样君临一切：他要征服动物，植物，甚至包括地球。

    文艺复兴把人的自觉意识推向了新高。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出了几乎每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心声：

    人是怎样的一部杰作啊!

    他的理性多么崇高，

    他的能力多么无限……

    理解力真像天使，真像神，

    他是举世之美，万物之灵。

    这短短几行诗既延续了希腊索福克勒斯的观点(“能力多么无限”等于“头脑多么聪明”)，又回应了希伯来《圣经》的原旨(“真像神”相当于“上帝”“自己的形象”)。尽管哈姆雷特的这首赞美诗略带反讽意味，但它再好不过地概括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观念：人的“崇高”“理性”、人的“无限”“能力”，还有人是“万物之灵”，换言之，人是“万物的尺度”。

    正面肯定人文主义，也是启蒙时期思想家的主要工作。如果说作家们用诗歌直觉地抒写了人文主义的精神，那么笛卡儿则以哲学家特有的思辩阐发了人文主义的内涵。从人与机器的对比中，他得出一个结论，人与非人的区别在于，人能用理性思维，而后者则不能。在他看来，“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唯一东西，使我们跟兽类区别开来的唯一东西”是理性。这样，哈姆雷特所赞赏的“崇高”“理性”不是人可有可无的品质，而是人的本质，界定人时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唯一东西。”

    人的不变本质是永恒的“理性”吗﹖人真的像神一样具有“无限”“能力”而无所不能吗﹖人文主义难题不是又一种宗教——对人的盲目信仰﹖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类思想史上很少有像人文主义这样复杂的思潮。我们不妨用“长、多、杂”三个字来概括这一潮流：持续时间长，直到二十一世纪还有人在人文主义前面添加前缀；涉及的国别多，人文主义不仅仅限于西方，在中国有儒家人文主义；成员的背景杂，从宗教人士到科学家，都声称是人文主义者。因此彻底地研究这一思潮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只是想说明，梭罗、艾略特和劳伦斯所描述的人类绝境都可以从上述的梳理中找到根源。

    人文主义出问题了﹖

    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就出现了反人文主义的倾向。阿尔都塞敏锐地指出，马克思是“理论上反人文主义者”(theoretical antihumanist)的始祖。他进而论述到：“1845年，马克思跟一切理论彻底告别，只要这些理论把历史和政治建基在人的本质之上。……跟所有哲学人类学或人文主义的决裂远非小事一桩，它是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早期的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在一切论域和论点上(它的‘知识论’，它的历史观念，它的政治经济学，它的伦理学，它的美学等)都依赖人性论(或人的本质论)……在理论基础上扬弃人的本质论，马克思把这个假说的有机体系都扬弃了。”阿尔都塞虽然没有深入阐述马克思所扬弃的人性论或人的本质论具体是什么，但他明确地把人性论(人的本质论)与哲学人类学或人文主义相提并论，我们基本上明了他的所指是什么。马克思之所以扬弃“人文主义”，因为他不相信有不变的人性和永恒的本质。说到底，人文主义有着太厚的宗教色彩，让“理性”的人对人相信到“非理性”的程度。你还能相信人是理性的吗﹖所以马克思独辟蹊径，从资本运营、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中来研究人。马克思的启迪在于，思想范式(Paradigm of Thought)的转型发自对当时核心问题的研究。可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下一个思想范式是什么呢﹖

    跟马克思不同，法农从第三世界的角度出发对欧洲的特产——人文主义一一进行了清算。他认为，欧洲的人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孪生兄弟。人文主义希冀看到同一性的欲望使得它到处扩张，在世界各地制造同一性。人文主义应该对一系列的暴行负责：对于那些它不能同化者，它就毁灭它们。他深切地感受到欧洲的路是引导人类走向消亡的路。所以，法农说：“让我们不要模仿欧洲，让我们向新的方向齐心协力。让我们创造一个完整的人，欧洲没有能力成功地产生这样的人。”尽管法农一再号召第三世界创造新概念，努力做新人，抒写新的人类历史，但是他高涨的政治热情使他对第三世界更为没落的意识形态视而不见。他怎么能够仅仅靠呐喊来向第三世界指出“新的方向”。更何况他明确指出，“这决不是返回自然的问题。”那么，“完整的人”又从何说起﹖法农是反欧洲人文主义的，但他的斗争策略仍然是人文主义的：征服与反征服。在这样的怪圈循环中，我们很难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方向在哪里﹖

    厄伦费尔德既不像马克思那样有哲学的使命感，也不具有法农那样强烈的政治热情。他不针对任何一种具体的人文主义，他甚至说，在他研究人文主义的书里，他几乎很少引用那些自封为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他是生物学家，他之所以全盘清算人文主义，是因为“人文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流宗教……(它)扎根于现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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