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中心。”在对付人文主义时，他采用的方法是，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身。他写到：“在这个反讽的时代，这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人文主义宣扬并称赞批判的智慧，可是当它自身最需要这一智慧时，它最终却没有能够运用这一智慧，通过衡量人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得失，来评判人文主义自身的信仰。反馈和分析是人文主义的工具，现在它们要被用在人文主义自己的身上了。”厄伦费尔德对人文主义展开了结帐式的清算。他列举出人文主义的七条主要和次要的假说，其中包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由人来解决。……许多问题可以由技术解决。……一些资源是无限的，所有有限或局部资源都有替代物。人类文明必将幸存。”对于这些人文主义的错误假说，厄伦费尔德运用他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从神话和现实两方面予以驳斥。在书的最后，厄伦费尔德发问：“人有没有准备好走出人文主义的藩篱﹖时代支持这样的变化吗﹖”
尽管人文主义在二十世纪不断借尸还魂，以各种面目出现，如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天主教人文主义(Catholic Humanism)、社会主义人文主义(Socialist Humanism)、自然主义人文主义(Naturalistic Humanism)、甚至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可是思想界从来没有停止对人文主义的讨伐。罗素指出：“国家冲突和阶级冲突困扰着我们这个世界，除非这两大根深蒂固的冲突得以解决，不可能指望人类可以回到理性思维的习惯。”可见，人文主义的理性支柱不堪一击。经济学家舒马赫认为：“对现代人的那种无所不能的信仰摇摇欲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现代实验失败了。”人不是“上帝”。继尼采的“上帝之死”以后，福科宣布了“人类之死”。福科声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对人类知识而言，人既不是最古老的问题，也不是最恒定的问题。……正如我们的思想考古学所表明的，人不过是一个近期的发明。这个发明或许临近尾声。”
可是，在后学时代，人文主义又想伺机复活。这一次，它用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名义出现。对此，哈桑这样评论：“现在，后人文主义也许会被人看作是可疑的新词，新出炉的口号，或者干脆是又一个人类不断自我仇恨的形象。然而，后人文主义或许也暗示着我们文化的一项潜能，一个倾向。这个倾向正力争变成一个大的潮流……我们需要明白，五百年的人文主义也许正在寿终正寝，它正在脱胎换骨，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叫作后人文主义。”什么是后人文主义﹖司帕诺斯在他的《教育的终结：走向后人文主义》里没有结出令人满意的定义。不过，巴德明顿倒给出了后人文主义的实例。他说，《时代》周刊把计算机选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可以视为后人文主义的例子。不过，他自己对这个实例也信心不大。他甚至有这样的疑问，他把他的书命名为《后人文主义》是不是有明挂主义的羊头实累职业资本之嫌呢﹖海尔斯也热衷于后人文主义。对于后人文主义的命运，他在专著《我们怎样成了后人类》一书里说出了实话。他认为，后人文主义将以什么面目出现，未来如何，一切都在未卜之中。
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一个七十年代哈桑所预言的“后人文主义的文化”﹖
生态主义的“正、反、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近三十年的事实证明，一种后人文主义的文化纯属子虚乌有。沿着人文主义的老路走，我们找不到法农所说的“新的方向”。我们清理人文主义思潮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往往难以分割。卡登写到：“它(人文主义)的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在《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一书里，索朴认为，传统的人文主义采取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和世俗的方法”研究人性。所以，清理人文主义，特别是它所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症候式阅读”，探究现代“征候”的根源。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想说明，“人类之死”以后出现了思想真空。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范式”。
生态主义Ｅｃｏｉｓｍ是继人文主义之后一种新的“思想范式”。
我在命名这一“思想范式”时不用“中心”一词，倒不是因为有意回避“反人类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sm)、“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等现成术语，而是因为这些词本质上具有笛卡儿认识论的特征，摆脱不了一种“笛卡儿式主体”“我思”。也就是说，这些词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生态主义能成为新世纪甚至新千年的“思想范式”，这是因为生态危机是现当代最大的问题。所以，鲁克特说：“哪里没有生态意识，那里的人民就将死亡。”另外，生态学是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超级显学”。它既大量充当自然科学的词根，又不断浓缩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前缀，前呼后拥，巍巍壮观。用生态作前缀的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如生态神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杜德逊就列出了四类二十七种之多，并在每一类后写着：还有“许多其它的”，数其荦荦大者就包括人口生态学、行为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极地生态学、雨林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如此富有生成力的学科，我们很难举出第二个。这说明生态本身具有无限的潜能，是自然界的根本问题。
这样的根本问题，自然需要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一个全新的思想范式。
毫无疑问，我们提出生态主义只是一个尝试，一个序曲。我们也按“正、反、合”的三段论，写出三点这个主义的序言：
一、自然为本
崇拜上帝，“上帝已死”。崇拜人类，灭顶之灾。回归自然，道之所存，生之所兴也。塞内加在《道德随笔》里告诫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溶入自然，取法自然。”。华滋华慈写道：
来沐浴万物之光
尊自然为吾业师。
可是溶入自然寻求真谛并不容易。我们来看一则施瓦茨的幽默小品：
真 谛
人们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学会一切。
——欧里庇得斯：《安德洛玛刻》
古赫觉得生活一片混沌，周围有那么多他所不理解的事情，于是决心寻找它们的真谛。
他遁入密林深处，过着隐士的生活。整整二十五年，他睡在灌木丛中，以各种根茎为食，日夜苦思冥想着周围的一切。二十五年的深思使他相信自己悟得了事物的真谛。他已经成为智者。
……古赫重返俗世，向世人展示他的思维有何等博大精深，足以一语道破人世问题玄机。
然而，还没有等他把话说完，一个满脸雀斑、憨头憨脑的小马倌反驳道：
“不对，正好相反。”
古赫陷入深思，然后答到：
“也许吧。”
“真谛”是欧里庇得斯那句名言。可是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真谛”。古赫没有能够成为智者，原因可能很多。单从文本来看，他不知道塞内加的那句话才是问题的关键。他到密林深处住了二十五年，所干的只是“闭门”“日夜苦思冥想”。这使得他无法“溶入自然”，更谈不上“取法自然”。要法自然，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才能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才是“真谛”。
做到“自然为本”，方能跳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圈外。“自然性”高于社会性。
二、反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卡森说：“施威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关心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文明人。重要的是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除非他懂得施威策伦理学，否则人永远处理不好与同类的关系。这种伦理学体悟万物——对生命有一种真正的尊重。”要想成为真正的文明人，或许需要重温老子的语录：“‘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了这个“四大观”，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可能做起来就容易得多。
徐迟写过一篇名为《枯叶蝴蝶》的文章。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是怎样渗透在我们的细胞了。枯叶蝴蝶是“峨眉山最珍贵的特产之一”，“比最美丽的蝴蝶还要美丽些”。这种蝴蝶不但有美丽的外表，而且还有一项聪明绝顶的特技。当她阖上五彩的翅膀不再飞翔的时候，她形容憔悴，变成“如同灰死”一般的枯叶。可是，这项绝技不但没能保护她，反而抬高了她的身价，遭来杀身之祸，几乎绝种。对枯叶蝴蝶的命运，我们本该挥泪心泣。可是徐迟却这样评论：“我们既然有一对美丽的和真理的翅膀，我们永远也不愿意阖上它们。做什么要装模作样，化为一只枯叶碟，最后也还是被售，反而不如那翅膀两面都光彩夺目的蝴蝶到处飞翔，被捕捉而又生生不息。”徐迟憎恨人类的“装假作伪”，恨人及蝶，对蝴蝶自我保护的昆虫本能寓言一番，无限上纲。他在潜意识里戴着人的有色眼镜，把人的价值观念移植到了枯叶蝴蝶身上。美丽的枯叶蝶何罪，生前惨遭奸人算计，死后又遭文人刀笔诬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青天有知，评一评，这人道吗﹖
化为庄生，相信枯叶蝶会有天上人间的喟叹。
反人类中心主义需要有一种对自然的理性激情。
三、理性激情
“合”不是指把人文主义的理性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糅合在一起。理性激情(CognitivePa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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