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写到：“人类存在的本质是，他从动物王国里走出来了，摆脱了适应性本能。他超越了自然，尽管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他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一旦脱离自然，他就不能回归自然。一旦被赶出天堂——一种与自然的原生态——手持火剑的天使就挡住了他的回路。人只有向前走，培育理性，寻找新的和谐，人类的和谐，而不是前人类的和谐。这种前人类的和谐早已不可逆转地丧失了。”人类进化的轮廓，弗洛姆勾勒得大致不错。可是仅靠“培育理性”是不能找到“新的和谐”的。在批判人文主义时，罗素已经指出过这一点。理性本身是一个十分吊诡的东西，素食主义者富兰克林在吃鱼时所用的逻辑推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是不是走拜伦的路更容易找到“新的和谐”呢﹖

    我不是生活在自我之中，

    我只是周遭之物的化身，

    对我来说，高山是一种情

    ……

    与天空、山峰、起伏的大洋、

    星星，泯合，实实在在的。

    浪漫主义者是自然之子，深情地与自然“泯合”是发自内心的需要，天性使然。可是一般人怎么办﹖列奥波德的做法也许更为可行。在《沙乡年鉴》里，他写道：“当最后一头野牛从威斯康辛州消失时，几乎无人悲泣；当最后一株Silphium随它移居乌有乡的大草原时，几乎无人悲泣。”写这几句话时，列奥波德是动情的。对他来说，Silphium首先是“一个人”。当他想移栽一株Silphium时，他亲手触摸过它的每一条根须，对它们了如指掌。他知道移植是不可能的，因为Silphium的根直抵床岩。对Silphium的深层次认知，使列奥波德觉得Silphium不是植物，而是一个顽强的“人”。有了这样的认知，他看到Silphium消亡时能不悲从中来。列奥波德是一个对自然具有理性激情的人。

    他说：“需要十九个世纪才界定出一个体面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而这个过程才仅仅做了一半。也许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发展一套人与大地之间的体面规则。”

    路漫漫其修苦兮。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苦修的对象——生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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