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扩大到对文化的关注，并在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实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化诗学”在世纪之交几乎成了文艺理论的代名词，文化研究竟然成了世纪末的显学。对于文艺理论而言，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对文学的宏观考察和跨学科的研究。大体说来，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学理论功能的变化有关。有学者认为，文学理论的功能近年来有新的扩展，进入了诸如影视、网络文化等领域。同时，文艺学扩大到对文化的关注，不仅注意中国文化，而且对“文明的冲突”等问题作回答。进入90年代以后，文艺学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文艺学对现实的关注应该更广、更深、更超前，从而服务于社会。经世致用是三千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归结到一句话：文艺学有巨大的无用之用（注：高建平：《新时期文艺学20年》，〔北京〕《文艺争鸣》1998第4期。）。而文艺学走向文化研究，必将使这种“无用之用”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里推陈出新并发扬光大。

    社会变革所带动的文化转型，冲击了既有的文化稳定性与文化传播方式，它必然深刻影响作为整体文化一部分的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化的外求、互补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因此，把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观照，对形成多重对话与交流、扩展当前文学研究路径很有裨益。有些学者早就看到，“文化”概念一直昭示和促使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沟通对话的现实，文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它的学科冲击力，敢于走出旧有的狭隘学科界限，从更宏观的文化视野透视和发掘文学的文化本质。周宪在《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1997)一书中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所描述的“知识的分化导致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巨大变化”在我国已有突出的表现，传统的“普遍性”的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那些死守在具体领域里的“专门性”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元叙述”丧失了合法性，统一的知识兑变为烦琐的破碎空间。当代学人正处在一中尴尬的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在前人和他同时代的学者已经界划的范围和‘合法化’了的理论范式中工作；另一方面，细密烦琐的分化与狭小的思维空间往往又令人窒息，使他逐渐蜕变成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超越文学·自序》）。作者正是有感于现代知识彻底的专业化和细密化所造成的知识“总体性”危机，才呼吁“超越文学”。

    《超越文学》从多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透视文学，为开辟一种整合的多维的文学研究之路作出贡献。在此前后，文化研究的专著纷纷问世，直到今天，这类著作的出版热度仍然呈现有增无减的势头。夏之放等主编的“当代审美文化书系”包括陈刚的《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1996)、夏之放的《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1996)等，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1997)、《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1999)、潘知常的《美学的边缘》(1998)、李西健的《重塑人性》(1998)、陈学明等的《社会水泥》(1998)、陆俊的《重建巴比塔》(1999)、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1999)、戴锦华的《隐形书写》(1999)、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1999)、金元浦、陶东风的《阐释中国的焦虑》等等都可以说是近年来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仅就2000年而言，文化研究丛书、文化研究专刊、文化研究专著纷纷问世，例如，金元浦主编的“当代文化批评丛书”，其中包括陈晓明的《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的表达》、王岳川的《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周宪的《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王一川的《杂语与沟通：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程光炜的《雨中听枫：文坛回忆与批评》、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等，都是风头正健的批评家有关文化批评的最新成果。文艺研究译著更是走红一时。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到本年度已经出版了21种。这套自96以来几乎是独步天下的文化研究译丛，到2000年遇到了众多新的“伙伴”：中国社科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和“文化和传播译丛”等等，使文化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兴之势。李陀主编的《视界》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等作为专门性的学术刊物，将中外前沿学者的有关文艺／文化问题的思考与研究的最新成果集中推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由于文化研究“广泛包括文学、艺术批评、大众文化、媒体研究、跨文化交流、女性主义、殖民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等等，其包罗万象的开放性主题，似乎在宣告传统的学科边界正在消失。”几乎突然之间，文化研究被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变得生机勃勃。所以，陈晓明断言：“现在已没有人能否认它已经成了大学的一门显学。”（注：〔天津〕《文化研究》第1辑，第1页。）

    对目前文艺理论的这种“面向文化”的新转变，王一川有精彩的描述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在文化研究中寻求新转变的文学理论正在出现如下新特征：第一，从文学理论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来看，文学已不再是单纯的“美学”问题，而变成了更广阔而复杂的“文化”问题。第二，文学作为文化，不再只属于高雅文化，而是同大众文化具有紧密关系。第三，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看，文学已从单纯的文字和纸质书本，变成了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体形式及“网络文学”在内的视觉形式。文学的这种视听化现象，要求把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及国际互联网结合起来研究。第四，从研究方法看，文学理论研究正从单一学科方法走向跨学科方法。第五，文学理论的存在本身也已多元化，至少不能忽略以下四种形态：理论型、批评型、媒体型和日常型，多种文学理论形态的共同存在，说明了一个事实：文学理论已成为文化生活的一种形态（注：〔北京〕《文艺报》2000年7月4日。）。

    与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趋向相反，文学的文化研究是“走出文学自身”的探索。今天的学者注意到，文化研究并非必须与文学研究呈截然对立的态势，文化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因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互补的一种选择。此外，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课题也有助于对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领域内无法解答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将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既是可能、可行的，也是必要、重要的。

    陈剑晖在分析“文化批评”兴旺的原因时认为，文化批评具有方法论意义：其一，它一方面从宏观的经济、文化、宗教等角度整体性地观照文学，另一方面又从微观上把文学批评分成一个个单元来作对应性透视，发现了以往未能发现的许多新质；其二，它还缩短了我们同世界文化的距离，架构了中西方文论对话的桥梁；其三，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策略，可以营造一种相对宽容的语境，从而摆脱我们过去急功近利的批评追求（注：〔广州〕《暨南大学学报》1998第3期。）。王耀辉从文学艺术的文化本质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出发点两个层面，论证了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从“文化观照的整体性原则”、“理性观照的批判性原则”、“面向未来的前导性原则”三个方面，探讨了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方法论意见。

    90年代以来，文学的文化研究已呈现出多层面展开的态势。“文化分析”、“文化阐释”、“文化诗学”、“文艺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一系列概念、方法的运作，使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文化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效用、文学与文化沟通研究的必要、可能及限度等问题的研究富有成果。

    不少学者近年来积极从事文化批评的探讨与实践，在研究中注意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置于文化的观照之下，以文化视角、文化意识开掘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精神特征，如周宪、潘知常的审美文化研究，蒋述卓的“第三种批评”的提出和“文艺文化学”的建构，黄修己对创立“城市诗学”的现实性和成熟的商业文明建立的可能性研究，罗成琰的“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研究，李运抟的文化本性归属对文学分期的框定意义研究，王一川对80年代中国文学中“语言狂欢节”的研究，徐岱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文化诗学的思考和“诗学何为”的再此追问，陶东风的“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等都堪称是“文化诗学”研究领域的富有个性色彩的篇章。

    文化研究在古代文学领域同样十分流行并同样取得了骄人的实绩。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等都是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关系方面的力作。又如梅琼林的《文化本义的追溯：论诗经学民俗文化研究倾向》、王齐洲的《论文学与文化》、向天渊的《“文史互通”与“诗史互证”》、张颐武的《超越文化论战——反思90年代文化的新视点》、王耀辉的《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及其方法论意义》等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文本分析的对象，而是上升为一种泛化的文化理论，文化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范式。王岳川认为，从纯文学研究模式中，看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新的审理范式；从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中，形成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跨国资本运作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在不断置换的问题和话题中，文化研究改写着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变着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99第4期；《90年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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