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作为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最后占据中心话语权的最成功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之一，斯皮瓦克本人的知识生涯也可以说是一个由东方向西方运动的“全球化”范例。在这样的运动中，她并没有丧失她固有的印度民族文化身份，而且只是在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曾受惠于其宗师德里达和德曼，而一旦形成了她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思想体系，她就开始反过来影响另一批西方社会土生土长的学者和批评家了。这样，她终于实现了既在“中心”发挥影响，同时又对“边缘”的学术话语产生影响。这一个案足以引起我们中国学者的重视。我也期待着有一天，在我们的美籍华人中也出现一个类似斯皮瓦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从而使得中国的文化观念也对西方人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使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学术话语甚至西方的语言与之对话，并不时地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使之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这样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
当然，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通过阅读文学文本来研究文化身份还有另一些有价值的课题，诸如流亡文学研究、后殖民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的性别身份研究等，这些只有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出发才能进行。尤其是在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当代后殖民理论的视角重新阅读一些历史上的以殖民地描写为题材的老作品，例如英国文学中的鲁德亚德·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等作家的作品，从而发掘出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另一方面，直接考察当代的一些后殖民地（例如非洲的不少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文学文本，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宗主国文学的影响痕迹，但是这些影响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本土作家的创作意识和无意识，成为他们创作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产生的结果并非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倒有可能通过这种遭遇而产生出第三者，这第三者同时带有两种文化的特征，因而不可能只是一种文化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在北美的多元文化语境下见出更多的例证，而这一切均体现在生活在这一语境下的作家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中。
此外，从当代学术的跨学科性、跨文化性和前沿性着眼，从文学文本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入手，我们也可介入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之论争和对话的讨论。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波及下，文化全球化的步伐正日益加快，但由于文化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因而颇遭欧洲学者的抵制。因此，今天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起到扼制美国文化浸略和渗透的“本土化”作用。毫无疑问，文化全球化的对立物是文化本土化，由欧洲学者率先发起的文化身份研究实际上也是从（欧洲的）本土化的立场出发对（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制约。而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出发，我认为我们应当借助于全球化的开放契机，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和文学，使之逐步从“边缘”步入中心，并最终消解由来已久的“西方中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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