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新世纪，世界文学艺术与美学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现实，“这使得审美性作为当今文学本体核心依据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文艺学学科于是成为“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界正在模糊甚至不断移动的学科，需要重新思考其既往范式（按：这里主要指以‘审美性'为核心的‘文本中心论范式'）在当下的合法性的学科”14。换言之，当前我国文艺学已陷入了所谓的“合法性”危机。据此推断，在他们心目中，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中，80年代文艺学提出了审美性和自主性的“主导模式”或“文本中心论范式”，相对于此前极“左”的政治功利主义是有正当性和进步、创新意义的，甚至至今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说，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由于文艺学延续了这一审美自主性的“主导模式”或“文本中心论范式”而导致“作茧自缚”，陷入无法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实的危机，正在丧失其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就是说，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学科总体上是前高后低，在走下坡路，直到陷入困境和危机。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学科基本状况?因为这关系到当前文艺学学科向何处去、如何建设的根本问题。本人近一年来带领学生在阅读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认真的调研，完成了十八万字的调研报告（该调研报告不久将出版）。这里引述报告的概述和“初步结论”中的若干文字以表达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自20世纪初起，中国文艺学经过百年的发展、革新、积累、创造，逐渐形成了不同于19世纪末之前的可概括为‘古典文论'传统的一个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尤其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即新时期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多元的发展，它的异于古典传统之‘新'，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20多年，文艺理论界在反思过去的基础上，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用‘收获巨大，成就辉煌'来概括毫不为过。文艺学的这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观念冲破旧有束缚、张扬人文精神，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和把握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文学理论走向多元和成熟；文学研究方法也在借鉴中外文论和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和创新，有力推动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根据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将这一发展过程大致概括为三个时期：

    首先，1978—1984年，是新时期文艺学的批判与反思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艺界也开始逐渐突破旧有的、不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框架。如文学观念首先突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和束缚，结束了长期禁锢文艺生命的错误文艺路线和极端化思想；并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的触发性思考中，‘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觉醒，表现为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讨论突破原有的理论禁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以确立，这一切奠定了文学的人学基础，为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前提。接着，文艺理论努力挣脱政治工具主义的枷锁，逐步从机械反映论走向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论，恢复了文艺的审美特性，为文学观念走向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其次，1985—1990年，是新时期文艺学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逐步回归文学本身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文学是人学'的深入人心以及文学创作中‘人'的意识的不断张扬，文艺理论的思考从对于人的一般肯定走向对于文学主体性的具体论证。文学主体性理论是文学乃人学之根的必然萌芽和生长，是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的延伸和结果，对于破除长期以来‘左'的政治功利主义和庸俗反映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8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研究和批评领域出现了方法论热，包括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新三论被引进到文艺研究领域，方法论更新在当时成为文艺研究的自觉意识。方法论热对于原有的文学批评观念带来猛烈的冲击，在当时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潜移默化地影响和铸造了一代学者的思维品格。文学本体论层面上的追问激发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研究的兴起，文学研究实现了‘向内转'。同时对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与典型问题的探讨也在不同角度展开，对于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与批评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最后，随着对文学自身认识的逐步深入，学界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并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既体现了文学基本观念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阐述文学的动态本质的创新成果，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

    第三，90年代至今，是新时期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综合创新时期。这一时期，学界一方面大量吸收了当代西方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催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论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对传统理论资源进行了认真反思和清理，面对古典和现代‘两个传统'，明确了当代文艺学建设首先应当立足于百年文论所形成的新传统，同时从当代语境出发吸收古典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成分，力求‘古为今用'。据此，在文艺学的发展上，学界力图沟通今古、融汇中西，使文艺学呈现出多元发展、综合创新的态势。

    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中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始终占有主流地位，对整个文艺理论研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所作的调研清楚地表明，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必须给予充分估计。‘文革'以后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文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渐摆脱政治工具主义的阴影，回归文学自身，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多方面的理论资源，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重要的突破和创新，逐渐形成了多元发展、综合创新的格局，取得了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文艺理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所达到的理论水平，不仅远远超越了‘文革'十年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而且也超越了20世纪前半期的几十年，是前此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对此应当给予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肯定。新时期以来文艺学所取得的诸多成果本身就构成了前述当代文艺学新传统的主要构架。”

    由上述可知，首先，80年代我国文艺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的人学基础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形式问题，文艺心理学问题，文学接受问题，等等，其中审美自主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而且它也始终与其它种种问题（包括非自律、非自主性问题）联系、纠缠在一起。如果把审美自主性与其它重大问题割裂开来，或者从与它们的关系中孤立出来，必然不能正确反映80年代我国文艺学蓬勃发展的全局，而把审美自主性理论概括为“文本中心论范式”，单独加以夸大，上升为整个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更是有违历史事实。

    其次，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界确实对文学的审美特质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认识到审美自主性是构成文学本质的重要方面和因素，但是，在总体上并没有走向唯美主义，并没有把“审美自主性”当作文学唯一的本质，看成“文学本体的唯一标志”15。事实上，那个时代不可能也不允许文艺理论界这么做。虽然“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工具论”口号被抛弃了，但是“文学仍然不可能脱离政治”，也不允许脱离政治，整个80年代，文学界（包括文艺理论界）的“自由化”倾向多次遭到批判就是明证。诚然，文艺理论界有些学者受到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影响，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块，强调文学要重视并“回到”“内部研究”。但是，实际上，真正主张“内部研究”完全与“外部研究”相脱离，或者认为“审美自主性”是文学的本质或者文学本体唯一标志的人并不多。所以说审美自主性理论或“文本中心论范式”是整个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相反，当时文艺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并不是审美自主性理论，而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即认为文学只能存在于自律与他律关系的张力场中，因而把文学的多重本质概括为用语言表达的“审美意识形态”。比如当时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先生就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16。他们并没有离开文学的他律来孤立地谈论文学的自律性、自主性；他们把审美性看成只是文学的特殊本质，而不是文学的一般本质，审美自律性并没有被从他律性中抽象地孤立出来，文学仍然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这里不存在将自律与他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加以人为的对立。由此可见，把文学看作“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括的理论根基并不只在于文学的审美自律性。它虽然只能算是一个被历史建构起来的对文学动态本质的阶段性认识，但至今仍然被我国文艺理论界多数人接受和认可，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大范围内的有效性。可以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是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和收获之一。正是“审美意识形态”论，而不是“审美自主性”理论或“文本中心论范式”，成了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

    再次，90年代我国文艺学总体上并没有走下坡路，而是在新形势、新的经济社会语境中闯出了多元发展的可喜局面。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西方思想、文化被大量引入，像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语言学、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全球化理论、文化研究等多种理论学说和研究、批评方法相继涌入，并与我国文艺理论传统相融合，有些方法如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语言学等还推动了文艺学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的建立，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学的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建设，为中国文论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并促进了中国文论的多元化发展，使之更趋成熟和完善。但同时，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引入，也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影响之焦虑”。有学者认为，面对西方理论思想的输入，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由此出现“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这一话题在学界引起争论，并逐步引向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即探索中国古代文论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参与当代文论建构的问题。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但这一讨论还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人们认识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是当代才出现的，而是百年来不断展开的过程，并逐渐与西方思想融合，形成了现当代文论的新传统。今天的文论建设与发展不可能直接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而应立足于这一新传统，古今对话，中西融通，走综合创新之路。

    同时，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下，文学原有的价值、意义和地位受到挑战，从而引发了关于文艺价值的思考。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学的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讨论实则是在精神和价值论层面上对中国文论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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