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的繁荣与成就的同时，不能否认在这种大发展格局下，文艺学仍然存在若干局部但是重要的问题和危机；然而，决不能认为这种问题和危机是全局性、根本性、乃至关乎文艺学学科能否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三 

    那么，当前文艺学学科存在的问题和局部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首先，文艺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其次，对世界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隔膜；再次，对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文艺、网络文学等新鲜的文学形态和体制，已经有一些研究，但还远不够19。一句话，造成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局部危机的，主要是与文学现实相对疏离，即理论落后于现实。最近读到一些学者的相关论文，它们对文艺理论与艺术实践、生活世界的脱节、疏离，以及引进西方文论不顾中国文艺现状的语境错位等问题做了较深入的探讨20，读后很受启发，下面对当代文艺学存在的问题再作两点补充。

    一是文艺学与文学批评理论存在某种脱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双线平行发展的态势。我这里所说的文学批评理论是指以某种哲学、美学等理论、理念、观点为背景和基础，对文学作品、思潮所作的评论和阐述，它虽然贴近具体的文学批评，但有所不同，它力图指导、调控、约束具体的批评，并以具体的批评作

    为其理论的例证或应用，因而是介于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文学批评之间的一种批评理论形态。这种批评理论与上面所说的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人学基础、文学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文学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文学的特殊形式、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修辞特征等等有关文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不同，它更加关注现实的文学活动、现象和思潮。新时期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批评理论相当活跃，比如“新写实主义”论、“新状态文学”论及其它“新思潮”论（“新历史”、“新体验”、“新乡土”、“新都市”、“新市民”思潮等等）、“私人化（乃至隐私化）写作”论、“消费时代的文学”论、“身体写作”论和种种“后学”（后新时期、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它们不但参与到具体批评中去，不但力图把种种文学现象纳入到这些批评理论的框架之中，而且还经常用某种批评理论去“制造”、推动时髦的文学思潮，比如90年代初的“新写实主义”文学、1994年的“新状态文学”等。它们基本上是由一些批评家通过批评理论的建构人为组织、扶助、乃至炒作起来的，并不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笔者当时就批评这种做法是源自“命名的‘情结'”，指出其“来自于现实情况的概括的成分较少，主观匆忙地超前命名的成分较多”，认为“这种命名的先验性、主观性源于一种焦虑的文化心态”，“力图用命名来调控文坛的发展走向与趋势”21。最近也有青年批评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严厉批评，认为这是“理论的狂热症”和“虚热症”，说“中国批评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理论崇拜，已经使得‘理论'的功能被病态地放大到了极限，而批评本身则完全被笼罩在理论的阴影之下”22。虽然这些文学批评理论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其关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当代文学新现象、新思潮、新趋势、新问题却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相比之下，这一方面我们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对不断发展着的文学现状关注不够、了解不多，存在隔膜，我们甚至对上述种种批评理论也不太重视、不太关心。所以会出现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双线平行发展而互相交流、沟通不多的现象。

    其实，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本不应该隔离，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理应关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文学现象的文学批评现状，理应直接参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并不断从发展中的批评理论汲取营养，提炼、上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而文学批评理论也应该站得高一点，应该在一定的基础理论指导下开展文学批评并努力从批评实践中提炼、概括出有深厚文学创作实践基础的批评理论，而不是脱离基础理论作“命名”游戏，用外来的或没有广泛实践基础的、自我“发明”的批评理论来硬套或规范创作实践。如果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两个方面能够加强联系与沟通，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交流，那么，我想两个方面都会前进一步。比如这几年炒得很热的“身体写作”论，创作实践不可谓不多，从“宝贝作家”、“美男”“美女”作家到木子美等等，社会影响也不小；批评理论方面为之辩护、喝彩者有之，谴责、批判者也有之，但有理论深度的甚少，批判者往往义愤的情感强于理论的阐述。在此，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都少有作为。不过这种状况最近有所改变，有的文艺理论家开始对“身体写作”现象进行理论和历史的反思23。这种基础理论研究与批评理论的隔膜，从一个侧面表明，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没有能够对文学批评理论发挥应有的指导和影响。其结果，就使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出现双重疏离，不但使许多作家，而且使许多批评家（包括批评理论家）对文艺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感兴趣、不闻不问，这就造成文艺学圈子和影响的萎缩。

    二是文艺学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忽视，相当薄弱。90年代以来，我国通俗文学空前繁荣，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及纪实文学等等均风靡读者市场，对高雅或严肃文学造成严重冲击，使其读者群日益缩小。这是一个不争的文化事实，也是文艺学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这不仅因为通俗文学在当代文学中占有绝大多数的阅读和消费份额，而且因为通俗文学的繁荣与全球化语境和市场经济趋于成熟所造成的当代中国大众，特别是都市民众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密切相关，与当代文化传播、消费方式等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介覆盖面的日益扩大，电视多方面的传播信息功能的充分开发，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借助于电视传播形象化、生活化手段，文学与电视联姻的方式也日趋多样，以至于一些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借用西方某些理论家的话语，宣布“图像时代”或“读图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当代文化已经告别“语言学转向”而进入“图像转向”的新时期。我们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正确，但毫无疑问，大众文化包括通俗文学（无论是读图还是读文）的迅猛发展、欣欣向荣，却是不可怀疑、更不可无视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提出者们主张文学的边界要拓展、要扩容，我们原则上是赞成的，但不赞成把广告、流行歌曲之类目前人们（包括大多数群众在内）还没有看成为“文学”的文化样式以及明显属于非文学的东西“扩容”进来，而是要把明显属于文学范围的通俗文学这一部分“扩容”进来。我们的文艺学面对汹涌不可阻挡的通俗文学，不应当视若罔闻，无所作为，而应当毫不犹豫地将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通俗文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其形制、样式也有变化、创新。比如网络文学这一文学新的存在和传播方式的崛起引人注目，近几年已经取得较快的发展，使原先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有学者明确将网络文学看成通俗文学的一种新形式，指出在线的网络文学“的确在整体上更接近于通俗文学而非高雅文学”，“高雅文学往往还执守着自己的营盘（所谓‘严肃文学期刊'等），而通俗文学则早已开始了向新的阵地（网络空间）转移”，发起“对高雅文学的挑战”，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24。对于文学发展的这种新品种、新态势，我们的文学理论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相对落后。而近一两年，网络文学中又有了新品种——“博客”。有的学者认为，“博客文学”是宽带孕育出来的大众文学与平民文学，“作为一种更迅捷、真实，也更具个性的写作方式，博客文学也的确具备了许多传统文学写作所没有的魅力”；“其自由无羁的形式与便捷迅疾的特点，给了文学——尤其是以纪实性为主的文学以特别广阔的挥洒空间和表达自由”25。对于通俗文学的这种新形式，文艺学应给予密切的关注。

    文艺理论界对通俗文学重视不够，原因很多，但精英主义倾向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西方文论对大众文化存在两种对立态度：伯明翰学派强调工人阶级对霸权文化的对抗，抵抗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肯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使之合法化；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则采取精英主义立场批判、分析大众文化，把大众文化看成“文化工业”，而持坚决批判的态度。我国理论界较多接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对通俗文学总体上持批判态度，或至少评价较低。我不同意这种有精英主义倾向的看法。实际上，当代文学最广大的读者群在大众、通俗文学这一边。文学理论不能漠然置之，更不应该简单地抵制和排斥，而应该对大众喜爱的通俗文学热情地关注、大力地研究，给予公正的评价与正确的引导。与此相关，我们的文艺理论对文学经典的看法也比较僵化，往往缺乏辩证、动态建构的观点，我们许多文艺学著作，所论所赞多局限于中外古典的经典，现代的、新的经典极少进入我们的视野；有些论著对经典的解读在思路、观念、方法上亦显得陈旧，因而经典的多重思想、审美意义并未得到充分的现代解读和创新阐述。

    总之，与日新月异的文学实践相比，我们的文学理论缺乏前瞻性，常常朝后看，因而跟不上文学现实的发展。这才是文艺学所存在问题和危机的要害所在。

              四 

    新世纪文艺学应当如何克服危机和健康发展?“日常生活审美化”论提出者们开出的药方是推进文艺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似乎文艺学一旦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将研究范围转化、扩大为文化研究，危机就能克服，文艺学就能摆脱困境，得到拯救。然而，我不认为这条路能走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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