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观念主义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要病症之一，它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本文的宗旨是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观念主义的各种流行的表现形式进行透彻的分析和批判。
 
【关键词】 文本　经典　观念主义　本本主义　两个凡是　宗教治国　经典崇拜

      众所周知，在英语中，idealism 这个词有三种不同的译法。在构词法上，当它被解读为由词根“idea”（观念）和后缀“-lism”（主义）构成的复合词时，它通常被译为“唯心主义”或“观念主义”；当它被解读为由词根“ideal”（理想）和后缀“-ism”（主义）构成的复合词时，它又常常被译为“理想主义”。就“唯心主义”这一译法来说，显然受到佛教的影响，因为佛教中有的教派主张“万物唯心”，肯定万物都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此外，这个概念的当代运用中还蕴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它常常被曲解为一种政治立场。至于“理想主义”这一译法，则显得比较含混，因为人人都会拥有自己的理想，所以“理想主义”这一提法既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否定什么。比较起来，我们更倾向于“观念主义”这一译法，因为它既避免了“唯心主义”这一译法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又避免了“理想主义”这一译法 的含混性。那么，究竟什么是“观念主义”呢？我们认为，观念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崇拜观念或文本，并把观念或文本理解为世界的基础，试图用观念的改变或文本的更替作为前提解释一切社会历史现象。
        从历史上看，虽然观念主义屡经批判，但由于这类批判过于简单化和粗暴化，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助长了它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把握地说，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观念主义是最流行的思维方式之一。不彻底地批判并清算这种思维方式，不但会给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也会给思想文化建设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从“本本主义”到“两个凡是”

        众所周知，反对观念主义是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的思想任务之一。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写下了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这篇文章在20世纪60年代公开发表时，标题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其实，本本主义正是观念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而反对本本主义、提倡实地调查则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1］在这里，毛泽东分析了本本主义赖以栖身的两种不同的“本本”：一种是书本。在不少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糊涂的见解，以为上了书本的内容必定是正确的。人们通常说的“开卷有益”也是基于上述糊涂见解。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既有好书，即好的本本，也有坏书，即坏的本本。总之，对书本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另一种是来自上级机关的书面指示或文件。显然，对这样的“本本”，我们也不能“一味盲目执行”。因为这些书面指示或文件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要看它们的内容是否“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总之，对这样的本本也不能采取盲目服从的态度。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深刻地揭露了本本主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2］读了革命的本本，反而成了反革命。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显然不是。在毛泽东看来，那些“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极有可能会走向革命的反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不能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去解读本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撰写的本本，这就很容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误解，甚至否定、背叛这种学说。
        那么，如何克服本本主义这一错误的思想方法呢？毛泽东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3］在这里，毛泽东以其深湛的辩证法思想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克服本本主义的道路：其一，把“本本”和“本本主义”区分开来。本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一定要认真学习的，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却是要不得的；其二，学习本本，一定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态度；其三，要走出以“本本至上”为特征的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无庸讳言，《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檄文是毛泽东批判观念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在写于1942年2月的演说稿《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在清算“主观主义”这一错误思潮时，对本本主义做出了进一步的批判。他这样写道：“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4］在这里，毛泽东再次告诫我们，重要的不是熟读乃至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而是按照这些文本蕴含着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实际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
        正是通过对观念主义的典型形式——本本主义的反复批判，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成功地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想路线，从而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起，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却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的思想称之为“最高指示”，把毛泽东的本本称之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历史的讽刺在于，毛泽东本人倡导的反对观念主义，尤其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批判运动却开始指向他自己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继续以观念主义，特别是本本主义的态度推行晚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路线。1977年2月，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不用说，“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乃是毛泽东本人批判过的观念主义、本本主义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按照这个方针，只要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或“指示”，即使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的，人们也只能“拥护”或“遵循”，不能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也不能采取任何不同的做法。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思想和本本都被绝对化了，这显然是华国锋策动的另一次的造神运动。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5］其实，邓小平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驳斥，不但体现出他的讲话中蕴含着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而且也体现出他在理论上的深邃的洞察力。在他看来，“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今天，我们反思、批判观念主义，也应该站在同样的理论制高点上。

        从“宗教治国”到“经典崇拜”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想路线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然而，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发现，每当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遭遇到某些困难和问题时，观念主义总会通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沉渣泛起。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式市场经济在运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企业三角债的飙升、贪污腐败的蔓延、经济诈骗的增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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