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学术发展的前沿理论。本文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这两种理论的优势和不足，探讨女性主义叙事学这门交叉学科的产生原因、目的意义；概述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苏珊·兰瑟和沃霍尔建构女性叙述权威的理论和实践；思考女性主义叙事学可供中国评论界借鉴的方法和理论生长点。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西方萌芽发展已近20年，中国学术界最近逐渐关注这一理论。女性主义叙事学是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融合的交叉学科。本文探讨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建构；探讨女性主义叙事学可供中国评论界借鉴的方法理论。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的原因
探讨女性主义叙事学这门交叉学科产生的原因，有必要先弄清楚同时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叙事学与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和利弊。
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最远古的源头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二分说；最近的源头是研究语言符号系统内在结构关系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随后，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抽取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共有模式，将事件行为功能划分为31种。法国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神话叙事的普遍“深层结构”和变项因素。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逊等研究使文学作品成立的基本要素。托多罗夫于1969年首次提出叙事学（narratology）概念，认为叙事基本命题构成初始平衡——外力侵入——失去平衡——恢复平衡等序列，按嵌入、接续、交替等方式构成文本。热拉尔·热奈特《叙述话语》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研究对象，探讨时序、时长、频率、语式、语态等问题，旨在建构叙事结构的共性。罗兰·巴特的《S／Z》，将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分解为561个阅读单位（lexies），用阐释、意素、象征、布局和文化等5种代码归类分析， 标志着由科学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总的说来，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
西方女性主义起源于妇女解放政治运动。罗斯玛丽·童认为女性主义经历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八个阶段，在选举权、生育母职、公私领域、种族阶级、生态环境等层次上，谋求取消性别不平等，变革社会。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伊莱恩·肖沃尔特[1] 总结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为女性形象批评，反思传统文本中的“厌女症”，揭示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期建构妇女文学史，并纳入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期向理论建构纵深发展，反思以男性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出建设“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设想。其中，法国学派受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关注语言、再现、心理和哲学问题，如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批评（gynesis）的理论；英美学派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① 肖沃尔特认为从整体看可以发现妇女作家想象的连续性，反复出现的模式、主题、问题和形象，因而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同样属于最新阶段理论建构时期的尝试。
综合看来，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目标不同：前者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对文本进行一般观察，强调客观性和抽象化，具有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等特点；后者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在政治参与和主体经验上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具有宏观思辨、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通常不涉及叙述技巧，而经典叙事学研究一般也不考虑性别因素，不讨论叙述声音的语境、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
经典叙事学分析逻辑严密，如沃霍尔评价热奈特具有“从一个短语里榨取繁杂意义的本领”。经典叙事学采用整饬的二元对立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但女性主义认识论质疑这种“非此即彼”的本质主义倾向，认为意义系统绝非中性，而带着发出者和接受者的性别标记。如热奈特研究普鲁斯特，巴赫金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巴特研究巴尔扎克，托多罗夫研究《十日谈》，他们自称研究客观，但却把女性创作的文本从客观研究中排除出去。因此，叙事学普遍被视为男性化的研究活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批评。
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有利弊，而两者融合，恰恰能取长补短。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关注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的必然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研究文本从神话民间故事发展到小说，发展到以语言和图像媒介为载体的所有叙事文本；注重跨学科的对话和融合，单数的叙事学（narratology）变成复数的叙事学（narratologies）。
二、破除美学标准偏见的女性主义叙事学
美国学者兰瑟为了证明女性叙述文本的特殊性，仅仅使用叙述话语理论阐释会出现偏差和缺失，多次引用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1832年）这个书信文本——由于新娘有义务向丈夫公开所有的信件，于是她给知心姐妹写了一封信：
…我已经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去／追悔我和他结合的那一天。我的丈夫／性格和人品都很好，根本不像／丑陋鲁莽、老不中用、固执己见还爱吃醋／的怪物。怪物才想百般限制，稳住老婆；／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知心朋友和贴心人，而不应视之为／玩偶或下贱的仆人，他选作妻子的女人／也不完全是生活的伴侣。双方都不该／只能一门心思想着服从；……
仔细阅读会发现书信暗含玄机，区别在于是否隔行阅读。词句的重新组合导致语义和语气上的本质变化：丈夫以为赞美自己，知心女友看到的是新娘痛斥丈夫，懊悔婚姻，新娘和女友关心女人的婚姻幸福，而隐含读者读出的是对社会婚姻关系男权思想的抨击。[2] 兰瑟指出书信的表面文本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文体，拟态模仿卑微无助，柔和依顺；潜在文本却具有能动直接理智、有力度有权威的男性语言特点。私下潜在的受众是心灵相通的女友；表面公开的受众是丈夫。所以，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作家在不被认可的边缘化处境下，为赢得叙事权要采取机智的叙事策略。
我们要注意到，如果运用解释结构差异的叙事学论述这种文本，会失去最重要的内容，信中隐含不同个人和公众话语间“意义”的关键性差别。因为叙事语法根据句子的动词类型（时间、语体、语式、语态）和主语类别（施动者、被动者、行动者）研究叙述的结构，而且强调情节，契合于男性欲望中的冒险、宏图、功业、征服、分权、掌控等话语。但书信体的动词使用和情节结构都不明显，如何进行叙事分析？虽然这封信隐含丈夫——情人——妻子之间的情节关系，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倾诉不满和悔恨。大多数女性懂得生活的非传奇存在，更关注情感和关系交流，如果女性的这种写作被叙述学理论一次次贬斥为无情节，那么，追随普洛普形态学的情节观批判女性文本，就有可能犯错误。
不可否认，评论界对女性小说普遍存在美学偏见。肖沃尔特发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批评女作家有很多套语：多愁善感、细腻、机敏、观察仔细、长于描写家庭、道德色彩强、把握女性角色好，但是缺乏原创性、理智训练、抽象思维、幽默自制以及对男性角色的了解。女性能够生动地感知事物并即刻把她们经历的感觉表于行色，而无须等待静谧的玄思产生丰富的派生意义。而男作家大多数具有理性的品质，力量、广度、卓越、明晰、富于学识、抽象思维、敏锐、幽默、拥有经验、心胸开阔。赫顿（Richard Holt Hutton）认为：男作家的小说有着某种哲学、总体思想支配，其人物被置于广阔的理性框架中……女作家的小说专注于人物本身，读者与人物的认同赋予那些小说特殊的激情，但这种激情是短暂的，因为它在理智上有限。缺乏想象是女性天才的主要缺陷。此外，还有类似这样的论断：男性叙述母题是英雄故事、父子冲突、弑父娶母、阉割焦虑；叙述结构方式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在这种美学标准观照下，女性作家被斥为不能驾驭重大历史题材，只能写没有文学意义的鸡毛蒜皮琐事。女性叙述的高潮迭起和开放式结局等特点，被贬为无情节、无结尾的流水账叙述。即便是获得20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对这种偏见也不寒而栗，她说可以享受文学奖的奖金，但无法享受社会注目，对女作家来说，这样的注目犹如身体伤害。
詹姆斯·费伦也发现，普遍被认为是女人闲聊鸡毛蒜皮的叙事，其实别具魅力。他剖析女作家凯瑟琳·安·波特的小说《魔法》，发现小说运用了中国套盒式的结构方式：内部层是尼内特故事，她不堪老鸨虐待毒打逃离，却被厨师用蛊术魔法召回；中间层是女佣故事，她向有权有势的雇主布兰查德夫人讲述尼内特的故事；外部层是隐含作者的故事，女佣企图借用尼内特的故事施加魔法，抓住夫人的注意力，达到警告或讨好的目的，主动控制环境，实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权力转移。叙事以幻觉为基础产生魔力，魔法与叙事恰好对应于种族与阶级，叙事成为女性弱者的最佳武器或最佳防御。[3] 虽然不过是女性的闲聊故事，但波特的叙述具有魔法效应。所以，借助女性主义和叙事学理论确实更有利于发现女性作家创作的魅力。
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就在于破除美学标准偏见，重新发现女性叙述特质，建构女性叙述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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