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三、建构女性叙述理论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4] 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有关论著在《叙事》、《文体》、《PMLA》纷纷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
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
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采取全知视角点评叙述过程，对其他作家和文本作深层思考和评价。兰瑟选取五位女作家探讨作者型叙述声音。里柯博尼代表18世纪女性叙事，多采用书信体爱情小说形式，如她的《朱丽埃特·盖兹比致友人》，起初女性叙述者声音理直气壮，嘲弄讽刺奥赛雷见异思迁。可惜一俟她成为奥赛雷夫人，这声音模式便消失殆尽。所以里柯博尼其实对男性话语既排斥又依赖，将女性声音导向自我包容和息事宁人，限制了女性话语的作用范围，悄悄地抹掉了历史女性的公共权威。奥斯丁的理智与节制促成了女性叙事权威的建立，特征是间接性和含混性叙事，指桑骂槐的讽刺，由小说需要决定写作技巧。叙述者直接向读者说话，宣称她的性别就是做出正确判断的保证，表现出舍我其谁的文墨架势。乔治·艾略特借用或反拟经典权威格言作卷首导语和文本内容，创造了男女混声、唤起对话的互文本，为女性叙述声音树立权威。伍尔夫的现代小说采取意识流手法，女性第一人称成为不可或缺的代言人，小说内容从野外转向深闺，从行动转向思量，从理智转向情感。伍尔夫说，女性写小说，总想改变现存的正统价值观念，想把男人觉得无关紧要的东西写得至关重大，把男人认为要紧的东西写成鸡毛蒜皮。玛丽·戈登则说，“距离感赋予那些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女性题材以崇高感”。[5](P122) 意识流因而成为女性主义的开放运动，使得雌雄同体、跨性别、男女解构、女子气质写作获得了生存空间，彻底动摇了客观存在和价值的传统根基，提供了反霸权的可能性。托尼·莫里森作为非洲裔美国黑人女作家，用作家型叙述声音表达种族与性别诸意识形态，文本结构具有双重声音，白人读者读出文本的显义，美国黑人读者通过解码读出文本的隐义。莫里森的叙述声音借助非洲裔美国黑人社群获得权威。沃霍尔认为执着向读者发话正是女性艺术目的观的标志。
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热奈特指称的自身故事叙述，讲故事的我是主角，私人声音公开化。如《简·爱》女性个人叙述声音包含铤而走险、离经叛道的独立意识，称得上惟我独尊的女性叙事，重新定义了“女子气质”和“真”两个观念。但简·爱的声音只有消灭其他女性如来自加勒比海的伯莎的声音，才能获得力量，因而这种权威危机又暴露出除性别差异之外的种族差异，单一性权力具有危险性。所以，声音包含女性意识、殖民思想、霸权意味和伦理情感等多种复杂因素。
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女性叙事使用“我们”，赋予边缘群体或受压群体叙事权威，对抗于叙事和情节结构以个人和男性为中心的小说传统，将男性改为“他者”。女性集体叙述声音采取三种形式：某叙述者代表某群体发言的单言；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群体中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如美籍华人谭恩美的《喜福会》，玩麻将群体构成叙事基础，三个移民母亲和四个美籍女儿穿插讲述各自的生活片断，表述在特定的种族和地域范围内某群体的母女关系，交响乐似的叙述声音形成了小说格局，也构成了女性社群图景。朱丽亚·沃兹奈森斯卡娅的《女人十日谈》借用薄伽丘式的叙事结构，讲述女性的各种隐秘生活，轮番担任同故事和异故事叙述者角色，用元叙事手法，赋予每位女性合法的模仿和叙述权威，最终形成和睦融洽的社群。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的“我们”是两姐妹，琼·波斯的《波斯女王朝》叙述者是四个女孩，最近热播的肥皂剧《欲望都市》，由四个单身女性分别讲述各自的故事。集体型叙述巧妙借用女性文化的对话拟真；而男性文化渲染武侠、警匪等动作拟真。
集体型叙事符合现代主义多元叙事观点，能够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革命与叙事形式变革合二为一，成为包罗万象的女性主义集体型叙述声音，这最能代表兰瑟的学术创见，也是尚未充分开发、充满可能性的叙述领域。结构主义学者探讨叙述权威，一般仅关注叙述模式的结构特点、叙事规约和美学效果。兰瑟则探讨女作家如何套用、批判、抵制、颠覆男性权威并自我赋权：建构另外的生活空间并制定出女性能够活跃其间的定律权威；重新定义女子气质的权威；形成某种以女性身体为形式的女性主体权威。
相对于兰瑟，沃霍尔更强调受众与文本的关系，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细读不是为了评价或阐释文本，而是为了描述文本对各类读者的形式作用。如她探讨播放了42年的肥皂剧《旋转的世界》，重在讨论观众与观看的互动关系，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成为大众文化的积极生产者。她发现，喜欢肥皂剧系列故事的女观众对故事的无限开发性更感兴趣。肥皂剧把不同种类和题材混合在一起，如《只能活一次》，杂糅进西部片和科幻小说内容，超越时空的旅行，冥府之旅等情节，使得剧情的内容和结构更为复杂。肥皂剧随多条故事线索延续，经历一个个高潮，永远推延故事的最后结束，取悦女观众，并将这种快感转化为女性化主体的结构，通过经年累月的观看得到巩固。这些肥皂剧女性化结构包括：开放式结尾、无限连续性、多层和循环式故事情节以及对重复、夸张、中断、推延等手法的依赖。它迥异于以高潮和结局为目标的典型男性叙事模式，打破了经典叙事结构中的平衡——打破平衡——恢复平衡模式。
沃霍尔总结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焦点有三个发展变化。1.早期焦点是叙述中女性人物的功能和取位，调和结构主义故事和话语分析模式与政治文化语境研究，苏珊·苏来曼的《权威主义小说》为早期范例。2.中期研究作者和叙述者性别对故事讲述方式的影响，有拉彻尔·布劳·杜普莱斯的《结尾之后的写作》（1985）、罗宾·R·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1989）。3.最近焦点是从作为文本生产之预定条件的性别转移到文本的效果。女性主义叙事学避免把作者或读者的“性”视为焦点，以免对女人的行为、思想和感情作公式化和本质化的假设，而重点研究女性的创作和效果。可见，女性主义叙事学各家的理论建树各有侧重点。
四、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
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能够丰富中国文学批评，就像西方叙事学理论于80年代登陆中国后给理论界带来新气象，带动了申丹、杨义、陈平原、罗钢、徐岱等人的中国叙事学研究。21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后经典叙事学译介高潮，以申丹主编的系列丛书为标志，涉及女性主义叙事、解构主义、修辞性叙事、跨学科叙事、后现代叙事，代表了叙事理论的发展方向。② 中国最早传播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也是申丹教授，2004年她发表两篇重要论文，梳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脉络，探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阐释方法。
面对拿来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我们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一是了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现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山作是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1989），它随国内译介西方女性主义思潮高潮而生。这是第一部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专著，借助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阐释了九位现代女作家的创作，注重分析女性形象的意识形态意义与女性作家的挑战性姿态，使用最频繁的词汇是反叛、弑父、革命、话语权、血写和墨写的革命，富有思想震撼力。
目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大多数是意识形态批评和史传研究。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1995）分析女性形象的自我空洞化、女性对爱的困惑、女性欲望被忽视和压抑；总结中国文学再现女性的三种程式：才子佳人、诱奸故事和社会解放；系统清算女性角色形象塑造背后的男权中心意识。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2002），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男性叙事文学“女性想象”的四个模式：天使型、恶女型、正面自主型、落后型女性，并且从母女、童心、女性情谊、性爱、大自然等角度分析女性文学的性别意识。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1995），上溯远古神话、典籍教义，直至现当代，以作家之笔巧妙地化用中西理论，分析女性被男性话语叙述书写的历史，抵制书写、重新想像的历史，开始尝试探讨叙事和话语权力的关系，但仍然重在史论。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4），较为充分地运用叙事学理论和女性主义方法，涉及《浮出历史地表》没有论及的“17年”文学，认为当代中国“无性别”潜含着男性对女性的压抑。其中一节分析凌叔华小说《酒后》与丁西林改编的话剧《酒后》，这种选文比较能体现男女叙述的差异、立场的差异，分析精辟。她还将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定义为反控制的叙述，切中要害，而且与苏珊·兰瑟的叙事权威理论不谋而合，可惜陈顺馨未曾有意识地进行理论建构。任一鸣的《解构与建构——中国女性文学与美学衍论》（2004）和禹建湘的《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2004），论述当代女作家的性别书写和主体性，但内容上重在女性主义角度，较少运用叙述学理论，并不意在女性主义叙事学。所以，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契合于西方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发展，是女性形象批评和建构妇女文学史。目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第三阶段美学理论建构方面还存在大片空白，因此现在引进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恰逢其时。
二是了解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和方法的利弊，避免理论传播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导致水土不服现象。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目标在于通过细读找出性别与叙事关系的理论依据，尽力扭转叙述分析割裂文本与社会联系的偏向，将文本解读与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关注女性读者对文本的创造性阅读，进而探讨女性叙述美学。但正如申丹指出，兰瑟的批评仍然以政治意识形态为重心，较好地回答了社会历史语境的女作家为何选择特定的叙述模式，而较少涉及“怎样”的问题[2] 叙事学对话语层面的结构技巧展开了系统研究，但兰瑟和沃霍尔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成果，文本细读批评不够深入，理论模式的建树还较为有限。对于目前存在的女性美学标准偏见，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还没有予以全面抨击，魔咒还有待解码。而且，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植根于西方理论和历史土壤，没有探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女性小说传统，也没有分析产生区域差异的原因。其中是否存在种族和阶级的偏差，有待论证。
三是中国女性主义叙事研究要结合中国文学的具体实际，推进女性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