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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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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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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事，只写好的，不写坏的，以便“创造艺术的‘境’，以人力补天然”。（19）
被追忆的人物本就十分精彩，加上作者笔墨大致相当，确能呈现其“诗意人生”。“负暄三话”中先后谈及的人物，有章太炎、黄晦闻、马幼渔、马一浮、邓之诚、林宰平、熊十力、马叙伦、胡适、周作人、刘半农、刘叔雅、朱自清、温源宁、杨丙辰、顾羡季、周叔迦、魏建功、废名、孙以悌、叶恭绰、张伯驹、辜鸿铭、张庆桐、梁漱溟、张东荪、叶圣陶、俞平伯、孙楷第、赵荫棠、朱光潜、宗白华、启功、季羡林、温德、马珏等。这些学人，绝大部分与老北大密切相关。再加上综述性质的《红楼点滴》一、二、三、四、五，还有《沙滩的住》、《沙滩的吃》、《北大图书馆》等，30年代北京大学的旧人旧事，在张中行笔下得以复活。
应该说，张中行的这些文章，颇得乃师周作人的真传。看看《知堂回想录》中关于老北大部分，不难领会其师承关系。其实，张文并不像表彰者所说的那么好，只不过作者杂学多才，饱经沧桑，回忆往事，读来倍感亲切。可惜的是，由“琐话”而“续话”而“三话”，一蟹不如一蟹，当初的凝练简洁不见了，其饾饤浅薄日益碍眼。离开了“老北大”这一“风水宝地”，张中行文章的好处，便很难得到彰显。
张中行当然不是“余永泽”，可杨沫的讥讽也不是毫无根据。时过境迁，读张的长篇回忆录《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尤其是其中涉及北大生活和婚变部分，你很容易理解症结所在。作为晚辈，老鬼的描述，虽是揣测之词，却也八九不离十：“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13]（P22）这与《青春之歌》对林道静、余永泽的描写，不无相通处。其实，类似的意思，杨沫本人曾借撰文纪念北大校庆九十周年，做了表述。（20）虽然张中行多次表白，不在意《青春之歌》对他造成的伤害；可在《流年碎影》中，还是做了辩解，称二人之所以分手，根本原因在于思想差异：“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15]（P752—754）除了“信”与“疑”的差异，其实还有政治与学术的分歧。
同一个北大，在《青春之歌》以及“负暄三话”中，竟有如此大的反差——前者突出政治革命，后者注重文化建设。这两个北大，在我看来，都是真实的，也都有其合理性。就看你如何叙述，怎样阐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曾为校庆二十五周年撰文，只字未提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反而强调：“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16]已经投身实际政治，但论及大学功能，李大钊依旧看重“学术上的建树”。这与50年代以后，刻意凸显北大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激情”，形成鲜明的对照。
“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同样可爱，同样值得深入探究。只可惜，无论是杨沫撰《青春之歌》，还是张中行写“负暄三话”，都未能真正“恪尽职守”。
四、故事化了的“老大学”
关于“大学叙事”，就体例而言，可以是历史，也可以是文学；就立场而言，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民间；就趣味而言，可以是开新，也可以是怀旧。
1988年，两本有关大学的“怀旧”图书问世。中国文史出版社刊行的《笳吹弦诵情弥切》，副题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不用说，所收都是回忆文章（21）；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精神的魅力》，专门为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而编撰，全书65则短文，最叫座的是第一辑，也就是解放前老北大或西南联大学生的感怀与追忆。季羡林的“代序”《梦萦未名湖》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值得仔细玩味：“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书面的记载里，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17]（P2）
本来只是“等因奉此”的校庆纪念，因老人们的回忆文章实在太精彩了，无意中开启了世人对于“另一种大学”的想像，以及“另一种叙事方式”的追求。十年后，以北大百年校庆为契机，出现了一大批“老大学的故事”，其“大学想像”既迥异于官修正史，也不同于小说家言。
随着《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以及《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的出版与热销，众多零散的关于老北大的私人记忆被集合起来，而且被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加以辨析、阐释与发挥。借助若干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所谓的“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这种编撰策略，效果很不错。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和辽海出版社紧接着组织了“老大学故事丛书”和“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22）随后出版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以及“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23），走的也是这条路子——谈论大学的历史，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笔者讨论这一出版现象时曾指出：“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18]
其实，中国各著名大学，大都有自己的校史编纂队伍，也出版过相关著述。若逢五十大庆或百年盛典，更是推出系列出版物。可这些作品，或近于招生广告，或类似工作总结，除了校友及少数教育史专家，很少有人关注。由各大学校长办公室编纂的“中国著名高校丛书”（24），偏于大学现状的介绍，只能作为学生择校的参考；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推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系列丛书（25），学术水平不错，但也仅在学界流通。倒是80年代初在台北刊行的《学府纪闻》丛书（26），有史有文，雅俗共赏，接近日后风行大陆的“老大学的故事”。
谈论大学的历史，为什么选择“讲故事”？表面的理由是：“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流传过程中，被赋予了很多感情色彩。大学四年，即便没有专门的校史教育，单是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也能让你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有所认同。”[19]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撰写正史的权力，掌握在官方手中，没有足够的档案资料（以北大为例，50年代以后的人事档案不能查阅），民间很难从事这项工作。而一旦成为官修正史（即便只是“大学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必定收敛锋芒，回避矛盾。（27）这样的写作，既不尽心，也不尽兴。于是乎，让开大路，自居边缘，摆起八仙桌，全凭嘴一张，讲述那五光十色的“老大学的故事”，既不触犯时忌，也符合现代人“不听教训，自有主张”的阅读习惯。正所谓讲者别有幽怀，听者心领神会。
讲故事可以，为什么专挑“老大学”？总共只有百余年的现代中国大学史，以1949年为界，分为新、老两大部分。关于大学故事的讲述，基本上集中在“老大学”；就连表彰大学校长，也都以老大学的为主。1988年，中国文化书院接受王瑶先生的建议，编写并出版了《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28），其基本思路是借一个人看一所大学、借一所大学看一个时代。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1996年推出的“名人与名校丛书”（29），以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刊行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30），也都是这个思路。除了解放后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其他大学所表彰的，全都是“老大学”的校长。如此扬老抑新，蕴涵着对于当代中国大学发展道路的批评。其实，民国年间的大学，有好也有坏（借用小说家言：既有风光明媚的西南联大，也有乌烟瘴气的三闾大学），不能一概而论；但就像张中行说的，既然是追忆往事，不妨只写好的，不写坏的，目的是创造理想的大学形象。如此“大学叙事”，不无想像、虚构的成分；可具体人事的真伪其实不太重要，关键是借助老大学故事的讲述，体贴并领悟真正的大学精神，接续那曾经中断的教育及学术传统。
与目前各大学普遍存在的重实用轻理论、重理工轻人文的大趋势恰好相反，讲述“老大学的故事”，必定偏于人文学者。理由很简单：“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而是北大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以鉴赏的眼光，而不是史家的尺度，来品鉴人物，人文学者因其性格鲜明、才情外显，比较容易获得好评。”[20]（P21）当然，这也与老北大等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有关。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局面：重科学管理的，动辄摆“数据”；讲人文修养的，则喜欢说“故事”。别看故事玄虚，故事里边有精神。
“老大学”里多“故事”。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在大学校园里广泛流播，而且代代相传，越说越神奇，越说越有趣。将各种已经变成“神话”的校园传说（比如“老北大”或“清华国学院”）（31），加以认真的清理、甄别、剖析、阐发，对于建构意蕴宏深的“大学叙事”，防止其蜕变成茶余酒后的“闲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可惜时至今日，这样的工作仍然做得很不够。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两千万在校大学生，需要无数精彩的“大学叙事”来滋养，帮助他们驰骋想像，调整步伐，更好地适应大学校园生活。在这方面，“随笔”与“小说”，各有其无可替代的功能。与随笔作家之追怀“老大学”不同，小说家依旧关注当代校园生活。80年代中期的《你别无选择》、《穆斯林的葬礼》等，隐约可以读出《未央歌》的回声（虽然二者毫无瓜葛）；而近年出版的《丽娃河》、《桃李》等，则显然更愿意追摹钱钟书的讽刺笔墨。（32）
描述大学生活，无论是讽刺，还是讴歌，是怀旧，还是幻想，都可能同时被文学史家与教育史家所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众声喧哗的“大学叙事”，其实是很幸运的。希望幸运的“大学叙事”，能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注释：
①参见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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