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产与教育制度，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相对于“科举与唐代文学”或“书院与宋明理学”来，现代大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谈论“大学”与“文学”之间良好的互动，一般关注的是大学教育对于文学生产、风格流变、潮流兴替的影响（比如文学史课程如何建立批评标准、美育何以成为可能、文学社团之于校园文化、“学生腔”与“新思潮”的关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不同文类的升降起伏等）①，本文则转而探讨作为文学想像的“大学校园生活”，如何投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甚至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大学历史与大学叙事
    
    作为知识生产、人才培育、思想交流的重要园地，学校本该成为文学家瞩目的中心。可实际上，古往今来，成功的“学堂（大学）叙事”，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很难进入文学史视野。传统中国戏曲小说中，饱受颠簸之苦的读书人，最终不是高中状元，就是进士及第，此乃主人公命运转折的关键，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至于此前的“十年寒窗”，则往往只在表现穷困的生活境遇上用力。或许是鲁迅的影响太大了，一说传统教育，很多人马上联想到的，是“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可实际上，两千年间，不说大儒讲学，即便塾师启蒙，也都是异彩纷呈的。很难想像，单靠迂腐的陈最良们（汤显祖《牡丹亭》），能支撑起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 
    关于私塾、书院以及科考，今人所有的、大都是负面的记忆，比如春香闹学（《牡丹亭》），宝玉背书（《红楼梦》），马二先生操选政（《儒林外史》）等。好不容易有了祝英台女扮男装入学读书的优美故事，可无论是最初的民间传说，还是日后改编成戏曲、电影，都把着重点放在“十八相送”或“化蝶”上。换句话说，即便谈及学堂，也都不把“学业”放在眼里。要不“功名”，要不“爱情”，正所谓“功夫在诗外”也。这就难怪，日后史家之描述千年书院，可供引述的，只有坚硬的学规、章程及若干“书院记”，而无鲜活的文学想像。 
    谈及“以诗证史”，历来颇多争议。可随着“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的重新崛起，对史料的选择，以及对修辞功能的理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P459—491）所谓“历史”与“文学”，并非过去想像的那样泾渭分明。撰写古代中国教育史，若有绚丽多姿的书院生活场面可供调遣，枯燥的历史叙述自然顿时生色。可惜的是，传统文学中的“学堂叙事”，没有给史家留下多少用武之地。晚清以降，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文学”成为一门值得专门经营的学问[2]（P103—112），“吟诗”不再仅仅局限于涵养性情②；再加上学生集体住宿，校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大学文化”于是变得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大学教育调动了各种文学想像，直接促成了新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校园生活逐渐成为小说家的描写对象。如此一来，构建现代中国的“大学史”，引入五彩缤纷的“大学叙事”，不只可能，而且必须。 
    借校庆纪念活动，讲述大学历史，描述校园生活，既展示自家风貌，也吸引社会目光。最早且最能体现这一良苦用心的，当属《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日后，此举为各大学所普遍采纳。不见得都像北大那样，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便设立编纂校史的专门机构，但大学校长们普遍关心“大学史”的撰写，因其中蕴涵着的价值尺度，不仅指向“过去”，更指向“未来”。 
    与校方组织的“校史编纂”不同，文学家的“大学叙事”，带有更多个人色彩，尽可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可惜的是，很长时间里，作家们并没把“大学”放在眼里——以及笔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许多热爱新文学的大学生，若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等，其撰写的短篇小说，即便涉及大学校园，也只是十分模糊的背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让作家们辗转反侧的是爱恨、情仇、生死、美丑、宇宙、人生等哲学命题，再不就是青春的骚动、怀乡的忧郁以及济世的热情。对于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们来说，区区校园风景，根本不入高人法眼。满天繁星般的校园文学（报刊以及作品），大都只是上阵前的练笔；一旦正式登上文坛，很少再回过头来仔细检点、品味那曾经沉湎的校园生活。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小说，涉及大学生活的，数量很少，且艺术水平不高。老舍的《赵子曰》（1927）以及沈从文的《八骏图》（1935），总算正面描写大学生以及大学教授的日常生活，可惜都是漫画化的。北京钟鼓楼后头天台公寓的大学生，莫名其妙地闹起了学潮，将校长捆起来殴打，如此“革命”，实在不敢恭维。八位到青岛讲学的大学教授，住在海边的小洋楼里，人人都“有病”，就连自命清高，可以给另外七位当心理医生的达士先生，最后也跟着“发疯”了。老舍和沈从文都是大小说家，之所以写不好大学生活③，不是技巧，而是心态。老舍日后忏悔，说自己写《赵子曰》时，已远离学生生活，因而不能理解新一代年轻人的追求，只是隔岸观火，热讽冷嘲。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这两位著名小说家都是自学成才，然后走上大学讲台的，对于大学的校园文化以及大学师生的心理及趣味，把握不太准确，笔下自然缺乏神采。 
    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仍然十分弱小；大学校园里的日常生活，更非公众流连忘返的“风景”。整理一下相关数据，很容易理解，当初的大学生，是如何的“曲高和寡”。1917年，全国共有大学生（含师范、农业、工业、商业、医学、法政等专门学校学生，下同）19017人；1923年，增加到34880人；抗战前夕的1936年，是41922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终于突破十万大关，达到了129326人。⑤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竟然只有区区数万大学生！这你就明白，为何标榜“平民文学”的新文学家，不太愿意将笔触对准优雅的大学校园。 
    可大学生活毕竟是重要的人生经验，并非只是读书考试拿文凭，更是一种成长的记忆以及精神的历练。校园里的同学情谊、爱情纠葛、政治风波、经济窘迫等，同样凸显了人性的优点与弱点。再往远处看，日渐增加的大学生，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终将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关键是找到恰当的视角以及表现方式，“大学叙事”——而不是“青春想像”——方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史视野。
    
    二、三闾大学与西南联大
    
    现代中国大学的日渐成熟，使得校园成为重要的生活场景；而战争中的流转迁徙，更是加深人们对于大学的记忆。于是，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得以在抗战的烽火中酝酿成型。一是充满讥讽智慧的《围城》，一是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未央歌》，二者分别代表“大学叙事”的两个侧面——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钱钟书（1910—1998）笔下的三闾大学，固然是虚构；鹿桥描述的西南联大，又何尝真的是写实？无论是虚中有实，还是实中有虚，小说家所描述的三闾大学和西南联大，已经成为我们关于现代中国大学的最为鲜活的记忆。 
    钱钟书撰写的长篇小说《围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上海的《文艺复兴》，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刊行单行本。此书刚问世时，并不怎么被看好，一直到80年代，随着学界对于“现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以及各种外文译本的出版，方才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此前，只有美国学者夏志清（C.T.Hsia）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YaleUniversity Press，1961）、耿德华（Edward Gunn ）在《不受欢迎的缪斯》（Unwelcome Mus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中，曾给此书以很高评价。而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开播，更是使得钱钟书的大名走出学院，变得家喻户晓。 
    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 ）曾依据罗兰。巴塞斯的《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将《围城》分为五个功能序列，即讲述方鸿渐回国并定居上海（前三章半）、旅行的准备及展开（4—5章）、三闾大学一年（6—7章），经香港回上海（8章），困守上海及婚姻破裂（9章）。胡由此推论：《围城》结构上具有对称美，第三个功能序列是过渡，一、二和四、五互相呼应，形成鲜明的对照。[3]（第六章）假如欣赏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女性的感情纠葛，将此书作为“结婚狂想曲”阅读⑥，这种叙事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将《围城》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则4—8章都是方鸿渐眼中的“三闾大学教授生活素描”——包括“在路上”，也包括“校园中”。至于一头一尾的上海婚姻故事，固然也十分吸引人，但并非钱钟书的“独得之秘”。相对于反浪漫的爱情传奇，学者型的讽刺小说，或许更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以男女恋爱为主线，将“围城”作为人生困境的象征，加上诸多妙喻让人拍案叫绝⑦，研究者于是纷纷探寻《围城》与英法现代小说的联系。其实，学富五车的小说家，平日里读书驳杂，不管小说、散文还是学术著作，都是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一定要坐实哪些作品影响了《围城》的写作，其实很难。还是杨绛聪明，借讲述钱钟书如何抛弃西南联大的教职，跑到湘西的国立师范学院教书⑧，提醒我们注意，《围城》的写作另有渊源。 
    在《围城》初版自序中，作者的表述，近乎此地无银三百两：“人物当然是虚构的，有历史癖的人不用费心考订。”现在好了，最权威的读者——夫人杨绛⑨出面来为《围城》做注释。杨书出版时，钱先生仍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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