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韩少功《暗示》的阅读笔记

 
    《暗示》的出版似乎意味着一个“事件”已经或者即将构成，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潜伏已久的观念和立场的分歧，因为这部著作的讨论而渐次浮出水面（此前已有关于“纯文学”的小规模论争），而某种已经形成的类似于萨义德所说的“权威说法”（包括支持这些“权威说法”的知识谱系）亦将面对新的质疑和挑战。同时，我们还可以隐约感觉到，自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的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翼”的论战，亦有向文学批评悄悄转移的迹象。当一些学者经由《暗示》来讨论“颠覆”新的“控制形式”的可能性时， 另一些“右翼”的知识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则干脆指证这部作品“折射出来”的不过是“一个疲惫不堪的、思想和身体一起失去活力的中年人的形象”。

　  不过，在一些“场合”，这些潜在或公开的分歧还是更多地转化为一种“文质彬彬”的“文体”的争论。在诸多的意见中，作家陈村的看法也许显得最为睿智和通达，他说：“小说的形式需要深入和拓展，至少需要改换。所谓的先锋文学们被招安之后，小说变得十分良家妇女。……什么小说不小说的是一种无奈的分类，是为偷懒而找的归属”。 然而，仍有论者言辞激烈地指称这是“一次失败的文体实验”。 在文体分类的背后，隐藏着非常复杂的现代知识的权力机制（比如与“专业／分工”的隐晦而曲折的联系），因此，即使在“文体”这一问题上，同样可以辩证出对现代性“召唤”的认同或者拒绝的不同态度。

　  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先从“文体”这一问题上暂时撤离，而经由另一言路，进入文本。我将从作品“说什么”着手，然后讨论它为什么要“这样说”，最后我仍将回到“文体”或者“形式”，来寻找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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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示》有关“言”与“像”的辩证，已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因此，我将沿着我的讨论思路，暂时绕开这些问题，而直接“再现”小说的叙事内涵。

　  尽管“《暗示》是一个没有重心的文本。《暗示》之中的一百多节没有形成一个叙事的整体结构。《暗示》摊开了生活的诸多片断。这些片断是零散的，独立的，它们分别是历史、记忆、分析性言论、小故事、想像、比较、考证、引经据典、人物速写，等等”，并由此构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文本世界。 但是，韩少功仍然依靠小说的某些传统的叙事手段——比如人物——来串联这些片断。而在这些人物中，首先引起我兴趣的，是老木。

　  在《暗示》的许多片断中，老木都曾出现，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老木也许只是一个“符号”，或者干脆说是一件“道具”，在空间的移动中，引发出“片断”的图像、议论或者思考……。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够给出这个人物一个大致的轮廓：比如说，老木是一个知青（《鸡血酒》）；90年代，发了财，成了一个“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军装》）；偶尔慷慨，不乏真情的流露（《麻将》）；但是在歌厅里，却“把陈女士泡了”，“放倒了母亲还放倒了女儿，放倒了女儿还放倒了女儿的表姐。都是刚成年的学生”（《卡拉OK》）；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他“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时，“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衣”（《军装》），“最爱唱的卡拉OK就是俄国的《三套车》、美国的《老人河》还有《红太阳》里那些革命歌曲，诸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或者《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当“三陪小姐不会唱这些歌，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意思”时，老木竟会“勃然大怒”，“他踢翻了茶几，把几张钞票狠狠摔向对方的面孔，‘叫你唱你就唱，都给老子唱十遍《大海航行靠舵手》’”，连作者都要疑惑，“他是在怀念革命的时代吗？他提起自己十七岁下乡插队的经历就咬牙切齿。他是在配合当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吗？他怀里揣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在房地产骗局败露之后就逃之夭夭。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红太阳》）？等等。如果仅仅把这些材料经由“老木”这个人物组织成一篇小说，那么我们的阅读感觉，并不会由此而引起震动——我们只是会说，这是一篇有关人的性格的复杂性或者丰富性的作品。

　  有关人的丰富性或者复杂性的观念，曾经在八十年代帮助“纯文学”有效地挣脱了某种同一性的机械控制，进而解放了文学的想像力并且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在一种粗疏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导致了当代小说两种不同的叙事走向：一种是伦理的，善/恶在一个人的身上更为复杂地纠合在一起（比如路遥的《人生》），某种程度上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了一种新的叙事活力；一种是心理的，人的意识乃至潜意识在叙述中渐次被“呈现”出来（比如王蒙的《杂色》），进而确立了一种“内心叙事”的叙述模式。这两种叙事走向都使小说在主题“指认”上，具有了一种“模糊性”的美学特征，并且帮助确立了人的个体价值观念的立场。这种有关人的丰富性或者复杂性的观念，显然来自于某种知识谱系的支持，也就是有关人的自律性、独立性和自足性的学说支持，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构成部分。我仍然倾向于认为，在八十年代，这种知识观念具有极大的历史合理性。问题在于，当这种知识观念走向它的极端时，尤其是形成了所谓“内部/外部”截然对立的学术神话，人与其存在语境的所有联系无形中也就被自然切断。这时候，善/恶的伦理性，再此顽强地阻击着人对存在的进一步追问（社会的、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等等）。而所谓的“内心叙事”，也开始演化为一种自恋式的文字倾诉。人与其存在语境的联系中断，结果必然是人的抽象化程度加剧，个体性上升为一种新的普遍性。在这种新的普遍性的观念控制中，人的丰富性或者复杂性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镜子里的自我一个个不是越来越丰富，相反却是越来越趋同划一”，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恰恰相反，《暗示》充斥着对这种知识谱系的怀疑，乃至挑战，个体的复杂性或者丰富性不再被固定在性格描写或者内心叙述上，也就是说，个人不再成为在某种知识观念控制下而渐渐形成的“固体”状态，而是开放的、“流动”的，人和他的存在语境（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等等）的联系被再次有机的恢复，正是在这种联系中，人的复杂性或者丰富性才可能的“呈现”或者“再现”。

　  这样，“场景”或者“情景”被引入《暗示》的叙述中，比如《场景》写“我”到书记家里，“请求他在我的招工推荐表上签名盖章”：“平时总是黑着一张脸的书记，在家里要和善得多”，为什么呢？“我相信书记并没有丧失他的阶级斗争觉悟，也仍然保留着以往对我的戒意，但这种戒意似乎只能在公共场合而很难在他家里活跃起来。由火光、油灯、女人、姜茶、邻居、柴烟等等组成的家居气氛，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似乎给所有来客都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书记不得不微展笑纹，不得不给我递茶，他的老婆也不得不给我拍打雪花，而有了这一切，主人当然最可能说一声‘好吧’”。再比如《家乡》写一个“贪官”的复杂性：“人皆有复杂的品性，这并不奇怪。……我只是疑惑贪官的友善和朴实为何只能存在家乡，而不能搬到任上去。也许，家乡有他的童年和少年，有一个融合了他童年和少年的规定情境。特定的一道门槛、一棵老树、一个长者的面孔、一缕炊烟的气息，都可能苏醒一个人的某些感觉而暂时压抑这个人的另一些感觉，使他在特定的舞台背景下面回到特定的台词和动作，比方使他到山上去找牛或者到小土屋里去喝酒”。有时候，是一个规定的角色，比如《座位》，写小王，“平时说话和办事都小心翼翼”，“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上了司机以后，一坐到那个司机座上就脾气大了好几倍”。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性格已经全面改变，不意味着他会带着粗暴下车，事实上，只要一离开汽车上的那个座位，他就又变成了一个不声不响的影子”。有时候，某个动作也会改变人的性格，比如易眼镜“是一个文弱书生”，可是在一次争执中却用手中的钢条把警察打成了重伤，起因仅仅是警察向他喷了一口烟，“而且这一口烟雾中还夹着痰沫子”（《情绪化》）。

　  至此，我想，已经非常清楚，随着“内部/外部”截然对立或者截然隔绝的坚冰的打破，个体在某种知识观念的控制下而渐渐形成的“固体”状态也会因之瓦解。“边界”消失，个体恢复了和其存在语境的充满活力的自然的联系之后，人的全部的复杂性或者丰富性，也将因之在这种联系中渐次“呈现”或“再现”。当然，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也是《暗示》反复辩证的“言”和“像”的关系，有时候，甚至就是一种“错误的联系”，比如老木和革命歌曲，根本无法和“左翼”或者“右翼”等同起来联系。文学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状态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文化研究的简约化或者简单化趋向。在个体和其存在语境之间，我想，《暗示》企图建构的可能是一种“交往/互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恢复人的全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样，必然要求文本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即使在有关人的复杂性或者丰富性这一点上，我们也有权要求文学“对外开放”）。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完全同意韩少功在《暗示》中反复使用的“苏醒”、“唤醒”、“沉睡”这样一些语词，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复杂性或者丰富性还有可能是在这种“交往/互动”中不断地被“生产”或者“生成”出来。

　  可是，这样却为叙述带来了相应的困难。人在其复杂的存在语境中的不断移动，必然会使叙述难以保持相对的统一性，从而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时，在这种“交往/互动”的关系中，叙事焦点也难以始终集中在“人物”身上，因此，“人物”极有可能被“模糊化”，甚至“符号化”。当然，这是在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中的讨论。如果跳出这一模式，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片断”的形式恰恰是为了对抗那种业已高度一体化、模式化的观念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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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被置身于这样一种“交往/互动”的关系之中，或者说，置身于其存在的全部的语境之中，不仅个体自身，即使文本本身的叙述，也会相应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而将这种个体的复杂性楔入历史，那么，历史必然有可能呈现出另一种“话语”方式。

　  《暗示》中有不少“记忆”都指涉到“文革”这一敏感的话题领域（比如《忏悔》，等等），本来，“一个历史事件到底是什么，需要各种看法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以及相互砥砺，以便尽可能接近真理。问题在于，‘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从官方文件、主流报刊、流行小说直到学校课堂，眼下几乎所有关于红卫兵的文字，都在固化和强化杨绛们心中的生活实像，同时在铲除和收缴我亲眼所见的另一些生活实象”，因此，“在这一种文字的独断之下，谁要提到当时无谓的折腾之外还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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