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暗示》之所以如此着重于“象”的解析，正是为了揭示其中“隐秘的信息”，以此打破文学与现实那种过于“甜蜜”的关系，或者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与意识形态的默契”。

6

    《暗示》蕴含着许多可以延伸并加以讨论的话题，其指涉面之广、涉及程度之深，我以为，在当代小说中，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里，我使用了“小说”这个概念，这是否意味着，我在文体的意义上，仍然把《暗示》定位在小说这一文体范畴？我想，是的。尽管，我对任何一种文体的边界都不十分在意，而且，从内心深处来说，我极其同意陈村的说法，“什么小说不小说的是一种无奈的分类，是为偷懒而找的归属”，不过，我也愿意和陈村一样，持一种后退一步的立场：“小说的形式需要深入和拓展，至少需要改换”。

    不过，在我们讨论什么是小说之前，我想指出的是，至少在10年以前，我们对小说的文体实验还持有相当宽容的态度，极大多数的人都持有和陈村相同的看法：“小说的形式需要深入和拓展，至少需要改换”。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今天对文体的苛刻态度？如果我们承认，形式意味着和我们身边历史的对话能力，那么，自80年代开始的小说的文体探索和实验，正意味着这种对话能力的逐渐增强和拓展，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的复杂性的深刻把握。坦率地说，近年来的小说，鲜见有形式的继续探索和实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正是我们和现实建立的过于“甜蜜”的关系的结果。正是在这种“甜蜜”的关系中，我们渐渐放弃了对日常存在的进一步追问，从而满足于事物的表象的叙述，尖锐的思想和批判性的丧失，也导致了我们提出问题的能力的渐渐丧失，并重新形成小说形式的模式化倾向。而在更激进的立场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天这种对文体的苛刻态度，显然还来自于整个社会现实重新秩序化和体制化的支持，而在人文领域，不仅文体，知识也被重新要求学科化，要求重新确立学科的“边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暗示》的出版，至少，它在文体上的“胆大妄为”，显示出它和这种重新秩序化和体制化要求的激烈的对抗态度。

    可是，我仍然愿意继续后退，退回到《暗示》作为一部小说的论述上。

    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同意，小说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它提供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应该是叙述者的“个人故事”，也就是说，它往往来自于叙述者隐秘的个人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暗示》不会引起太多的歧义，在它100多个小节中，我们仍然可以辨别出诸多的小说元素，几乎每一个小节，都能发展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短篇小说——如果韩少功愿意的话。尽管韩少功说《暗示》“写着写着就有点象理论了”， 但是，不会有多少人会把《暗示》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来认真对待。因为在这部著作中，充斥了太多的个人记忆、经验、细节、具象，等等。“文学总是喜欢注意小节，注意生活中琐屑的具象，就象一个虚拟的在场者，注意现场中一切可看、可听、可嗅、可尝、可触的事物，因此与其说文学在关切着人们在‘做什么’，不如说更关切人们在‘怎么做’，即‘做什么’之下隐秘地还在‘做什么’”（《性格》）——我以为，宽泛一点地理解，这就是所谓的文学性的解释之一，而文学性正是在根本上决定了文学／非文学的区别所在。

    《暗示》的“片断化”的叙述方式，可能会引起一些文体（主要是长篇小说）上的纠纷，但是这种纠纷可能会在如下二个方面被渐渐化解：“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已经渐渐被人们所接受，即使坚持“现代文学中的‘纯文学’概念是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核心范畴”的论者，同样强调“形式的意识形态”“标示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一种方式的特性”，如果我们同意形式代表着社会关系，那么，形式的解放也就表明一种社会解放的意志，“被人们称为纯文学的现代主义正是以其破碎的断片的不完整形式，生产出反抗资本主义那种高度组织化一体化统治的意识形态”。因此，“纯文学同样可以干预现实” ——尽管这种干预的意义或价值有时候被过于夸大。但是，“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确坚定地为《暗示》的“片断化”的叙述方式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即使我们不从“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角度，那么，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实践，也为这种“片断化”的叙述方式提供了另一种实践性支持。小说固然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尤其是长篇小说，更是建立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上，但是，这种时间的叙述又往往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尤其是中国的古代小说，更常见的正是一种空间性的单元结构——无论是《水浒》，还是《三国演义》，或者《镜花缘》。而这种单元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片断”的扩大。

    重要的分歧还是在于《暗示》的理论化和随笔化倾向，尤其是议论性文字的大量使用。

   我想，坚执于应不应该这样写，并无多大的意义，而我们要讨论的是，它为什么要“这样写”——尤其是对韩少功这样训练有素的小说家而言。

   如果我们把小说理解为一种“叙述”，那么，在任何一种叙述背后，都隐藏着观念，叙述依托观念而组织各种材料，并结构成故事，从而产生意义——只是有的明显，有的深藏不露而已。因此，形式的冲突，常常意味着观念的冲突。绝对的终极的真理并不存在，叙事的再现只是率领我们不断向真理逼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和小说的斗争，叙述和叙述的斗争，也就是如何“再现”的斗争，并相应构成了文学史主要的发展线索。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有点象阿尔都赛所说的，“永远－已经”是主体，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种“互文性”之中，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刻满了叙述的“痕迹”。新的叙事形式的产生，其革命性的意义，就在于如何打破陈旧的叙事“幻象”，并使主体从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再度解放出来。

    在80年代的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一种“陌生化”的叙事方式，也就是说，经过叙述，我们和对象重新拉开距离，审视替代了原有的“甜蜜”关系。比如说，在阿城的《棋王》中，呈现出两种观念形态：“棋道”和“生道”。其中任何一项观念，都可以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阿城愿意在原有的小说观念中继续旅行的话。相反，《棋王》的叙述建立在这两种观念的相互的质询、辩驳、认同而又不断的搏斗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相对复杂的叙事方式。 在这一点上，马原似乎走得更远，《冈底斯的诱惑》所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不在场”的叙述，因为“不在场”，我们就无法对故事证实或者证伪，甚至难以“命名”（爱情、探险、或者寻找），就象吴亮当年所评论的那样：只是一种叙述。 正是在这种叙述中，我们对生活（包括后面的知识谱系的支持）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感觉，并陷入某种“沉思”的状态。黄子平曾经用“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来概括林斤澜的创作， 我以为，它可以同样用来形容80年代小说的某些美学特征。

    《暗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延续了80年代小说的这一“陌生化”的叙事传统，只是要比他们走得更远。这样，我们或许能够理解，《暗示》为什么“写着写着就有点象理论了”。正是某种小说（包括支持它的知识谱系），帮助我们建立了和现实过于“甜蜜”的关系，而在这种“甜蜜”的叙述中，到处充满了假象和陷阱。因此，“片断”和“理论”的叙事形式的强行介入，迫使我们对历史和现实重新“陌生化”，并重新思考“具象”背后的全部的义涵和隐秘的信息。

    小说语言一直存在着某种断裂现象。比如说，当叙事语言以第三人称的陈述方式出现的时候，大都会具有一种“证实权威”：某时某地某人某事如何如何……，经过这样的“证实”陈述，一个似乎客观化的经验世界也就随之产生。然而问题是，这个世界真的是客观的吗？我们“经验”到的，就一定是真实的？“叙述”有没有可能遮蔽我们更加“真实”的存在？等等。在中国的古代小说中，比如《红楼梦》，一方面是对人情物象的成功模拟（四大家族、大观园、宝、黛爱情，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诗歌语言的介入（十二金钗正、副册、好了歌，等等），以此引申出一个更加真实的存在（太虚幻境）。 至于在现代小说中，议论性文字更是大量涌现。其目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突破在叙述中产生的生活“表象”的控制。

    一种过于精致的语言，常常只是经验的重复或累积，而语言的真正的力量，却往往来自于它的“生涩性”。正是新的思想和经验的加入，使语言变得生涩起来，从而也使它变得更加强大，拥有更多的信息。当《暗示》的小说语言开始向理论倾斜的时候，它的生涩性制造了一种更加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同时指向一种更加真实的存在语境。

    尽管，我们可以举出和《暗示》相近的作品——比如米兰·昆德拉的《被遗忘的遗嘱》，可是，在小说中，它还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那么，我们就承认它是小说的一个“另类文本”，那又怎么样？借着这一“另类文本”，我们“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

    这种激烈的文体实验，我们已经久违。文学风平浪静，似乎也已真正的“纯粹”。《暗示》在形式上的探索和实验，哪怕再过于极端，也标明了有一种力量将再度风生云起。

7

    《暗示》究竟是不是小说，纠缠于这样的讨论，实际上并无多大的意义。我还是愿意暂时把它搁置起来，留待文体考据学者去详加论证。

我感兴趣的，仍然是，作为一个“另类文本”，《暗示》会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提供什么样的启迪或者可能性。

    我仍然愿意坚持这样一种立场：文学应该积极地向“公众事务”发言，这仅仅只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而且，“无疑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 任何一种“甜蜜”的叙述，都有可能提供这个世界的假象、谎言和陷阱。因此，“必须先发展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抗拒意识，才能成为艺术家”。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学化约为“宣传”，在文学中，充斥着太多的人的偶然性、不可知性、甚至超自然的神秘性，当然，还有孤独、悲怆、无奈、世事无常……，等等。这似乎是一个雷蒙·阿隆所说的 “神秘的余数”， 也有点类似“文化研究”中的“感觉结构”，是文学性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构成因素，也是很难以社会、政治、经济等去穷尽其义的。可是，这并不能成为文学自我封闭的借口。文学只有与不同的“他者”发生关系，才会对存在有更加复杂而丰富的认识，也只有在这样的不断地解释中，才可能重新产生所谓“神秘的余数”。而这个“余数”，已经刻满了解释的痕迹，并继续产生解释的诱惑。实际上，《暗示》充满了这样的“余数”，那些“隐秘的信息”诱发着我们强烈的解释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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