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组织方式，“政治所要处理的主要是国家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阶级内部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等，并表现为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统治阶级的政治主要运用国家权力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 ”。 而在更广的意义上，“我们用政治一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及其所包括的权力关系”。 鲍曼用“政治”和“生活政治”分别指涉其中的相关性和相异性，同时指出，现代性作为一种“‘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处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 正是政治向日常生活的转移，使得政治（包括与其相关的各种权力机制）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和意义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以及它所确立的“一种个体化的、私人化的观点” ——不仅没有消解政治对人的控制，恰恰相反，它使得政治更加“无所不在”。就象萨义德所说：“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循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萨义德还同时指出了：“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是如何在媒体上流通，“使事情维持于现实上可被接受、批准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今天，“政治”的形态变得更加复杂甚或暧昧不清，权力和资本的交相运作和相互纠缠，使得“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和组织我们生活的政治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只有借着驳斥这些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借着提供米尔斯所谓的揭穿或另类版本，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

    在上一世纪的80年代，在我们的一般理解中，“政治”还仅仅指涉为国家政治（在话语层面表现为所谓的“官方叙述”），而为了对抗这种政治权力对人的绝对控制，某种关于“民间”的叙述话语得到许多人的默认，并企图用“民间”这个概念来抵抗政治权力向人的日常生活的渗透以及最后的全面控制。应该指出的是，在这后面（或者是某种无意识），显然存在着一种“市场”（以及“市民社会”）神话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包括我）普遍相信，一种“真正”的市场经济，将会使个体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而在上一世纪的90年代，我们开始感觉到，市场经济同时还伴随着一种更加严密的体制化的重新建构，“生活政治”这个概念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产生。而随着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原有的“国家／个人”的二元对立的概念开始受到质疑，就象韩少功曾经调侃的那样：“各种资源正在往‘民间’转移”， 资本家也成了“民间”。在今天，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三种政治力量的控制之中：国家政治（官方叙述）、文化工业（形象）、职业管理阶层（权威说法）。不仅这三者之间相互渗透又相互转移，同时也使“政治”和“生活政治”更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即使“官方叙述”，也有了更加复杂和暧昧的变化。而在其中，资本的力量不容小觑。就象《广告》，老木“不惜重金给自己洗刷名声，从日常生活中走进电视台——不是一般的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不是一般的播出时段，是黄金时段，是黄金时段辉煌的聚光灯下——那是国内外政要、社会名流、大牌明星出没的地方”。尽管“我”没有“把他当做政要，没把他当做名流或明星，但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却没法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目光，好像自己长期以来投入屏幕的全神贯注，悄悄移植到了他的身上，使他很成了一回事。以至我忘记了他的放浪丑闻，在他抽出烟找打火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凑过去给他点燃了烟”。这就是“形象”如何“悄悄进击人们重要的感觉区位并且在那里攻城掠地，力图最终操纵和改造我们”。而在其背后，正是“资本”如何利用“官方叙述”（“国家电视台“）、“权威说法”（“扶贫助学”）、“形象“（“给贫困山区小学送去书本和教具，并把两个穷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力图最终操纵和改造我们“的意识形态。而在这种控制之中，我们的生活被重新“组织”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政治无所不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意识形态无所不在。

    我们今天实际上生活在无数有关世界的解释之中，因此，发达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而在任何一种政治的形式背后，都隐藏着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支持。 如果说，30年前，小雁抽烟是“为了表现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政治姿态”，（《抽烟》），是一种身体政治；那么现在，鲁少爷购买假名牌则因为这“是他们最为感激的尊严提供者”（《假冒产品》），同样是一种更复杂的身体政治，来自于更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支持。

    当“中国的新右派”对“革命的美学遗产”即拒又迎，“不假思索地接过左派歌曲”，“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响彻云霄”的时候（《国际歌》），我们可以感觉到，或许，这同时，还是一种“隐喻”。当各种已经面貌皆非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部转化为《国际歌》这一形式时，它实际上增加了我们的“识别”难度。甚至，有可能使我们还沉迷于昔日的“幻象”之中。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关注现实，对我们来说，这个现实已经略显陌生。而“分析”和“再现”正是批判和反抗的前提。从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中识别出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可能会还原出我们存在的真实语境，从而提供一份新的思想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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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的幻觉，一种新的自由的解放的幻觉，并不完全是现实的复杂性所致，恰恰相反，生活所呈现出来的表面形态，已经越来越趋于简单化，尤其是经过“形象”（图像）的感官化的处理，似乎已经明朗到不再需要动用我们的任何思想，这可能也是近年来的小说在叙事上越来越“明朗”的原因之一。《暗示》所要做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都在于揭穿这种“明朗”的表象。

    在《卡拉OK》中，我们读到的是那些“中国革命歌曲”的碟片怎样“重组了人们传统意识中歌词与画面的关系”（比如“革命”不再与战场硝烟而与摩天大楼相联系，“人民”不再与衰老父母而与酷男靓女相联系，“理想”不再与荒原篝火而与“波音”“空客”等巨机腾飞相联系，等等），这种“重组”实际意味着“画面”对“歌词”的反讽和消解，也意味着在这种反讽和消解中，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被重新建构。关键在于，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召唤”，不是经由文字（文字已被感官过滤），而是通过声音、色彩和画面直接进入人的感官系统。因此，在这种不知不觉的“召唤”中，人并没有感觉到他已经是阿尔都赛意义上的“主体”（屈从者或属民）。

    这就是图像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且是隐蔽的。

    在我们与文字的对峙中，我们即是看者，又时时能察觉到自己是被看者——我们总是能够相对敏锐地辨别出意识形态的控制企图。尤其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企图过于明显的时候，人们更会倾向于使用一种对抗符码解码，也就是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解码信息”（比如，当一个贫困工人阅读有关限制工资必要性的讨论时，他会把讨论中反复出现的“国家利益”解读成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 而在这个时候，“权力”往往“在场”，权力的在场形成一种“看”的暴力，而在这种视线的暴力注视中，阅读者反而成了被看者，这时候，就会觉得不舒服，一种反抗的欲望油然生起。所以，“大头也跟着急了，指着电视屏幕上的一个发言者：‘鳖，少说两句行不行”（《包装》）。

    福柯的意义在于，他使用杰雷米·边沁的“全景监狱”一词来比喻现代资本主义权力。在全景监狱里，犯人被固定在一个地方，禁止所有的走动，并被限定在厚厚的、严密监视的高墙内，他们被固定在床上，或者单人牢房里或者工作台上。他们不能走动，因为他们被监视；在所有的时间里，他们只有呆在指定的地方，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可以自由自在走动的监视者此时正在哪个地方。监控者走动的方便性是对他们进行有效控制的有力保障；犯人被“固定在某个地方”，是使他们屈服或结束对他们监控的、各种手段里最安全和最坚固的手段。时间优势是监狱管理者权力的秘密所在，通过否认罪犯走动的权力，通过对罪犯必须遵守的作息时间的惯例化，来禁止罪犯在空间上的走动，这是他们在实施权力时最基本的手段。速度、交通工具的使用个由此产生的移动的自由，一起构筑了权力的金字塔。这种权力关系模式的最重要之处，就是权力必须“在场”，管理者被假定为总是在“那”，在附近，在控制塔里。这种权力的“在场”，也形成了双方直接的相互抗争。 当福柯把这个比喻移用到话语层面，我们随即看到了那一震撼人心的论断——知识即权力。

    这种权力“在场”的控制模式，不仅激发起双方的直接的相互抗争，同时使被控制者能够相对明确地拒绝意识形态的“召唤”。可是，随着晚近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控制方式起了很大的变化。齐格蒙特·鲍曼以“移动电话”为例，提出了“后全景监狱”的概念。在鲍曼的这个概念中，“全景监狱权力关系模式的重要之处在于，管理者被假定为总是在‘那’，在附近，在控制塔里。后全景监狱权力关系重要的地方，是掌握了权力操纵杆——权力关系中更为被动的一方的命运取决于它——的人，能够在任何时刻都能完全不受这一关系模式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这种权力关系的模式中，权力往往以“不在场”的形式出现，有点象所谓的“在外地主”（意指“身居外乡而从本地收租的地主”）。

    这一“后全景监狱”的比喻，也许能指明我们所处时代的某些控制特征。图像——尤其是电视图像的出现——极大地改变并且模糊了“看／被看”的关系，文字的隐匿，使我们解除了对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戒意，并且相应产生了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幻觉。而当我们掌握着电视调控板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阿尔都赛“屈从者”意义上的主体，而是真正的看者，包括自由地选择所要看的频道——尽管这同样只是一种幻象。这种“看／被看”意识上的倒置，同时来自于“消费”的支持。经过图像的转换，战争也开始成为我们的消费对象——俯冲的飞机、隆隆疾驰的坦克、礼花般盛开的夜空、流星一样的弹道是那样摇曳多姿……，一种类似于波德莱尔“晕旋”的现代性感觉， 再度复活。而战争本身的残酷以及战争背后国家－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已被画面、色彩和声音过滤，我们只是战争的消费者。权力——不知道在哪儿——象真正的“在外地主”那样，向我们“收租”：事实上，我们已经被隐蔽在战争（画面）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由此激发的强大的政治－文化想像所“召唤”，并且不知不觉地象霍尔所说的采用了主导－霸权符码来进行解码，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编码和解码使用的符码是一致的。

    如果说，上一世纪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是一种对当时的现实体制以及这种体制内日常生活的无奈的接受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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