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同意南帆的说法：“重提‘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这种表述必须在承认‘纯文学’的全部合理性之后。换言之，‘纯文学’概念的出现并不是一次徒劳无益的误会。否弃‘纯文学’庇护的美学个人主义并不是把文学驱赶回粗糙的社会学文献；抗议或者批判不是再度以牺牲文学形式或人物内心的丰富性为代价。相反，‘形式的意识形态’表明，文学与身边历史的对话恰恰要诉诸深刻的文学形式”。 这种“深刻的形式”显然只有在不断的实验和与历史的对话中才能获得。《暗示》所蕴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另类文本”的特性，都有可能推动文学在形式上的再次创新，而文体的边界也可能会再次模糊，而推动我们的，正是“和身边历史的对话”要求。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被专业性的分工割裂成无数个“碎片”。当“宏大叙事被具有地方特色和语言游戏所取代”的时候，萨义德却直斥“利奥塔和他的追随者是在承认自己的怠惰无能，甚至可能是冷漠”。 我们的确可以感觉到，在《暗示》中，有一种重新结构人的日常生活的欲望，很难说这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却是一种艰难的“再现”努力。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起码在目前，这种努力，还缺少一种“希望的哲学”的明确支持，因此，它不仅无法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时，也无法相应地生产出一种强大的政治－文化的想像。

    也许，在目前，我们只能象《暗示》那样，退回到“片断”，以“揭穿”为己任，揭穿由某种知识构成的假象、陷阱和谎言，在叙事的再现努力中，不断地向一个真实的世界逼近——这也正是《暗示》全部的叙事特征所在。

    那么，美和诗意呢？有人会这样善意地质询。同样，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美和诗意如何产生，又在何处产生？当韩少功说：“美永远和非权谋、非利欲、非技术的正义和同情相连……历史中一切有沉沉分量的美，从来离不开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从来离不开无法在耀眼位置上哗众的多数。这决定了美的沉默地位，美的边缘地位”（《包装》）。美的这种特性决定了美的反抗和批判的品质，美和诗意正是在批判和反抗中呈现。当然，它的形式会呈现出多样性——“我似乎更愿意自己走入一个我不可接受的时代，比方走入青铜岁月的边关驿道，在一次失败的战役之后，在马背上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默契》），这是在对现在的拒绝中产生的美。“你流泪了，抬起头来眺望群山，目光随着驮马铃声在大山那里消失。你看到起伏的山脊线那边，有无数的蜻蜓从霞光的深处飞来，在你的逆光的视野里颤抖出万片霞光，突然间撒满了寂静天空”（《乡下》），这是一种美的希冀，在绝望的反抗中诞生。

    当我们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个真实的世界将在叙事中再现，而我们，就在这里，重新出发。然而，我们却会因之承担风险，如果我们继续在人性、爱、欲望、身体……这样一些语词中旅行，我们会显得非常安全——起码，在知识的意义上。可是，仍然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们，那就是“发展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抗拒意识”，重新寻找一种“希望的哲学”。因此，80年代的伟大传统，也将在这里，被重新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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