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一篇鲁迅对20年代上海兴盛的咖啡文化的批评作起点，本文旨在研究在20至30年代，男性知识分子如何建构咖啡文化、与之联系及参与其中。文章会先对上海咖啡店的情景作历史性的回顾，并探讨咖啡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探索民国时期的男性主体性的建构。文章显示出作为一个聚会的地方，在咖啡店里年青及有良好教育的都市男性既可以联谊，又能够和女侍调情；咖啡店以同性社群关系和异性冲动为基础，为这些男性提供了强烈的社群意识，因此能够吸引他们到访。咖啡店内的男性特征 (maleness) 令这个地方能够兼容中国现化性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消费主义及革命，两个看来似乎互相矛盾的话语。在文章最后的一部分，会讨论米歇尔．德．塞尔托对「可居住的」(habitable) 这一个概念之分析，指出因为上海的咖啡店同时承诺及拒绝成就力必多(libido)，就如它既承诺复排拒现代性，因此对男性知识分子来说，咖啡店是可居住的。

在1928年，《申报》在报上的一角刊登了一篇短文，署名「慎之」的作者在文中向读者介绍了位于虹口区北四川路一家名为上海咖啡的咖啡店。作者在店内遇到了许多文艺界名人，当中包括鲁迅、郁达夫、龚冰卢、孟超和叶灵凤；他们在店内不是高谈各自的主张，就是默默沉思哲学问题。慎之沉醉于这种气氛里，并撰文向读者介绍这个他心目中的「文化乐园」。文章见报五日后，郁达夫在杂志《语丝》上发表了〈革命广告〉；在这篇短文中，作者否认他与上海咖啡有任何关系，并抨击当代知识分子对「革命」这个概念的盲目迷恋。2继郁达夫之后，鲁迅也撰文对该篇报导加以鞭挞，后来该文的篇目修订为〈革命的咖啡店〉，收入《鲁迅全集》。3在该篇杂文中，鲁迅表示自己从没有到过这类咖啡店，并在行文之间，充分流露出他非常不屑于这些场所抱持的那种自命不凡的态度。但是，没多久鲁迅却成为了一所闻名遐迩的咖啡店--「公啡」--的常客。早于1930年代初期，公啡已经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发源地，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及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第一次筹备会议，都是在公啡举行的，5而鲁迅也多次主持了这些对形塑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的会议。对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与进步社会主义者来说，光顾这间咖啡店本身是一种带有强烈认同意味的行为。6今天，公啡已经成为了多伦路怀旧街（又名：文化名人街）的一个旅游点，它的旅游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鲁迅曾经到访。7

鲁迅不喜欢咖啡苦涩的味道而钟情中国茶，因此到公啡时，他往往会自备茗茶；8但是在短短的二、三年间，他对咖啡文化的态度却由坚定的批判者一转而为中坚份子。该咖啡店本身包含了当时文化环境里波希米亚布尔乔亚（bohemian-bourgeois）与革命这两个看来互相矛盾的维度；从鲁迅「品味转变」这件小事件出发，这篇文章阐释如何从上海咖啡店这个丰富的文化空间文本中，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对西方与现代的想象，以及咖啡店在不同话语系统的互动中，引发一种以西方为模仿对象的新闲暇文化。是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阐明咖啡店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空间，它能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各种力量互动，从而巩固及加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

许多回忆录提及公啡时，总爱将它视为1930年代左翼文化的圣地。虽然它的名字经常于这些文章中出现，但却从来没有成为研究的对象。在公啡被神圣化的背后，这个场域是空白的；咖啡店的意义，有待知名的顾客去界定。一直以来，咖啡店没有被深入探讨，而只被当成为历史舞台的布景；是次研究会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探讨这个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史上丰富的指涉空间。空间并非独立于社会及历史的，而是牵涉其中，与当中的话语、主体和客体不断地互动着。9在公啡中，空间和话语彼此紧密相连，而非单是背景与对象的关系。虽然咖啡店空间的实践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文化，但思想并不能把空白的空间填满，却是同时发生一种体现经验 (embodied experiences)，使得咖啡店与话语都是既不稳定，同时又是异质的。知识分子和咖啡店互相决定对方的文化的象征主义和现代性的体现，因此鲁迅既是参与的主体，亦是咖啡店话语的符号。

在以下的篇章中，我会首先藉现存的资料，重构当时的咖啡文化。本文主要从三个相关的论述系统去研究民国时期上海的咖啡文化，它们分别为：(1) 咖啡作为一个殖民的产品╱符号；(2) 咖啡店的革命氛围与布尔乔亚的氛围互相抗衡；(3) 咖啡店的性别结构。透过上述三方面的讨论，相信本文能够让我们由宏观的国际关系到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逐层地去认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而这个由社会话语、再现及主体组成的网络，会让我们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文化的密度有着更精细的认识。

上海的咖啡店文化
在1920年代中末期，咖啡店成为了一股文化热潮。在1928年8月6日《申报》出现的新专栏「咖啡座」，更在象征意义上巩固了这股潮流。当时的编辑明确地表示这个专栏就如现实中的咖啡座，人们可以在里头自由地就任何议题交换意见。〈咖啡座〉只维持了一段相当短的时间 (至1928年12月停刊)，但它却可说是后来《申报》〈自由谈〉的前身。〈咖啡座〉并没有如〈自由谈〉般，吸引到大量重要作家撰文，因此在研究上一直未受到太大的关注。当时，上海一位不甚知名的作者张若谷是〈咖啡座〉的中流砥柱，其作品包括了一些围绕咖啡文化的杂文和短篇小说。除了为该专栏撰稿外，他的作品也散见其它刊物。事实上，〈咖啡座〉的编辑承认，专栏的出现是此于张若谷一篇投到《申报》的文章。10张若谷或可称为这股新文化潮流的代言人，但事实上当时其它知识分子也同样迷上了这股新文化。上文曾提及的上海咖啡为当时一位著名的作者张资平所有，11田汉在其经营的南国书店旁也开设了 Caf la Midi，并在报纸刊登广告集资。12在其1921年的作品《咖啡店之一夜》(下文会有深入讨论) 及1926年未完成的电影作品《到民间去》中，都有咖啡店的出现。当时的文化界名人如林征音等，都曾写下不少以咖啡店为题的作品。13此外，名画家徐悲鸿、前卫导演史东山及蔡楚生也是咖啡店DD’s的常客。

根据一篇写于1928年的文章，当时上海的咖啡店主要集中法租界及虹口(日租界) 这两个地区。14那时候位于法租界的霞飞路出现了许多仿效巴黎的露天或室内茶座，例如巴尔干、君士坦丁堡、CPC、Dairy Caf、DD's Caf、Domino Caf、伟多利咖啡馆、Kingsley、Little Coffee Shop、小男人、马尔赛、Metropole、文艺复兴、皇家咖啡馆、Savannah、Sullivan's、特卡琴卡及Victoria等。面积较小但舒适的咖啡店则遍布虹口区的北四川路，如之前所述，闻名暇迩的上海咖啡及公啡皆位于鲁迅和许多年青知识分子居住的虹口区。15

这些著名的咖啡店多数位于法租界的商业区，包括霞飞路，静安寺路及陕西北路。它们大多数都是法式咖啡店，包括马尔赛及复兴馆；当中有些是由俄国人经营的，例如巴尔干和特卡琴卡。有说DD's Caf由法国人拥有，但亦有说经营者是白俄。16翻阅现存的资料，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受法租界咖啡店吸引的客人，大都来自上流社会的人士；消费力较弱的左翼知识分子则会选择光顾位于虹口区的咖啡店，其中一些包括上海咖啡等，更是由知识分子自家经营。根据曾见证公啡文化的电影导演汤晓丹忆述，由于公啡比较低调，同时国民政府较少留意犹太人在日租界里开设的咖啡店，因此成为了左翼人士的聚会地点。17

虽然如此，上述两个地区的咖啡店其实都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今天的咖啡店以销售咖啡为主，但当时位于这两个地区的咖啡店都是附属于餐馆，或兼售形形色色的食物与饮料。18一如许多当代作品中的描述，都市人往往会在咖啡店消磨一整个下午或晚上，品尝即制的咖啡和西式糕饼；入夜后，许多人到咖啡店则是为了要喝酒。根据一些当代的描述，在入口铺设着地毯的咖啡店内，西方音乐源源自留声机流出，桌上摆放的，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花瓶和烟灰缸；店内的顾客都互相分享他们游览或旅居外国的经验，当时的咖啡店，可说是舶来品和西方生活方式的陈列馆。19 在咖啡店内蕴酿的现代性除了引入了西方的咖啡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商品、装璜与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咖啡店的出现，为国民提供了象征性门径，让他们能够通过参与泡咖啡店这项崭新的公共仪式来靠近西方及现代。

咖啡与殖民主义
咖啡店文化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并不单存在于客观的描述。鲁迅对咖啡店在态度上的转变，正好展示了这个场域能够包容各种意识形态和实践，揭示了它作为文化场域的丰富性；这无疑和中国独突的社会政治经验，有着密不可割的关系。尽管从没有亲身到过上海咖啡，鲁迅对这间只在报上看过的咖啡店作出了这样的描述：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 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20

十分明显的是，鲁迅批评新现代文化的矫饰，因为它利用革命作为鼓吹消闲和消费的借口。根据鲁迅的记述，咖啡店呈现了殖民现代性最差劲的一面，中国城市人都跑到那儿拟仿新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新咖啡店文化之所以触怒鲁迅，是因为咖啡店所推崇的生活方式，是与它理应鼓吹的真正思想革命是互相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中「咖啡」前出现的「无产阶级」一词，这词在慎之的原文中不曾出现；鲁迅所以强调在这咖啡店饮用的咖啡都是无产阶级的，是因为「农工大众」都是知识分子饮用咖啡时讨论╱迷恋的客体，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只是潜藏在远远的背景中的虚构客体。我们或许可以把鲁迅对无产阶级的强调，看成是一种嘲弄；咖啡店真正的无产阶级是知识分子，而非那些被客体化和理想化，以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农工大众」主体，因此那些做作的讨论，便会为远处的农民和工人所嘲讽。为了突显自己与咖啡店内的顾客的不同之处，鲁迅试图把自己置于一个真正关心农民和工人的位置。

尽管在鲁迅对当时咖啡话语的批评中，在意识形态上无产阶级这个意念是重要的，但对于鲁迅和他所批评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农民和工人并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真正在种植场中出卖劳力去栽种咖啡、饱受剥削的劳工，而只是一群和饮用咖啡毫不相干的中国人。对于鲁迅来说，「无产阶级咖啡」是一种能够唤醒饮用者对无产阶级的关注的饮料；在这里农民和工人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而不是和作为商品的咖啡有着实际连系的一群。在鲁迅的文章中，并没有指向咖啡的物质性及其包含的劳动力，对那些饮用「无产阶级」咖啡的人来说，恐怕亦是一样。换句话说，在这些中国的咖啡店里，咖啡是去物质化的，只是一种影响和象征。

咖啡与殖民地图上咖啡店的关系，或者可从马克思所提出的商品拜物理论 (commodity fetishism) 来理解。马克思认为，商品的外表只是一种表面性的掩盖，它隐藏了其底下劳工被剥削的情况，故此商品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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