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与咖啡店的关系或者可从商品拜物理论中的劳工和交换关系来理解。在咖啡和咖啡店之间，如果咖啡是一种商品，其生产过程极大地剥削了劳动和自然生态，那么咖啡店则可视为构成和展示咖啡交换价值的地方。咖啡店细心地建构出既吸引又轻松的文化环境，来隐藏商品制造过程中的严重劳动剥削。以马克思和布什亚有关商品拜物的讨论为出发点，如果我们希望对咖啡与现代性之关系作出完整的文化分析，那么我们对咖啡的劳动生产和咖啡店所展示的文化交换价值，都应要作出深入的了解。咖啡，作为产品和作为商品，在不同的地区有非常不同的显现，作为消费者，欧洲殖民者毫不注意咖啡的种植和处理，被殖民者却清楚地看到它的农业和工业过程。23咖啡的历史是以严峻的劳动条件，以及对于被殖民的非洲人、加勒比海人及其土地的剥削写成的，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这些都与殖民者浪费的消费模式并置在一起。24咖啡生产的历史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是纠缠在一起的。

不过，即使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咖啡的价值是属于文化象征抑或是农产品，很大程度上要视乎该国家的殖民经验。由于中国独特的半殖民结构，在中国的半殖民现代化中，咖啡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商品的而非农业的，咖啡是进口消费品而非出口物。虽然中国南部的气候适宜咖啡种植，但从来没有大量种植这种农产品。咖啡不被当成是用作种植、收割及加工的植物，而是作为消费商品介绍到中国来的。咖啡在中国的商品位置，显然没有令到中国与其它殖民国家并置，但中国人饮用咖啡却无疑是源于对后者的模仿。我们可以透过咖啡与茶业、烟草和鸦片这三种常见的进口商品的比较，分析中国独特的殖民经验。

茶叶在18世纪时经贸易由中国引进欧洲。一般来说，欧洲人饮用的茶叶都不是来自中国的，英国人的茶叶便全都是在其殖民地种植的。与英国人一样，荷兰人很快就明白到，若在殖民地种茶，茶叶的成本价格远低于由非殖民地的中国入口，因此，荷兰和英国公司便将种茶业大规模迁移到爪哇、印度和锡兰。25从茶叶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就劳工和原料方面，中国的重要性远低于其它在殖民地版图上的国家。吸引帝国主义势力的，是其庞大的市场；而在市场上谋取暴利，正是大企业积极地把烟草推进中国的诱因。26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大众文化中，咖啡非重要的商品；相对于在内地及报章上铺天盖地的烟草广告，有关咖啡的宣传并不多见。咖啡只受到一小撮视咖啡作为现代性标记的年青精英所欢迎——相对的罕有性正好使咖啡成为能够掌握现代品味的有力象征；而只有特权阶级如上流社会及知识分子，才会有这份品味。相对对咖啡的迷恋，中国人所以反对鸦片，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入侵的象征；相对来说，咖啡并不会如鸦片那样让人深染毒瘾，因此中国人并没有大力抗拒。但除此之外，我相信咖啡所以没有受民族主义者的攻击，是因为这种商品与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民国时期，咖啡与咖啡店都不属于中国民众，但它们与知识分子文化的联系却使两者有着文化性的指向。因此，咖啡店会是一个从知识分子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理想场域。

咖啡文化的唯智主义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咖啡的意义是通过它与小众的精英唯智主义的连系而产生的，特别是作为刚萌芽的中产阶级╱革命情怀的展示客体，都是通过咖啡这个媒体而完成的。因为中国独特的殖民经验，咖啡既非产品也非商品，却是一种特别的唯智主义，同时仿效和抗拒现代和西方的文化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年青的知识分子在咖啡店饮用咖啡的经验并不是划一的，咖啡既是从代表帝国主义力量的国家引进的商品，同时又是理想的西方文明社会的象征，知识分子必然对这种互相矛盾的象征意义有着微妙的感受。

鲁迅对咖啡店在态度上的转变，反映了这个流动的场域，是可以兼容虚无的消费主义和革命情怀的。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有着相类似的挣扎，他们每每都处在欲求和批评西方帝国的夹缝。事实上，中国的咖啡文化毫无疑问地是根据浪漫化了的巴黎模式来塑造的。对欧洲人来说，咖啡和咖啡店指涉了严肃与文明。咖啡店作为公共领域，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最具影响力的场所之一，因为这场革命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在咖啡店里策划或发生的。27 咖啡店被认为是让人们可以在轻松的气氛里交换主张的地方，它具体地表征了西方文化引以自豪之特点：知识分子集体参与改进社会及人类文明。虽然在咖啡店里知识动力和言语交锋是无可避免的，但它也见证了文明如何透过愉悦的形式被培养起来。
香港学者吕大乐指出六十年代后期，在 Caf do Brazil进驻奢华的购物区海运中心后，香港首次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咖啡文化：

[Caf do Brazil] 的开幕，让年青的知识分子在空间和心理上，得以将咖啡室和创意及另类文化连系起来。对于那些批判殖民国家，以及根殖于资本经济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年青知识分子来说，这亦是探索激进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的园地。28

尽管咖啡店的平等主义及造反的环境都是继承自巴黎的模式，作为乘客登上远洋客轮之处的海运码头，以及那美轮美奂的购物中心，曾经是香港人通向西方及现代的窗户。在Caf do Brazil里，年青的大学生和文化工作者混在游客与购物者当中，一起去消费和宣扬西方式的娱乐，与40年前咖啡文化在上海的霞飞路萌芽不无相同之处。离开了西方，因着咖啡入口的性质，消费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自然而然使其蕴含的平等主义变得复杂化。公啡尽管有着革命的气氛，其西方意涵是不容否认的；这种与西方文明的隐性关系，是鲁迅从1928至1930年对咖啡店看似矛盾的态度的重要标记：鲁迅可能将咖啡店视为某种巴黎社会生活的象征，这种社会生活包含着革命的种子，另一方面也充斥着反动的消费者生活方式。借着谴责咖啡商品及咖啡店消费的一面，鲁迅才可以自若地在投进空间内属于革命的角落。

鲁迅到公啡去的时候，经常都自备中国茶。他所以会在咖啡店出现，也许是他对那些喝咖啡的同伴勉为其难的支持，他对喝茶的坚持，却也暗示了茶和咖啡在意识形态上的二分：茶富有生产力，但咖啡则不然。其妻许广平忆述，鲁迅常常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29如果茶和咖啡是截然二分的，那么咖啡店和茶馆的文化意义也当然有别。「茶馆」就是传统中国吃茶店，同时具有饭店和剧场等不同类型的的功能：有些茶馆只供应茶和简单的开胃菜，有些备有精致的佳肴，更多则以场内的表演闻名。30 不过，这些茶馆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它们结合了提供传统娱乐及饮品的功能。按其大小、位置和等级，有些茶馆可上演一整套京剧，有些则只可以作为唱曲和说书等简单表演的场地。31传统的吃茶店常常被现代精英份子描述为旧社会的陋习，32年轻、严肃但轻松的咖啡店，与混乱、嘈吵和热闹的茶馆刚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史葛．哈连 (W. Scott Haine) 认为，在十九世纪，巴黎的咖啡店取代了街道的角色，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与家庭、罢工计划与性交易汇集在一起。邻居、各行各业的人士、情侣，甚至一家大小，都能够在他们狭小的公寓及充斥家具的房间以外，找到让他们能够尽情娱乐的地方。根据哈连的意见，十九世纪的巴黎咖啡店是在职人士建立阶级意识，和非正式但重要的社区关系的地方。33 国内的茶馆可能比上海的咖啡文化更接近哈连笔下那些十九世纪的巴黎咖啡店，因为它不单是社交和娱乐的场所，也是民间法庭和公共教室。34正如李孝悌所论证的，茶馆在晚清草根阶层的启蒙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许多公开讲座、读报及政治讨论都在茶馆举行，这些都直接帮助了中国人民对文明社会的参与。35 如果说巴黎咖啡店再现了欧洲现代文明社会的缩影，那么中国大城市的传统茶馆都有着类似的重要性，除了社会化以外，茶馆更提供了多样化的娱乐。换句话说，传统的茶馆似乎都能够集娱乐与教育于一身，在孕育社会陋病的同时，也产生进步的思想。

事实上，上海的茶馆亦曾于二、三十年代尝试改革，以适应新兴的都市消闲文化；当时，有些广东茶室开始于茶楼里引入现代歌舞表演。青莲阁是最有名的现代茶馆之一，里头不但有茶楼，还有弹子房、西洋景和哈哈镜，着实是一个娱乐中心，36而妓女更可以在馆内与客人调情。37 一些新的茶馆特别受刚萌芽的咖啡文化影响，例如新雅茶馆就把自己包装成西化的茶室，经营一种既清新且轻松的气氛。另一方面，上海的咖啡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抄袭巴黎咖啡店的模式，它是一所集咖啡店、餐馆、小酒馆及雪糕店于一身的场所，在上海的咖啡店除了可找到形形式式的佳肴美酒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不含酒精的饮料和冰淇淋。现代化的茶馆和咖啡店并非正统文化的承继者，它们奋力要追赶城市人急促转变的品味，是在民国时期上海出现的崭新社会空间。

不过，新的茶馆文化始终是传统的延续，它将现代娱乐和流行文化置入同一地方内，因此总是多元的。咖啡店一直没有提供中国茶客习以为常的现场表演；与此同时，中国茶也无法供应咖啡所包含的外国性，以及其蕴含的文化进步性。据载，新雅会特别照顾外国客人，不但为他们推荐餐馆里最好的中国菜，并会送上筷子作为礼物。38 故此，不论新雅如何尝试进行改革，它的特色仍然是清晰的中国性。当时的黑帮常以茶馆作谈判场所，很多时都会以激烈的打斗作结。39 二十世纪上海的咖啡店所以有别于新式的茶馆，是因为它们蓄意套上西方的光环，它与电影院、汽车、舞厅等其它象征和旧中国是完全分割的。茶馆的改革无疑是文化潮流，但它并未能产生出上海的咖啡店所孕育出的唯智主义。

咖啡店空间的性意涵
在上文中，我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解读了民国时期上海的咖啡和咖啡店，阐述了中国的咖啡店在消费咖啡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种类的能指及所指，同时亦解释了国家的殖民经验，如何使到咖啡店成为包容知识分子夹在欲求与仇恨西方的困境的场域。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梳理出咖啡的社会历史，而是要探讨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因此下文会集中讨论知识分子如何经验，以及如何为空间和活动赋予意义。我不会以简化的方式去理解主体的形成，将主体看成是被动地和人为地受意识形态所建构。40为了要以将上海的咖啡店看成是一个活跃的话语场域，我们需要深入地观察顾客的主体性，以探索空间实践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的丰富性。我所以选择以性别结构为焦点，是因为它是男性知识分子一个划一的集体身份。由于大部份咖啡店的顾客本身都是作家，我选择透过深入研究一些有关咖啡店的作品，以分析他们如何为咖啡店赋予意义的同时，咖啡店又如何指示 (signify) 他们。

鲁迅写作〈革命咖啡店〉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后来会成为公啡的常客。他在文中列出三个他从不光顾这类咖啡店的理由：他不喜欢喝咖啡，宁可选择传统的中国茶；他的时间全都用来研究传统小说，因此没有闲暇；此外，他不如年轻革命家那样，拥有华美的外表。41在鲁迅的批评中，有两点是十分有趣的：首先，鲁迅以嘲笑的口吻，形容自己所以没有成为咖啡店的常客，是因为他没有需要具备的素质：西方品味、闲暇及现代化的外型。换句话说，鲁迅认为咖啡店的空间是由明显的「排拒性」所组成的。如果咖啡店被歌颂为实践新兴的现代文化的场地，过时的或没有文化的就应该让路给新一代。慎之将咖啡店形容为波希米亚的天堂，因为它是一个满差异的场域。可是，鲁迅敏锐地指出这空间的一致性：咖啡店不能忍受过气的事物 (茶)，没有闲情逸致 (低下阶层)，或者未能换上新装的人 (不活跃的消费者)。这种排拒的结构是现代消闲场所的特征，场内所生产的愉悦是以秩序和消费为基础的；因此，这种结构并非上海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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